在中国有这样一位学者：出生于煊赫世家，幼承庭训，长游四方。他留学于英、法、德、美、日、瑞士等著名大学，却不屑谋求任何学位;尚未发表一篇论文，就已蜚声学熟术界。他就是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他也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通晓外语最多的人，共达二十多种，其中多有常人闻所未闻的死文字古语言，却一生不用外语发表论著;国民党撤赴台湾时，作为最主要的“抢救”对象之一，面对诸多大员的多次恳求而不为所动;解放后，他极受优遇，却又提出不学马列，不谈政治，在漫天狂潮中孤寂地枯守一隅。“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他以一个旧式鸿儒的耿介与自恃，坚守着业已冰冷的“精神之学问”，而不愿向时俗稍稍低一下头……他就是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新影集团、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百年巨匠(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百年巨匠》第二季国学篇拍摄的巨匠之一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生于1890年，卒于1969年，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他运用“诗史互证”方法，形成中国史学“新考据学派”。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等。培养的弟子有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在他近八十的一生中经历了重重悲剧。
有人说，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有的人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有的人自由意识太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是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说来也不无道理，更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他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陈寅恪不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几分压抑几分悲凉。
陈寅恪是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可能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若两途的事实，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会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那为什么陈寅恪还要有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这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陈寅恪，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但是，时代能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一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于是，陈寅恪不得不感慨：“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无人理解的孤寂学者。不幸的是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的是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的，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应该是他别有一番情怀。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绕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
很少有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
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陈寅恪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自己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做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陈寅恪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自己只剩下孤独与寂寞。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只能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然而，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他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陈寅恪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毕竟，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论学识，陈寅恪先生被称为“近300年来第一人”;论见识，陈寅恪先生是“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的塔尖;论胆识，陈寅恪先生一身风骨，一生践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因此，如果谈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塔尖上的人物，当然应推陈寅恪——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然而，这样的人格，岂能逃过那些年的风霜?196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含冤而逝，遗嘱没有一个字，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住地流泪。此后，陈寅恪又被遗忘了几十年。
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是博士,但又确实是博士(博学之士)，也即陈寅恪一生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但他真正是博士(指一个人的“内能” )。国学大师梁启超，曾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曾任)极力推荐前者。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又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去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说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大学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云祥听后就聘请了陈寅恪。“特立独行”的陈寅恪先生被誉为“教授之教授”。据说有人问陈寅恪为什么不考博士，陈氏作答考博士实在是浪费时间，哪里比得上利用考博士的时间多学点东西。大学者俞大维自己多次提到陈氏的看法是正确的，并说自己虽是博士但与其相比学问差了不少。世间大儒没有因出于“被动应付世界”而成的。“被动应付者”若能成为其从事行业的“名家”已是万幸，如果“一不小心”成了“大家”乃至“大师”，这“皇帝的新衣”随时都会脱落使的新衣遮盖下的人现了“裸”行!
陈寅恪虽然不是博士，但他却是大师。李嘉诚、盖茨、齐白石、凡高等等无不如是!可能有人会说，你所说是特例中的特例!大师(大家)是自身处处充满矛盾，而矛盾又处处得以协调解决;承认客观规律，合理运用客观规律，并能创造出规律中特例的人。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为何还能坚持学术创作?除了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深受梁启超(或吴宓)举荐外，更多亏了豪门才女夫人唐筼以及一位身为助教的黄萱女士。陈寅恪在国外16年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认为耽误时间，文凭二字，在他眼里不过是废纸一张，后人因之戏称他二无导师。但当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讲台上时，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大家又称他为“活字典”，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课，因此才有人称他是“太老师”、“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其祖陈宝箴、其父陈三立均在晚期政坛上担任过要职。他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年纪轻轻即享有重大国际声誉。这种学识和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堪称百年难遇的一代奇才。陈寅恪一生出版过诸多鸿篇巨著。仅晚年失明所撰《柳如是别传》，就洋洋洒洒八十多万言，三大册摞在一起，比两块砖头还要厚。这些学术著作，当然是教授陈先生的巨大贡献，但何尝不是助教黄女士的巨大贡献呢。尽管陈寅恪一直是和她平辈论交，以“黄先生”相称，并要求子女称呼“周伯母”。惋惜的是63岁的“黄先生”退休时，职称仍是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