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一周年的祭日快到了。这一年来，母亲时常走进我的梦里与我相见。
我怀念我的母亲。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也是值得我永远铭记的一生。
1937年农历11月1日，我母亲出生在一个戴姓大户人家。那时候，我的外公是个类似于今天乡镇街道办主任的基层官员，同时还在街上经营着布行和米行的生意，而我的外婆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勤劳朴实，忠厚善良，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我母亲出生时，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两个弟弟妹妹相继出生。由于外公理财有方，因而全家人衣食是无忧的，生活是富足而稳定的。母亲后来经常回忆这些往事，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小时候，头上手上早就戴上了金银首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外公不但善于做生意，而且还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大舅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当了一辈子的教师，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到龄退休。
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母亲自然而然地在刚懂事的年纪，就被我外公送进了学堂读书，一连读了六年私塾和小学。在当年那个男尊女卑、极少有女孩子念书的年代，母亲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实属不易，也说明了外公的开明。正是这六年的学堂教育，使我母亲受益终生，也间接影响着我家以后所有的一切。
1949年，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一年。那一年，母亲刚好13虚岁(12周岁)。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外公由于对共产党不了解，且又听信了别人的谣言，误判了形势，以为像他那样既做过官、又有钱的地主兼工商业者，肯定有生命之忧。于是，在某一天，悄悄撇下一家老小外出逃亡(其实我外公为人善良，人缘好，手上也没有所谓的血债)，最后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
在这样的凄惨情况下，母亲自然没有办法再读书了。在得到外公的死讯后，我外婆为了生存不得已改嫁他处。我母亲只能跟着教书的大哥生活。为了活命，为了增加家里的一些收入，失学的母亲便和她的大嫂一起，在镇上沿街叫卖自己家做的糕点，换钱购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虽然艰苦，虽然落魄，但也锻炼了母亲，使得母亲变得坚强，学会了精打细算，懂得了生存之道，为应付以后更加困难的生活做好了心里准备。
时间一天天熬过去了，但跟着哥嫂生活总不是长久之计，在好心人的介绍下，1953年，17虚岁的母亲跟着媒人来到了我祖父家，和年长她三岁的我的父亲结婚了。
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是典型的“富家女和穷小子”的结合。我父亲世代务农和穷困，有时还不得不给有钱人打长、短工来维持生计。1941年，父亲8虚岁(7周岁)时，我祖父为了能避免他18虚岁的大儿子、我的大伯不去当壮丁(国民党政府当时规定每家两丁抽一，即家有二男必须有一男去当兵，我父亲刚好兄弟二人)，在“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下，无奈地将他的小儿子、那时还是年幼的我的父亲送人，给十多里外一个村子的一户没男孩的人家做儿子。在做别人家儿子的日子里，小小年级的父亲受尽了养父母的虐待，特别是他的养母，每天除了分配繁杂的农活要我父亲完成外，稍不如意，便动辄给他施以棍棒和老拳。几个月后的一天，父亲的大姐刚好去看望他，看到自己的小弟受这样的折磨，真是非常可怜，回来便向我的祖父母诉说，央求我祖父要回我的父亲。我大伯当时也一再坚持，他情愿去当兵，也不愿意自己的弟弟给别人当儿子，受苦受累受磨难。于是，在我的大伯和大姑妈的要求下，不久我祖父便卖掉了三间瓦房的其中一间，花钱要回了我的父亲。自然，我的大伯父也就被抓去当了壮丁。
可以说，我母亲的童年是幸福的。而我父亲的童年则是苦难的。二者相比，有着天囊之别。想不到后来，当时年仅17虚岁的母亲和20虚岁的父亲，因为时代风云突变的缘故，而毫无情缘地走在了一起，组成一个小家庭。
“你爸爸家真穷啊，想不到连结婚当天盖的被子、挂的蚊帐都是借的。”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跟我提起当年她第一次来到我父亲家的情景。原来，当时在介绍人的带领下，落难的妙龄的母亲只身一人，只带着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到我父亲家，既没有什么聘礼，也没有嫁妆，当然更没有举办什么婚礼仪式，两个年轻人当天见面就算完婚了。结婚当天，母亲看到床上铺着新的棉被，床上挂着新的蚊帐，心想：这家的条件也不是像听说的那么穷嘛。谁知道，结婚第二天，新的被子和蚊帐就都不见了，代替的是补丁摞着补丁的破旧蚊帐和一床破旧棉被。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崭新的棉被和蚊帐都是向隔壁邻居家借来的，结婚当天借用了一天，现在还给人家了。
说起父母亲的结合，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由于我家祖辈贫农，按1949年后的说法，是正宗的贫下中农，我父亲属于是根正苗红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当了村里的基干民兵，为村里的社会治安服务。当时，父亲的一位本家堂叔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在我父亲办理结婚手续时，他劝我父亲说：你老婆家是地主阶级成份，如果要和她结婚，你的基干民兵就当不成了。我父亲当即回复说：“基干民兵可以不当，但老婆我就要娶。”
就这样，曾是富家之女、有一定基础文化知识的落难的母亲，与世代务农家庭穷困没进过校门的文盲父亲成为了夫妻。此后，他们共生育了八个儿女，但由于那时农村生活和卫生条件差，长大成人的只有我们姐弟五人，其余三个都夭折了。母子连心，可以想象，失去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受了多大的痛苦。但无论如何艰难，父母亲也走了过来，两人始终相伴相随、患难与共，携手度过了68个春夏秋冬。
我母亲来到我父亲家后，真的是从“城里”下到农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和开始。为了生活，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那从来没有做过农活的双手，学会了插秧、种地等所有的农活;以前没有摸过柴刀、更没有砍过柴火的母亲，也跟着她的婆婆、我的祖母上山学会了砍柴、捆柴、挑柴;母亲也逐步分辨什么野菜可以吃，什么野果可以充饥……短短的几年，母亲就从一位识文断字的有钱人家的姑娘，蝶变成一个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的打起赤脚下田、拿起柴刀上山的十足的勤劳农妇。
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心灵手巧的人，嫁到我父亲家后，不但很快学会了做各种农活，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生活，而且无私自通地学会了做豆腐、做麦芽糖，学会了做各种酱菜、咸菜，学会了针线活，学会了做米馃、包饺子等各种小吃和农家糕点，学会了做布鞋、纳鞋底等各种技能，还能识别一些草药，并能用草药及其他土方子治疗家人患的一些皮肤病及头痛脑热等简单疾病。
母亲是一个记忆力和心算能力很强的人。直到现在，凡熟知我母亲的人，无不对我母亲的心算能力和超强的记性而佩服。我母亲从童年到暮年，对经历过她生命历程的人和事，基本都记得清清楚楚，一直到耄耋之年也不曾忘记，成了我的活字典。如我爷爷奶奶的生日、去世的日期，尽管过去了几十年，她记得;我外公、外婆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帮助过什么人，交代过什么事情，得到过谁的照顾，她记得;我小时候，家庭经济很是困难，时常要向亲戚、邻居家借钱借粮应急和度日，那时候的人质朴善良，从来没有打过什么借条之类，都是口头约定，而且有的一欠就欠很多年，但我母亲始终记得欠谁家几元几角几分，丝毫不会混肴;家里每个孩子包括她的孙子辈，出生时属于什么时辰(当年没有钟表计时)，我母亲直到80多岁也记得清清楚楚;即便到了古稀之年，我母亲还记得她的儿时玩伴们、私塾同学、邻居及其家人的姓名、住址、家庭状况、逸闻趣事等;就连我读书时学校老师的姓名，以及老师来家访是对我说过什么话，我母亲甚至比我记得还清晰;亲朋好友之间礼尚往来的礼金、礼品等，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母亲也在心中记得明白，分得清楚……以至于我实在想不起这些事情的细节时，都要经常向母亲请教。尽管母亲后来已是年迈，记忆力也仍不减当年。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心算能力，那更是一流。我们作为比她年少几十岁的孩子，也常常自叹弗如。虽然母亲不经常出门，但通过与家人及邻居的闲谈，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也是了然于胸，对外面的市场行情也很了解。每次我父亲去镇上采买物品，母亲事先就心算好了全部费用，等父亲一回来报账，金额往往不差毫厘。以前家里没有计算器、算盘等计算器具，家里所有要加减乘除计算的东西，都是靠母亲的心算，以此来规划和安排家庭的日常生活。比如，父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村里会计每结算一次时，母亲就事先自己在心里算好了数量，两者数据竟然相符;家里养的生猪出卖时，母亲早早就在心里算好了总价;每次父亲将家里的瓜果蔬菜拉到农贸市场上售卖时，母亲就先给父亲算好了单价及相应得到的钱款金额，并计划好这些钱款的用途等等。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个闲不住的人，一辈子都在劳作而没有懈怠过。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做好一家人的早餐，空着肚子再提着一桶全家老小的脏衣服，去池塘边浆洗，洗完衣服后再回来吃早饭，接着喂猪喂鸡和做其他农话。无论春夏秋冬，皆是如此。
农忙时，母亲和男人一样下田“双抢”劳动，插秧、割水稻，挑谷子，捆稻草、耘禾，拔草，样样都来;农闲时，母亲纳鞋底、搓绳子、做咸菜、放牛、砍柴、积肥等等，什么都干，有时候还要和村里的男女劳力一起修水利、造圩。母亲忙完了白天的农话，到了晚上也经常没有停歇的时间，时常要忙到深夜。我记得在小时候，睡到半夜醒来，经常看到母亲在油灯下缝补衣衫、鞋袜，做女红。
就是到了老龄阶段，腿脚不便，没有多少农话可做，母亲也是闲不下来，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后辈干活。如坐在凳子上帮孩子分拣刚从田地里收割来的豆子、蔬菜。拿个竹竿来驱赶偷吃晒在地上粮食的鸟雀、鸡鸭……
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母亲健谈好客，且心地善良，真诚实在，极富亲和力，所以母亲的人缘很好，无论哪里的亲戚，都喜欢来我家做客，也喜欢和母亲交谈，不管是我的祖父母，还是我几个姑妈、伯母及远近亲戚，都和我母亲相处得很融洽，都喜欢到我家来坐坐，和我母亲聊天谈心。甚至我的那些表兄弟、表姐妹们，也喜欢来我家玩，因为我母亲待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主动对他们嘘寒问暖，热情招待他们，关心爱护他们。
母亲为人热情大方。无论左邻右舍，还是亲朋好友，或者是孩子的玩伴、同学，母亲都是尽其所有进行招待。那时虽然家里没有钱来购买瓜果点心，但只要家里有的，母亲都是毫无保留地拿出来招待访客。遇到家里实在没有东西可吃，母亲就到邻居家借肉、借蛋、借面条、借米粉，也要把客人招待好。后来，我们几兄弟外出谋生，当母亲得知一些亲戚朋友或是村里的人家，要办红白事时，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交份子钱。而母亲自己不顾没有任何收入，且是七八十岁的年纪，宁愿苦自己也要把平日省下的一点钱去送礼，以尽自己的心意，从不落下一次。
母亲好与人分享喜悦。父亲一生喜欢抓鱼，也善于抓鱼。每次父亲把从外面的水沟、水田、河渠等处抓来的鱼虾拿回家，母亲总要给左邻右舍送一些过去给他们尝鲜;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或是逢年过节，煮了一些好吃的，母亲总是吩咐我或者弟弟给邻居家送一些过去;家里从田地里采摘了新鲜瓜果蔬菜，或是收获了平时难得的农产品，母亲总是要拿去分给邻居们一些……
母亲是个勤俭持家且有着超前意识的人。几十年前，农村穷，生活苦，而我们家由于孩子多，劳力少，收入少，其穷苦之状尤甚。为了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母亲费尽了心，想尽力了办法。家里有什么物资，母亲总是提前规划好，特别是粮食更要节省着吃。母亲有牢固的节省观念，她常说节省要靠平时养成的习惯，小处着眼，手中要有一定的预留，这样到时候才不会慌了手脚。她常说的一句话“斗米不省，靠石(音dan)米省，省不出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到了上半年，我家里时常缺粮，母亲也就常常为一家人的肚子操心。为了使一家人能吃饱饭，负责煮饭的母亲一年四季都在盘算着如何节省粮食。即使在丰收年和收割稻谷的季节，母亲也要节省着稻米，一日三餐的主食也要配以红薯、芋头、白菜、萝卜等，以便省下粮食到次年上半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急，使家人少饿肚子。
母亲不管钱，家里的钱都是父亲保管着。但母亲对家里有多少钱一清二楚，家里的开支都是母亲计划好，该买什么买多少也是母亲计算好，父亲只管拿钱上市场购买就是。
为了家庭的日常开支，特别为了能支付我的读书费用，母亲费尽了心思，多次不顾与父亲的意见不合，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记得有一次，我读初中的某一天，父亲从水库里抓了一条大约一两斤的鱼回家，准备叫母亲杀了煮了吃，改善一下全家人的伙食。但母亲坚决不同意，非要父亲拿到集市上卖掉，来换取一两元钱给我，充当我的伙食费。父亲对此十分不愿意，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但终究拗不过母亲，最后还是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了。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母亲为了这个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总是想方设法说服父亲克服困难，多找些事情做来增加家里的收入。父亲一直有头晕的毛病，体质一直不好，时不时生些小病，所以一些农活父亲也不愿意去做，母亲就不厌其烦地对父亲晓以利害，好说歹说，父亲最后也只得免于其难，在身体能基本承受的情况下，给人帮工赚一些钱补贴家用。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村有一两户人家，因为其家人从事其他行业而缺少种田的劳力，每到农忙时需要请帮工，工资为一天一元钱，或以田亩数定价钱，村里有些人认为其工价低而不愿意去。这时，母亲就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去承包下来，去帮工赚钱，同时为了减轻父亲的劳动强度，母亲自己也陪着父亲一起去下田干活。
正因为有了母亲的勤俭持家，虽然家里生活穷，但我们也没有挨饿受冻， 一家人平平安安度过了那段不算短的困难的时光。
母亲是个厨艺很不错的人。她没有学过专门的厨艺，最多也就是小时候跟着我外婆做饭。经过自己多年间的摸索和实践，母亲烧的菜，可谓色香味齐全，尤其是在她的中青年阶段，厨艺甚好。凡吃过我母亲炒的菜的人，包括亲戚朋友、邻居，居家做活的手艺师傅，以及我很多要好的同学，都夸我母亲手艺好，做的菜好吃。
母亲不但做菜手艺好，而且善于从不多的食材中调配菜的种类。有时候有客人突然造访，家里没有准备好食材，母亲就像变戏法似的搞出几个菜来，让客人满意而归。
我小时候，村里的邻里关系还是很和睦的。每年正月，邻里之间都是互相请客吃饭，每到这时，虽然家里没有钱去购买食材，但母亲都能从家里面既有的食材，或临时从菜地里采摘一些蔬菜，做出至少10个以上的菜品，来宴请乡亲们，努力让大家吃得满意。
母亲是个一辈子对子女无私付出、而从不为自己考虑的人。母亲劳累一生，从没想过自己要享受什么，总是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减轻负担。我们兄弟几个长大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一个个都陆续外出谋生。老家就剩下他们老两口孤独相守。虽然母亲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待在身边，但她很能明白事理，也体谅我们在外谋生的不易，总是叮嘱我们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在他乡平平安安，不要考虑他们的问题。平时，我与母亲通电话，说想回去看望一下他们时，母亲总是阻止，说：“我和你爸身体好，没什么大事就不要回来，一回来就要花费路费。”过年时，我想着要给父母亲买点礼物，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不要买什么东西，我和你爸年纪大，吃不了什么。”当我坚持要买些什么的时候，母亲就说：“如果实在要买，就带一点鸡蛋糕回来。”一斤蛋糕10块钱，我知道母亲怕我花钱，就选了这个花费不到10元钱的“礼物”给她。
为了不增加孩子的经济负担，母亲在70岁时，就主导准备了她和我父亲的寿材。那时我就问母亲，为什么现在就要做好棺材。母亲说：我和你爸都有70多岁了，人是反背走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现在木料不贵，做棺材费用便宜些，不然到时候我和你爸突然哪天“走”了，临时买棺材很贵，那时你们几兄弟负担就重了，干脆现在两口棺材就做好，也为你们兄弟省一些钱。
就这样，父母老两口把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省下来的6000元钱，委托我姐夫买了木料请师傅做了两口棺材，可惜的是，在2018年下半年，在江西省收缴棺材的运动中，母亲和父亲的两口用上乘杉木打造的棺材，和村里其他老人的棺材一起，被政府收缴捣毁了(此后镇政府给被限时收缴的每口棺材只补贴了1000元)。为此，父母亲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
随着母亲和父亲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时常患一些毛病。我得知后，想回去看望，母亲总是阻止，说他们得的不是什么大病，不是万不得已，叫我不要回去，因为路途遥远，回去要花不少钱，回去一趟也不容易。无奈，我只能委托年纪也不轻的姐姐和姐夫时常去看望一下父母，或带父母去村诊所、镇医院诊治。父母去世前的最后几年，身体状况均不太好，我就多次偷偷开车回去，事先也不告诉母亲，因为事先告诉她，她肯定要阻止我，怕我花钱，即使同意我回去，也是一路上电话打个不停，反复交代我要开慢些，注意安全等等。
母亲怕麻烦儿女，总是想为孩子分担一些什么。父亲70多岁时，母亲还要求他去种粮、种菜。对此，我很不理解。而母亲的解释是：虽然老头子年龄大了 ，但还能动，种点粮自己吃，就不用花钱去市场买米吃，可以节省下不少钱，孩子们也能少给点钱他们用;种一些菜，孩子们回来过年吃菜就可以直接去地里去采摘，而不用去集市上去买，也可以省下钱。同时，孩子们过年后外出时，还可以带一些老家的菜出去，一到居住地就可以开伙做饭，不用临时匆匆忙忙去外面买菜做饭……
直到五年前，母亲83岁的时候，因为腿脚不好，还跌倒了几次，一只手臂还无法举起，实在无法自己做饭洗衣，才不得不同意两个儿媳在老家照顾他们。但即使如此，母亲还是坚持自己的内衣自己洗，自己洗澡洗脸的水自己烧，就在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还自己烧水洗脸擦身。用母亲自己的话说——自己能做的自己做，尽量不给儿媳“添麻烦”。母亲总是对我们说，希望老天保佑她和父亲“走”时，干净利索，不要长时间瘫痪在床上，而增加儿女的烦恼和负担，耽误孩子赚钱，影响和拖累儿女的生活。
我母亲就是这样，处处为孩子着想，为他人着想。
迎来送往——是母亲30年多来对儿子、孙子回家、离家的一贯的、雷打不动的做法。每当听闻我们几兄弟哪个要从外地回去了，母亲和父亲就早早地在公路边或村口等候孩子的回来，不管等的时间有多长，也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有几次我开着车天黑时分才到老家，看到年迈的双亲互相搀扶着，冒着寒风，站在路边等着我的归来，不禁瞬间泪目。而对于每个孩子们的每一次离家外出求学、谋生，母亲更是牵肠挂肚，或者和父亲一起送孩子到公路边上等大巴，或者吩咐父亲帮着提行李，一路陪伴孩子到镇上的汽车站坐车。直到汽车已经开远了，父母亲才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走路回家。“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这首古诗，就是我父母对儿女的真实写照啊。
我每次外出时，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到了目的地后，一定要打个电话给她报平安。以前家里没有手机，母亲就要我把电话打到邻居家，她去接听，再怎么晚，也要等接到我的电话才放心。后来，母亲买了一部“老人机”手机，我就时常打电话给母亲。因为母亲识字，全家人的电话号码和一些亲戚的电话号码，母亲都一一记在一个本子上，接电话、打电话都是母亲的事。有几次，我忘记到了约定的时候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马上把电话打过来询问情况，得知我一切平安时，才舒了一口气。其牵挂儿子之情，真的无法言表。
我母亲自17岁和父亲结婚后，六七十年来，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操劳，除了田地里的农活由父亲做主外，其他事务都是母亲来安排。久而久之，加上生活贫困和日夜劳作，母亲养成了话多啰嗦和急性子的脾性，导致年轻人不太爱听母亲的啰嗦话语，有时候还认为母亲真烦人。多年前，我也对母亲的“啰嗦”有过多次的顶撞，让母亲伤心落泪、哭泣，现在想想，真是太不应该。现在母亲不在了，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啰嗦”话了，每每想到这，心里就一阵难受。
母亲是个对我父亲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的人。尽管母亲和父亲的结合是个偶然，他们之前不认识，对彼此的情况、性格不了解，也没有经历过所谓花前月下的“恋爱”过程。可以说，我父母的婚姻是个“先结婚，后也无恋爱”的传统和保守的婚姻。但母亲凭着善良的本性和朴素的情感，一辈子对父亲照顾、关爱有加，尽管两人之间因性格和琐事发生过不少的磕磕碰碰，甚至无数次的吵闹矛盾，但最终总会归于风平浪静,携手一起度过了平凡的68个岁月。
父亲一辈子比较挑食，年轻时农活重，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吃不消，总是想尽办法满足父亲的口欲，在那个粮荒的年代，母亲自己宁愿吃糠咽菜，省下不多的大米饭给父亲吃。每次和父亲闹了矛盾，母亲就会向孩子们诉苦，说如果不是自己天天吃腌菜拌饭，或是吃萝卜白菜芋头等混合的稀饭，而留着干饭给你爸吃，你爸早就饿死了。对此，父亲自己也不止一次对我说：“如果不是你妈年轻时省着白米饭给我吃，我就活不过那个缺粮的年代，因为我一贯嘴刁，挑食，吃不下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父亲的身体素质一直赢弱，我从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时常头晕，有时在大年除夕晚上，母亲做好了年夜饭等着大家一起上桌来享用，突然父亲说他身体难受、头晕，接着就往床上躺。这个头晕的毛病伴随了父亲一辈子。为此，母亲也一辈子担心父亲、牵挂父亲的身体。父亲去外面劳作，母亲尽可能地陪伴，担心父亲头晕倒在外面，如果实在没办法陪同父亲一起外出，母亲也要交代邻居或其他人帮忙关注父亲的情况。
父亲在75岁以后，在我们的要求下，母亲就不再要求父亲下田种粮了。只在自己的菜地里种些蔬菜。要种菜，就得经常给菜浇水、施肥。一旦父亲挑着担子去菜地里给蔬菜浇水、施肥，母亲就不厌其烦地交代父亲要少挑一些水，少挑一些肥料，走窄窄的田埂路要特别小心，防止跌倒，一旦父亲没按时回来，母亲就担心得不行，不顾自己腿脚不便，拄个拐杖一步一挪艰难地往菜地的方向去找寻父亲。每当这时，村里的人看到母亲艰难行走，连忙一边搬个凳子让母亲坐下休息，一边问我母亲走路都这么困难了，为什么还要出来，且还走了这么长的路。母亲就解释说：我家老头子去菜地里浇水去了，还没回来，我担心他的身体，他有个头晕的毛病，怕他跌倒，所以就来找他了……
鲁迅先生说，“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我想，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吧。母亲一辈子辛勤劳作，为儿女付出，为他人着想，在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终于累了，追随老伴而去。2023年5月9日下午4时半左右，87岁的母亲毫无征兆地猝然而逝，寿终内室。遗憾的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个也没有在她的身边，也没有听到母亲临终的遗言。
母亲“走”了，实现了她生前希望的“没有中风瘫痪，没有痛苦折磨”而“走”的愿望，和88岁我的父亲一样，都没有遭受病痛的长期折磨，也没有拖累后辈长时间的床前端茶送饭的伺候，干干净净地无痛苦驾鹤西去。这，也许是父母亲生前一贯做好人、做好事而上天给予他们的福报吧。
母亲的一生犹如彗星划过，虽不耀眼，但其光芒永驻在我的心中;母亲的一生犹如一本故事书，虽平凡但值得我永远阅读;母亲的一生犹如一根燃烧的蜡烛，虽然火光微弱，但在黑暗中点亮着希望，也照亮着我的未来。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然也。
母亲去世了，我再也听不到她亲切且“啰嗦”的话语了，在春节前再也接不到母亲打来的声声唤儿归的电话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母亲虽然不在了，但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却时刻在我脑海中浮现，她生前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我铭记在心中。
母亲，我永远怀念您!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