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早就有撰写此文的念头了，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老师》，这种写作冲动就更加强烈了。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不禁思绪万千，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位位可敬可亲可爱可感的师长形象。他们或高大或矮小，或肥胖或瘦削，或清晰或模糊，可记忆中面目总是那样的亲善慈爱。是他们用心血和耐心、用才华与技巧开启我们智慧的大门，为我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激他们，要记下他们的培育之恩，记下他们留于我记忆深处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让他们在我的集子里占有一席之地，使之躺在文学画廊里，如同其他伟人的恩师那样在历史的长河里千古流芳，闪射出平凡的教师匠人格的光辉与魅力。
我父亲比较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我仅仅五六岁他就让我“背上书包”了。那时与我同龄的或大我一两岁的小伙伴，诸如阿华、日旺、王沛等都可在家逍遥自在。我十分羡慕他们，但不敢也无法违抗父命，只好“乖乖就范”，与大姐、姑姑一起上学去。
当时我读的那所小学——平太小学，在本地小有名气，是一间公办的完全小学，每级两个班。校址设在王氏大宗祠，改造得不错，教室不很明亮但较为宽敞。当时的校长是我的堂叔王秀，我管他叫二叔的。记得他当时很年轻，仅三十来岁，斯斯文文。平时对人十分友善，面带笑容，与教师也相处融洽，但庄重场合十分严肃，深得师生的尊敬与爱戴。记得有一次，午休期间，我们早来的一班同学在学校门口的运动场上嬉戏，大声喧哗。他闻声出来制止。待他回去后，我们又不由自主地喧哗起来。他发觉后，悄悄地开门走了出来，拿着一个鸡蛋向那些大些的顽童掷过来，可不偏不倚，正掷着我的脊背。本来一个鸡蛋投过来，砸着并不是很痛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却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其他同学见状一哄散去了。此时二叔赶忙走过来，对我好言相劝，宽慰我，问我疼不疼，并拿出手帕来替我拭眼泪，还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并拿出几个糖果塞给我，勉励我守纪听话，好好学习。可惜，在我读三年级的那一年，他被调到县府任职去了。调离那天，当他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少同学都流下了热泪。此后，由林任贤主任管学校的全面工作。
小学期间，任我们课的老师有李则尘老师、王文卓老师、袁仁军老师、王福英老师、莫庆兰老师、彭扬芬老师、陈耀明老师、陈国新老师，此外还有担任全校音乐的林任贤主任。因为时间久远，有姓有名的老师我就只能记住这么几个了。要说启蒙老师，首先是李则尘老师和王文卓老师。李老师教我们班的语文兼班主任，记忆中她是一位年轻的漂亮的女人，也是那间学校唯一的女老师。她风姿绰约，一头秀发，站在讲台上，像一株亭亭玉立的满树花儿的小木棉。说来可笑，那时我心里想，长大后若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该多好啊!同学们爱屋及乌，因此都非常用心听课。她的汉语拼音知识很棒，发音准确，但我因年纪太小，加之孤寂内向，成绩很不好，她也从不嫌弃我，还经常鼓励我。她除了教我们读书识字外，还教我们唱歌、跳舞、画画、做游戏……可惜她只教我们一年，就不知调到哪里去了。几十年来都杳无消息，这就像梦幻中的仙女，往往一遇而不知所踪……敬爱的李老师，我们多么想念您啊!教我一年级算术的是王文卓老师。据说他是一位代课老师，他责任心十分强，对学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儿。说实话，那些阿拉伯数字，那些简易的计算方法，我都得到他的“真传”，记忆最深的是他教我们写那个开口的“9”字，如今看来虽然不够规范。作为一个男教教师，他的脾气有点躁，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我们进步，他高兴;我们不会，他焦躁。他有一条教鞭，除用于教学外，还用来惩治那些顽童、睡虫、懒虫，不少同学都领教过他那条教鞭的“高招”。当时，同学们流行这么几句：“大银涌村有个王文卓，上到平太打同学。”其实，他哪里存心肯打我们?那是魏巍的蔡芸芝先生的“教鞭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的那一种呢。说真的，有时只是对他和我们同班的两个儿子才肯动真格，因为他那时或许信奉师道尊严和“棍头出好子”的信条吧。他和李老师一样，只教我们一年，便弃教走他悬壶济世之路去了。后来，我每每见到他，都不敢叫他，不知叫他医生还是老师好，只是微微一笑便走开了。如今想来，这实在不应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读二年级时，教我们班的语文是王福英老师。此君身材高大，衣着十分朴素，当时他已一把年纪了，戴一副老花眼镜，样子十分慈善，因此同学们都不怕他。一些同学上课常常搞恶作剧。对此，他的“杀手锏”是佯装生气走出教室去。起初三几次尚且有效。但他反复如此使用就不灵验了，加之他常常不一会儿又“乖乖”的走进来，“说话不算数”，同学们就再也不买他的账了。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教生字，当他教认“福”字时，他大声地带着读：“福气的福，幸福的福，祸福的福……”可有一位同学却大声地嚷着：“福英的——福——”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的，可他却没一点生气的样子，只是微微一笑，说：“对，老师的名字也是这个福。”此时引起同学们的一阵哄笑……他工作十分负责，从不缺学生一节课。要知道，当时的教师待遇十分微薄。他的妻子在农村，既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又要回家做家务，担子之重，不言而喻。说来十分愧疚，一个如此良苦用心的老师竟没得到我们的尊重，一些同学反而用恶搞来“回敬”他，这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和无知!我们直到长大成人，直到也为人师时，才觉得王老师心灵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
教我们三年级的老师，其他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班主任袁仁军老师，他刚师范毕业分配到这里来。他个子不很高，长得十分秀气，我们都很喜欢他。而教我们四年级的语文是陈耀明老师。他出身行伍，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当门两个金牙，浑身军人气概。闲暇时他经常一边弹琴一边唱粤剧，不亦乐乎。他对学生很严，同学们没有不怕他的。他提倡师道尊严，有谁上课违反纪律或者瞌睡，他便以“大棍侍候”。也因为这样，听说他曾遭到学校领导的批评。他教学确有三两下，尤其是指导学生作文，他常常把作文课和学生的活动与生活结合起来，这样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大家都视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写作水平提高很快。那年“六一”儿童节，我和姐姐都被推荐参加学校的现场作文竞赛。结果，高小组和初小组的第一名都被我们姐弟俩囊括了，引起全校的轰动，很是快意!
我升上五年级时，接手教我班语文、地理及班主任是一位老者，名叫彭扬芬的，人称“彭老狗”。他穿戴十分讲究，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油光可鉴，好一副老学究风度。据说他原来执教于广州市某校，还有一官半职的，因为在反右斗争中被累及而被下放到这里来，做一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这是他的不幸而却又是我们的大幸。他说话(讲课)缓慢而又抑扬顿挫，听起来清楚明白，而又很舒服。平时一些顽皮的同学常常摹仿他的腔调说话，并以此为乐。教我们五年级算术的，那是莫庆兰老师，他一直跟上六年级。那些四则混合运算、追及应用题在他的深入分析下，我们都掌握得比较好。可他晚年患中风偏瘫症，十分痛苦，我曾看过几次他，尤其是他临危时，我不顾妻子的反对还是坚持去送他最后一程，聊表我对恩师的深情。
我们念六年级那年适逢十年浩劫开始，可怜小学这块“芳草地”，也备受蹂躏与摧残。我们要隔三差五地参加公社革委会的批斗会，学校处于停课半停课状态。不少同学戴上红袖章成为革命小将，要革当权派的命，革“臭老九”的命。原本好端端的求学之所，一夜之间成为硝烟弥漫的革命大批判的战场。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对象当数家庭出身地主的陈耀明老师，还有学校的当权派林任贤主任，尤其是陈耀明老师被视之为牛鬼蛇神。有人揭发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证据是他教学生那个“嬲”字，并由此演绎开去。我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而靠边站，像三五个其他同学那样无缘于“红袖章”，精神备受打击，那些革命小将和当时的班主任似乎都视我为另类，要与我划清界限。那年因文革初中停止招生。小学毕业只得延缓一年，语文课学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学习毛泽东诗词。欣幸得很，因为语文老师陈国新深入透彻的分析讲解，三令五申的强调背诵，使我增强了语感，也培养了学习旧体诗的兴趣……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尊敬的读者，你们也许腻了吧。但是我在兴起处，还未肯就此打住，我要告诉你们，启蒙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我的“启蒙”老师的心灵是多么的伟大，灵魂是多么的美丽与阔广。古人云：“天地君亲师。”可见，古之圣贤是把老师与天地、与国君、与父母相提并论的，他们对老师是多么的尊重与爱戴!如今我能有今天，如古人说的那样“吃朝庭俸禄”，怎么可以不为他们而写些粗拙的文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