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卫是我的姑父，按习俗我该喊他幺姑爹，但是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喊他老卫，他初来向小姑提亲时，母亲教我喊他老卫爺。后来，他与小姑成亲，真正成了彭氏门中的姑爷，我却死活不愿意改口，执拗地认为“幺姑爹”是对老头子的称呼，与老卫一点也不相符。老卫性格随和，并不介意我连名带称呼喊他，在这样的默许下，我就任性地喊了他一辈子老卫爺。
老卫的家在邻村，满眼的红土地，极其广阔、平顺，只是比较干旱缺水，主要靠种植烤烟和玉米为生。老卫属于我们那一带最先富起来的代表，是远近闻名的种烟能手，更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时髦青年。关于这一点，他家相框里的照片可以为证。这是一张有些泛黄的老照片，年轻的老卫烫着爆炸式头发,穿着灰色西装和喇叭裤，肩上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的包谷。
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老卫，一米八几的个头，瓜子脸，不胖不瘦，在当地小伙中算得上一表人才，还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深得乡邻的爱戴。在他家做客时，我时常听见有人在院墙下喊：“老卫，X家和X家吵架了，快去瞧瞧!”“老卫，村头的路被冲塌了，快找人去修修!”“老卫，明天开拖拉机帮我家拉一天包谷嘛!”“老卫，我家明天上抬木头，人手不够，你来帮一下忙嘛!”这些喊声总是在饭点前后响起，老卫从来也不恼，一边答应着一边端了饭碗出去瞧，能劝的劝，能安排的安排，该帮忙的也帮忙，一顿饭的功夫经常就这样在走来走去中度过了。恰巧那一段电视上在热播赵本山的《一村之长》，很多人都说老卫与剧中的郝运来简直太像了，不仅仅是长相，就连与村邻相处的模式都如出一撤，后来就连我父亲也说像极了，每次只要他来我家，就大声喊：“老卫村长你好呀!”
听母亲讲，老卫的母亲四十多岁便守寡，独自一人抚育子女六人，且个顶个的都很优秀。老卫在家排行老五，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小妹，他来向小姑提亲时，只有二十来岁，却已带着母亲和小妹独自过活多年,还盖起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宽敞院落。母亲与老卫是娘家亲戚，从他来说媳妇开始，白天在爷爷家干活，晚上基本都是宿在我家，想吃什么，要用什么，从来都是自己动手，完全没有一点新姑爷的矜持样子。晚上，我们一家子坐在火塘边闲聊时，母亲总是无限怜惜地说：“老卫真是不容易，小小年纪就独立撑起一个家，十五六岁就开始抬石头、挑泥巴盖房子，活活苦出了驼背。”他却嬉笑着说：“二嫂，没得事，反正我都太高了，压弯一点正合适。”小姑也时常拿手捶他的背脊，说是捶着捶着就抻展了
老卫对开车这件事天赋异禀，是我们邻近村庄里最先拥有三种以上车辆的人，无论是拖拉机、摩托车还是农用车、面包车，他都能无师自通、顺顺溜溜驾驶。在那个时代的农村，能同时拥有多种车辆并且能顺溜驾驶，真是一件无比洋气的事情，我们因此无比喜爱又崇拜老卫，每次只要他来，还在村口就有成群的孩子围着他，哪怕马上就要吃饭了，我们也要死皮赖脸爬上龙头或车厢坐他的车。老卫总是呵呵地笑着，轮番带我们骑上大马路去兜风。
放了暑假，我们也喜欢邀约着去小姑家玩。小姑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侄儿侄女有十几个，老卫从不嫌弃我们吵嚷，每次去他家都让小姑拿出最好吃的招待我们，下午收工了还要开着拖拉机带我们去集市兜风，随我们在商店里疯狂买零食吃。这样的宠溺常常让我们乐不思蜀，在他家一待就是七八天，直到父母催无数次才想起回家的事。
在我们要回家的头天，老卫通常是不干活的，早上领我们去捡菌子，白天在家杀鸡、煮火腿、炒花生，轮番带我们骑摩托车开洋荤。他们村多梨树，偏巧我们村又没有，吃过晚饭，老卫会领着我们背着篮子漫山遍野攀树摘梨，大猴小猴缀满树枝，吃的吃，嚷的嚷，简直要闹翻天。傍晚回村时，大大小小一群人叽叽呱呱经过人家的院墙，惹得狗儿们狂吠不止。女孩子们吓得赶紧跑，老卫和哥哥们则故意“汪汪汪”学狗叫，直逗得那些关在院墙内的大狗小狗扒着门缝嘶吼。主人听不得了，就拿着棍子追出来，发现是老卫，只得笑着说：“卫村长，原来是你!”
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哥哥姐姐们一个接一个地婚嫁，在最初成家立业的日子，谁要有了什么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老卫，诸如找他借钱、请他帮忙运输东西、请他帮忙盖房子的事情隔三差五地发生着。老卫从不拒绝谁，力所能及地回应着所有的请求。我和妹妹继续求学，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搭到班车，老卫心疼我们年纪小难得走，每到开学总是骑着摩托车轮番接送，坑洼的红泥路上，一年又一年，一趟又一趟，风里来雨里去……老卫，成了我们除父母之外，最依赖、最亲近的长辈。这样的亲密，连小姑也“吃醋”了，有一次还戳着我的脑门说：“老卫爺，老卫爺，一个二个都喜欢老卫爺!”
最记得九十年代末期，农村经济不景气，卖了烤烟拿不到现款，农产品严重滞销，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紧巴。那年，我正好念大二，妹妹读中专，临到开学时，父母几乎借遍所有亲戚朋友也没凑够学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只得又去了小姑家。傍晚，我跟着他们夫妻去玉米地干活。老卫戴着草帽在前面丢肥料，我和小姑在后面锄草、培土。我悄悄告诉小姑如果再借不到钱，我就不读书了。小姑为难地说：“你老卫爺才买了新拖拉机，晓得给还有多余的钱。”老卫似乎听见我们在说什么，回头笑着说：“小娃儿家干着急什么?快帮我把活干完，无论差多少学费我都给你补齐咯。”说着给我比了一个“OK”的洋手势，又转身迈着太空步，吹着口哨继续丢肥料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老卫把留着修围墙的钱6000元借给了我家，那堵围墙却在秋收的暴雨中豁了一个大口子，弄得鸡鸭满天飞。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年地过去，长大后的我们，各自忙碌着，集体去小姑家玩耍的次数越来越少，尤其父亲、大伯、三叔、四叔相继去世后，我就更不愿回乡去触及心底的伤感。但是每到假期，老卫总会打电话来催：“快回来呀，鸡枞菌子都捡好了!”“快回来，桔子黄得很了!”“搞快点，你喜欢的葡萄熟了呢!”于是我真的就回去了，先回村邀约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群人拖家带口，叽叽喳喳闹着赶往小姑家。在长满葡萄藤的院子里，老卫可高兴了，迈着久违的太空步，挽着袖子，吹着口哨，杀鸡、宰鸭、砍火腿，红铜火锅里冒着吱吱的热气，飘出浓浓的火腿香，一大家子热热络络地聊着天，吃着喷香的饭菜，享受着老卫和小姑给予我们的特别温暖。
前些年，老卫的女儿和儿子也相继成家，并先后有了孩子。老卫升级做了外公和爷爷，乐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时常奔波六七百公里往返于家和成都之间，一边忙着伺弄地里的庄稼，一边在城里帮着带孙子、孙女，偶有空闲就开着农用车帮人拉砖、拉粮食，努力挣钱贴补儿女在成都买房子。我们去他家的次数比以前更少了些，但是他每次进城或路过，一定会来看看我们，怀里抱着老母鸡，手上提着板栗和花生，彼此聊一会儿，笑一会儿，吃一顿随便的饭，日子就又回到了曾经。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是五年前的一个中午，我接到大哥打来的电话，“快回来，老卫爺没有了，被车撞了!血肉模糊了”一股冷气“嗖”地从脚底冒起，直窜头顶，我浑身颤抖，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这世上再也没有了老卫爺!原来那天早晨老卫发动车子准备去帮人拉砖，正好他二哥来请他吃晚饭，弟兄俩商议着走进堂屋去喝茶，突然听见汽车的轰鸣声，老卫赶紧跑出来看，刚把头伸出大门，那辆因刹车失灵而自动倒滑的农用车也刚好到达门口，“咔嚓”一声巨响，老卫的头颅就被钢铁的魔兽击碎、吞噬了。站在院子里的小姑听见惨叫声，赶紧跑出来看，老卫已经脑浆迸裂地倒在了血泊之中，还来不及呻吟就没了气息，唯有那钢铁的魔兽继续呼啸着疾驰向坡底的深沟。
那天，老卫的儿子和女儿，还有我们这些侄儿侄女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我们又相聚在那个曾经热络的小院里，葡萄藤又绿茵茵的了，一串串的小葡萄翠绿欲滴，三角梅开得正艳，多想在进门的时候听见老卫喊：“你们回来了，马上开饭了!”多想再听他吹一次口哨，再尾随他走一次太空步，再让他骑着摩托车带我们去兜一次风，可惜一切都不能够了，老卫安静地躺在黑漆棺材里，一动也不动，头上蒙着白布，渗着斑斑的血迹。老卫的母亲(我的亲奶)蜷在沙发上，八十多岁的老人闭着眼睛嘤嘤地哭泣。小姑眼含着热泪，步履蹒跚地忙进忙出，还有许多别的细碎的哭声在葡萄架的上空此起彼伏。
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红土地，许多人抬着黑漆棺材去了山坡，送别的人群排了几里路，黑压压的人群，血红的泥巴路，成了老卫最后的归路。山坡上，新挖的井坑殷红如血，人们从四方提着麻绳，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老卫放落到土坑里。红土映照着漆黑的棺木，刺得人睁不开眼。开始清棺了，有人挪开棺盖，揭开蒙在老卫头上的白布，果真是脑浆迸裂、血肉模糊了。我的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我的最可爱的老卫爺没有了，他一定是太疼了!
棺盖又合上了，我们晚辈跪在井坑旁，弯着腰牵起后衣襟，几个年长的妇女把红土捧进我们的衣襟里，指挥着我们绕着井坑一圈一圈抖落红土，“哐当哐当”，土坷垃敲击着棺木发出闷响，一声声敲击着活着的人的心扉，掩埋着老卫的躯体。大大小小的晚辈哭泣着，一圈又一圈，一回又一回，默默为老卫垒起最后的居所。红土渐渐掩埋了黑漆的棺材，青壮年们搬来石头，挑来泥巴，很快垒好了坟堆。
世间再无老卫，我也再无老卫爺!泪水又模糊了我的眼晴。
年长的妇女招呼着人群往回走，一路拖长了声音喊：“老卫，你一个人慢慢地去了，放手让大大小小的娃娃们回家了!”一遍又一遍，一声又一声在松林里回响。“呱啊呱啊”，成群的乌鸦在林子的上空盘旋，飞来飞去地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