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彩，非女性，纯爷们儿。
他参加过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毛主席儿子毛岸英一样，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机要参谋。
六十年前，他参加抗美援朝回国时，因名字后面没注性别，工作人员把“她”安排到女兵车厢。结果上车才发现，名单上的“闺女儿”原来是男娃儿。
所以，介绍余凤彩，需先介绍性别，人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有过一般人没有的经历，也受过普通人没受的磨难。他品德高尚，随遇而安，任劳任怨，温良恭谦。
他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高统帅机关被贬基层，又从基层擢升“宫中”。党组织还他以清白，历史最终给了他一个公道。
初识余凤彩
1972年，我在新乡军分区司令部通信科任收发，四个兜军装，行政23级干部，月薪52元，每年8尺军用布票。
次年下半年，分区机关调来一瘦高个儿，夫妻俩带一双女儿住分区礼堂三楼东头两间库房，和我的收发室相隔后勤部卫生科八间平房，约200米。
男的，戴一副高度近视镜，长相精干，说话和气，走路“外八字”，潇洒自然。
女的，有双漂亮大眼睛，端庄靓丽，动作麻利，常带俩女儿去卫生科拿药看病。
下班回家，他常去收发室找当天的《参考消息》。
“有今天的《参考消息》吗?”他面带笑容，习惯用手往上推下眼镜，腼腆地问我。
“有啊!”我顺手从一塌报纸中抽出《参考消息》，递给他。
“谢谢!”他向我点头、微笑。
“不客气!”我朝他微笑、点头。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我姓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在哪科工作。
“有参考消息吗?”他每次都这句话。
“还看其他报纸吗”?我问他。
“嘿嘿!《解放军报》，有吗?”他有点儿不好意思。
“有啊!《解放军报》多的是，随便看!”我又把《解放军报》递给他，他咧嘴笑笑。
“哎!您哪科的啊?”我借机问他。
“司令部动员科。”他把报纸卷起来夹在腋下，我们站着说话。
“科长?”我估摸着他的年龄，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猜想着问。
他笑了一下，“不是，参谋。”
“您贵姓?”他客气地小声问我。
“免贵，姓冯，冯红军。二马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红军'俩字”。我给他解释着我上高中时的名字。
“您呢?”我问他。
“余凤彩”。他怕我听不清楚，从办公桌的笔筒里抽出铅笔，在一本信签纸的背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啊?余凤彩?您怎么起了个女人名字?”我笑着、不解地问他。
他只是尴尬地笑着、憨厚地笑着、笑着------
余凤彩和夫人王占英
农场干部
1974年秋，我和余凤彩参加了省军区组织为期三个月的参谋业务六会(会写、会画、会传、会读、会记、会算)集训班。第一个月在汤阴集训战术，后俩月在安阳学习理论。同期参训的分区干部还有：政治部干部科干事刘光忠、宣传科干事梁永钦、秘书科秘书殷时全和县人武部干部潘金生(获嘉副政委)、杨清贵(博爱政工科长)、焦成喜(博爱参谋)、魏全洲(辉县参谋)、康贺全(孟县秘书)、梁金贵和覃华满(新乡县参谋、干事)。
参训人员从吹号起床、集合站队，站岗放哨、熄灯睡觉，一日生活制度全部按连队要求，没有任何特殊。
我们住在汤阴县城内距岳飞庙不远的县委党校，除上大课在党校礼堂外，每个人的铺位，便是日常学习讨论、整理笔记和班务会地方。我的铺位左侧，刚好是余凤彩。
“老余，咱俩挨铺，小心晚上解手找不到眼镜!”我和老余边整理内务边开玩笑。
“找不到眼镜?肯定是你藏起来了，老实交待!”老余快速反应。
老余不戴眼镜，眯起眼走路的样子非常可爱，我和康贺全常把眼镜藏起来，逗他投降。这时，老余总会乖乖地举起一只手，连喊“投降、投降，快把眼镜拿来!”
每天晚饭后，战友们三五成群，在城内的大街上遛弯，在城外的河堤上散步，舒解着训练的疲劳，谈笑着生活的趣事，感受着岳飞故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纳着英雄家乡“精忠报国”的灵润。
“老余，您原来在哪个部队啊?”我和他边走边聊。
“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其实也是农场。”
“农场?”由此我联想到“新乡军分区修武农场”。
修武农场，位于修武县五里源乡卧龙岗村西侧和小张庄村南侧均约一华里处，是“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因农场产权和干部配置属新乡军分区管理，所以也叫“分区修武农场”。
修武农场“犯人”监区的看守任务，主要由分区独立连负责，“犯人”出监劳动改造，由公安机关负责。
农场监狱配有管教干部和军医，如管教干部王余庆、党双全和军医周志广等，都是军队干部。但当时，他们都是组织上认为有历史问题被审查干部。
我入伍分配到独立连第二天，我们班就在副连长田逢太带领下，从新乡市徒步到修武农场换防执勤。所以，提到农场，我并不陌生。
“您在农场干什么工作呢?”我想把老余工作的农场和我熟悉的农场相联系。
“什么都干。喂猪、种菜、种地、浇水，都干过。”老余好像不愿谈这些事情。
“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呢?”我还想继续了解。
“她也是在江西一个五七干校劳动。现在新乡市邮电局。”
“噢?你俩都是农场干部啊!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江西。其实我也熟悉农场，刚入伍就到分区修武农场执勤，看守犯人。”
老余没再回答。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抬头望着星空，一双坚毅犀利的目光闪过一丝惆怅。戴上眼镜，他似乎又陷入一种莫名的无奈之中。
话不投机。“天不早了，咱们回吧?”我征求老余意见。
“行，回吧!”老余点头。
这次聊天，我知道老余他们是从“农场”来的，但为什么不愿谈农场，却产生了一连串疑问。莫非，他们也像王余庆、党双全、周志广那样，有什么个人问题被组织审查才下放农场的?疑问埋在心中。
在新乡军分区工作时的余凤彩
小工厂负责人
集训结束，老余喜得贵子，取名志强，意寓意志坚强。从某种意义讲，似乎也表明老余两口子当时心境。
很快，老余被抽调到分区后勤部所属小工厂负责工作。虽命令还在司令部，但小工厂负责人也是“领导岗位”，我为老余的升迁感到高兴。心想，可能组织上有考虑，他曾在农场干过，让他再去“工厂”复合一下，说不定另有重用。
“分区小工厂”，其实就是为解决分区机关家属子女工作生活问题，由后勤部筹办具有生产经营性质的“制钉厂”，按那个年代时髦称呼，也叫“分区五七工厂”。
制钉厂的主要工作，是从安阳、邯郸、武汉等钢铁厂购买钢筋盘圆，运送到小工厂后，由人工卸车搬运，将其拉直、除锈，再按照铁钉大小尺寸，送进不同规格的制钉机，加工成一个个明晃晃的小铁钉。然后装箱、联系销路、周转资金、赚取利润，以维持家属子女基本开支。
制钉工艺非常简单，但劳动强度较大，特别是搬运、拉直盘圆，一般人难以承受。同时，铁钉销路也是问题。
那年月物资匮乏，买副食品需肉票、鸡蛋票，买衣服需布票，买蜂窝煤需煤票。尽管物价较低，但群众手头也确实紧张。像我们这些月薪52元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同级干部或工人相比，算高工资。
铁钉是耐消耗物资，哪个家庭、哪个行业都不可能每天消费铁钉。所以，小工厂就凭制造几颗铁钉，也没有多大利润。但几十号家属子女的经济收入，却都要靠这些铁钉来维持。
毋庸置疑，制钉厂这台破机器，需要老余去玩儿转，它的经济效益，也全部压在了老余这个“负责人”身上。
当时老余思想压力很大，既要跑采购，还需找销路。既要核成本，又需算利润，整天把他忙的团团转，顾不上吃饭和睡觉。
小工厂位于新乡市西干道八一路，和分区独立连、修械所同在一个院子，我每次去独立连办事，总拐到小工厂看看老余。
院子里黑压压的钢筋盘圆堆积如山，几乎占据了独立连篮球场一半。只要老余在家，经常会看见他身穿油腻斑斑的劳动布工作服，带着满是铁锈的劳保手套，和工人们一起搬拉盘圆。
“老余，咋样啊?”我常这样问他。
“还行，工资勉强能开下。关键是推拉盘圆太费劲!”老余指着一摞摞盘圆跟我说。
是的，这堆积如山的盘圆，没有机械，全凭人扛手拉把它弄直，那得多大气力啊!
但半年时间过去，老余硬是凭他的智慧和实干，把小工厂经济效益搞得风生水起。
司令部通信科长刘秉政爱人闫素兰在小工厂工作，我和她聊过收入。她说：“老余来之前，我一个月工资才二十多块，老余来了不到半年，现在每月能开四十多哪!。”老闫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小工厂的故事。可不，工资翻了一番啊!
在那个茅台酒每瓶8元，五粮液每瓶5元，分区司令、政委都穿日本产“尿素袋儿”的年代，小工厂工人每月能有40多元收入，应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参加抗美援朝前的余凤彩(二排右二)
重新认识老余
1976年，我调任分区政治部干部科干事，在熟悉干部过程中，我查阅了老余的个人档案。
余凤彩，男，湖南省汉寿县人，1935年12月生，1952年9月入伍，1960年5月入党，行政十九级。抗美援朝回国后，1960年曾赴兰州军区骑兵部队参加剿匪作战，其战马在身负重伤情况下将其驮回部队，战马立功。
当看到他的干部履历登记时，乖乖，吓我一跳!他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干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参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办公室干部------
他爱人情况登记表上，也清楚地记载着：王占英，辽宁省大连市人，1942年生，革命烈士女儿，1960年被选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做机要工作。父亲王安敏牺牲时年仅30岁，安葬于大连烈士陵园------
啊?老余啊老余，我一直以为你们两口子是“农场干部”，原来你们都是“宫里人”哪!我简直惊呆了!
反复端详着老余的干部履历书，我想到：当我小屁孩儿年龄，学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老余就已经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了;当我小学生时代，刚刚知道战斗英雄黄继光舍身堵枪眼时，老余所在的志愿军司令部，就已经下达过上甘岭战役的作战命令了;当我中学时期，和同龄人一样，做梦都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老余两口子已早就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了;当我穿上绿军装，还是“新兵蛋子”时，老余十年前就在最高统帅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了!
想到此，对这位曾在我党我军最高统帅机关工作，曾为新中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老革命，我心中油然升起十分崇敬和仰慕之情，我为能有这样的战友感到由衷地骄傲和高兴。
然而，当我再次凝视着老余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干部的履历时，瞬间便明白了一切!他和王占英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受罗瑞卿总参谋长所谓“篡军反党”问题株连，举家被贬出京城，发配到河南和江西农场劳动改造的啊!
我想起了汤阴城外河堤上，老余那双沉默、惆怅和无奈的眼睛;我理解了老余儿子为什么叫志强;我明白了老余为什么不愿谈农场。原来，在他坚毅犀利的目光和儿子名字的背后，隐藏着多么沉重的冤枉和委屈之情哪!老余啊老余，我的好战友!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睛。
三四十岁的年龄，正是人生黄金时期，但老余两口子却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高统帅机关顶层，突然跌入社会底层，他们要承受多么巨大的思想压力和精神打击啊!可怜这对老实忠厚的共产党员，始终把冤屈藏在心底，从未对任何人抱怨过这件事情。
顿时，我对这个遭遇人生横祸的不幸家庭，又充满了一种恻隐和怜悯之情。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全体人员撤离朝鲜前留影(前排左起第十三名为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第十四名为时任志愿军政委王平上将;第二排左起第七名为余凤彩)
知青带队干部
1977年有天上午，司令部参谋长宋保堂(山西黎城人，1975年从安阳军分区参谋长调任新乡军分区参谋长))电话找我到他办公室去。
“小冯啊!干部科通知要司令部挑选一名作风正派、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去接替政治部张树琛带队知识青年，你在司令部呆过，你看谁去合适?”参谋长征求我意见。
知青带队，主要是带领分区机关和省军区独立师驻新乡原七团干部的五、六十名知青子女，去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罗滩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带队干部要求条件较高，不但现实表现要好，还应是有培养前途或拟提升干部。
分区机关首批知青带队干部，之所以选调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张树琛，一是张树琛同志作风正派，一贯表现优秀，是分区选树多年的老典型，也是省军区、武汉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老积极分子;二是张树琛同志是拟提升干部。他带队知青回来，先是提任了辉县人武部政工科长(正营职)，后又从政工科长直接提任该部政委，是分区所属单位从正营职越过副团职，破格提任正团职的优秀干部之一。
“我看余凤彩合适!”不加思索，我直接给参谋长建议，并强调理由：一是余凤彩原在罗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是受罗瑞卿问题株连才被下放五七干校的。1975年罗瑞卿就复出了，余凤彩政治上没有问题;二是通过他在小工厂表现看，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特别是熟悉机关干部在小工厂工作的知青子女;三是根据余凤彩现实表现、工作能力和资历，应该把他纳入拟提升干部对象。
宋参谋长自言自语又像问我：“余凤彩确实不错。但他在小工厂工作，让他回来?”
“回来就回来呗!余凤彩本来就是司令部人，他去小工厂是临时借调，这两年小工厂已走上正轨，现在司令部需要人，让他回来理由充分。”我给宋参谋长再次建议。
参谋长略思：“好，就余凤彩!”同意了。
老余去罗滩带队知青期间，给我来过一封信。主要讲罗滩那地方条件比较艰苦，村里没有电，也买不到煤油和蜡烛，看能不能给他们在市里买点煤油带去。
我骑自行车跑遍新乡市区的生产资料门市部，还真买不到煤油和蜡烛。后来，找到空军新乡直升机团油料股战友，让他们给灌装了四个输液瓶的航空煤油。
此后，凡是老余要煤油，我就去直升机团油料股灌装，直到他带队结束。
老余因带队知青有功，不但被评为新乡县优秀带队知青干部，还被评为新乡地区优秀带队知青干部，并参加地区组织的参观团到外地参观学习。
景山前街“三座门”外景
我去调查老余
1980年6月22日下午，天气闷热，一阵暴雨过后，虽稍有凉爽，但蒸笼般的热浪仍阵阵袭来。
晚饭后的新乡火车站广场，刚用沥青铺就的地面上，到处是旅客花2块钱租用的凉席。躺着的、坐着的、穿裤头的、光膀子的，各种姿势五花八门。
“喝水吧?开水!”“冰糕、冰糕，白糖冰糕!”小贩们掂着茶壶、抱着冰糕桶，在坐卧的旅客间叫卖着、小心翼翼地穿行着。
我和孟县人武部秘书康贺全，身着六五式的确良军装，肩背、手提黑色牛皮公文包，从凉席缝隙穿过，乘坐当晚郑州至永定门的硬座慢车北上。
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调查余凤彩诉求问题;二是给居住在黑龙江省海伦县长发公社四大队的孟县人武部军事科原科长姜万信，因1957年“右派”言论被错误处理复员改办转业，平反落实政策;三是通过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对姜万信当时符合随军条件的子女，进行妥善安置。
我们乘坐的列车挤满了人，过道上、车门口和洗手间，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汗味儿、屁味儿、脚臭味儿混杂在一起，一股股地在闷热的车厢里飘荡。乌龟壳似的电风扇，在车厢顶部呼呼啦啦地摇着头，根本不解决问题。
我和康贺全脱掉军衣，打开车窗，穿背心对坐在三人座位上，轮流趴在车窗前的小台桌上迷瞪。
慢腾腾的列车站站停靠，咣当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约七点钟左右才到达永定门火车站。我们在站前地摊儿上简单喝碗稀饭，就乘坐公交直奔位于景山前街“三座门”的中央军委办公厅。
“三座门”，是明朝嘉靖皇帝为祷祀活动建造的一组精美皇家道观，位于故宫北门外的景山前街，属故宫管理。由于该建筑大门为券洞式三座门，所以这地方也简称“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厅在此办公20多年。
时任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主任徐明和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接待了我们。他们听完余凤彩诉求情况介绍后，重点强调：首先，余凤彩确实是因为“罗瑞卿问题”受株连到五七干校去的，七二年干校撤销时，职务安排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余凤彩在军委办公厅和罗总长办公室工作期间，德才表现优秀。1965年取消军衔后，军队干部工资待遇实行国家行政级别，除职务明确干部外，参谋、干事、助理员等机关干部均没有职务等级。但军委办公厅确实明确过，总部机关行政十九级干部，均享受团职干部政治待遇;第三，余凤彩现任分区动员科参谋，职务安排明显偏低，根据中央为罗瑞卿同志平反要求，建议为余凤彩调整职务，恢复原待遇。并以军委办公厅政治部名义出具了文字材料。
关于余凤彩在罗总长办公室工作时的具体表现，军委办公厅政治部批转介绍信，建议我们分别找时任罗总长办公室秘书金子谷(副军职，建国初期任罗瑞卿秘书)、邓汀(副军职)、傅国祯(正师职，建国前任罗瑞卿秘书)、郭树元(正师职)调查了解。
我们分别找到罗总长办公室四位曾和余凤彩一起工作的秘书，他们分别证实：当年罗总长办公室工作量大，每天几百份文件，每年几万份电报，经罗总长同意，由老秘书金子谷同志亲自去军委办公厅考察了解，于1961年选调余凤彩到罗办工作。余凤彩在罗办工作期间，认真负责，勤恳踏实，原则性、纪律性强，德才表现优秀。工作细致，作风正派，从未出现过差错。待人热情，朴实厚道，和警卫员、通信员、公务员等工作人员和睦相处，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
四位秘书还证实：七二年总参五七干校撤销后，罗办的同志都陆续回到北京并恢复原政治待遇，和余凤彩同级别在总部工作的同志，从干校回来后，都先后按团职干部进行了安置。当时余凤彩在等待调回北京时，其爱人王占英刚生完孩子，因王属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干部，在协商其和余凤彩一起调回北京时，中央办公厅高低不同意干校干部回京工作。老余不愿看到家庭再继续分离，在没办法情况下，只好选择和爱人一起留在河南，结果按一般干部分到了新乡军分区。
我们听了罗总长秘书们对余凤彩情况介绍和高度评价之后，更加对余凤彩的人品感到敬佩，也更加对他们全家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
2019年8月，新乡军分区部分在京战友及家属合影：前排左二为余凤彩、右二为作者。
分别三十年重逢
岁月轮回，日月如梭。
2013年5月，我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了。天赶地撵，没想到也举家落户北京了。
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找老余下落。
我先后通过军委办公厅、总参老干部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等单位，查找了多个余凤彩，终于在2014年春节前找到了他。
看着他饱经风霜依然精神的面孔和明显萎缩已驼背的身影，我紧紧地抱住他瘦弱的双肩，激动的泪水奔涌而出：“老余啊老余，可找到你啦，想死我了你!”
老余告诉我，他从河南调回北京后，曾多次打听我情况。听说我转业铁路了，他每次乘火车南下到新乡火车站时，总下车找车站工作人员打探我消息，可每次人家都说没这个人。又到郑州火车站打听，还是同样回答。他和我刚认识铁路时一样，以为铁路就是火车站，哪里知道铁路简直就是一个小社会，仅郑州铁路局就有三四十万职工、二十多个公、检、法机关，茫茫人海，去火车站怎么能找到我啊!
他还告诉我，从分区调回军委办公厅后，组织上很关心他们这些被错误处理干部，他在副团职务上，又先后提升为正团职、副师职、正师职，直至按技术五级(相当于副军职)退休。
王占英落实政策回到中央办公厅后，因工作需要，被委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正处级，已按年龄60岁退休了。
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事业有成，成家立业了。在新乡出生的老儿子志强，早就当爹啦!
我真为老余全家的幸福感到由衷地高兴!
我跟老余说：三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哪!过去，总认为“老家伙”是别人，自己不会老，这不，转眼工夫，咱都成“老家伙”啦!
老余非常感慨，当晚召集全家人和我聚餐，滔滔不绝地向孩子们介绍着他们的叔叔、三十年未见的老战友：“他可是咱们家恩人哪!没有他，我们回不到北京!”。我们共同回忆着令人难忘的往事，共同感受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我再次调侃老余：“老余啊，您可是宫中人被贬，历经磨难又回宫中哪!历史最终还您一个公道，也应该感谢各级组织和领导啊!”
是是是、对对对，来来来!咱们共同举杯，干!”。老余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两滴老泪从眼角流出，两道泪痕在柔和的灯光下闪闪发亮。
是啊!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任何人的历史，都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不过，大量事实表明：无论高官还是平民，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对那些正直善良、慈悲忠厚之人遭遇的不公和不幸，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强大的正能量在帮您：帮您逢凶化吉，帮您守护健康，帮您护佑安全，也帮您抚慰着、校正着遭遇的不公和不幸!
真的，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人生不要怕吃亏，吃亏是福，福报康乐和太平!
老战友余凤彩曲折磨难的人生经历，已再次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