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过零丁洋》诗是文天祥的代表作之一，传诵甚广。
南宋景炎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午，张弘范之弟张弘正得海盗陈懿引导，领元兵突至五坡岭，文天祥正在用饭。猝不及战，遂被俘获，解至潮阳。元军强迫他随船去追击在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南海中)的帝昺(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次年正月十三日被押至崖山。旋即过零丁洋(在崖山外)。《过零丁洋》一诗大约是到崖山后一二日所作，后来张弘范一再逼迫他写信招降南宋在海上坚持抵抗的张士杰。他即拿出这首诗给张看。张见文天祥态度如此坚决，也就罢休了。可见《过零丁洋》不是一首普通的诗，而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诗开头直抒胸臆：“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遭逢“遇合”解，有际遇皇帝的意思。这句是说自己经过艰辛，好不容易才得以科考出仕，“干戈”是指古代兵器矛和盾，通常用来指战争。“寥落”，荒凉冷落之意，“四周星”即四年。地球十二个月绕太阳一周为“周星”。文天祥从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1276)被俘，约有四年时间，他慨叹四年来战事寥落，真正奋起卫国者少。据《宋史》记载，朝廷征天下兵，竟无一命官响应，唯文天祥捧诏涕泣，征兵万余。其友人劝阻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京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导群羊而博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国家养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所以作者对“干戈寥落”的慨叹，正是哀伤响应王事者寥寥，自己孤军奋战，难以御敌，整个战局愈来愈糟，致使宋王朝日薄西山，危在旦夕。作者在忧伤国事的同时，暗含着对苟且偷生者的哀叹和对投降派吕师孟、贾余庆、张弘范一伙的遣责!
作者面临生死关头，回忆一生，感慨万千，从哪里写起呢?他只抓住了两件大事：一是应试中举，这是关系他个人政治前途的大事，使他深感知遇之恩;二是德祐元年号召“勤王”，这是关系宋王朝存亡的大事，当时他满怀救国图报之心。以此两端起笔，就极好地写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心境。“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虽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抒写，但事态更进了一步，感情更深入了一层。作为宋王朝的一个重臣，为了挽救王室，尽心竭力，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在战火中浴血拼杀，在叛徒面前义正词严，尽管如此，仍未能挽回宋王朝垂危的命运，逃难中的端宗惊悸病死，八岁的卫王赵昺在陆秀夫等拥立下，行朝设在崖山海中，追兵一到，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大宋江山如同暮春中的柳絮，随风四散，他一生为之奔波的国事就此完结，能不痛心?果不出诗人所料，写此诗后约二十天—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殉国，南宋王朝就此灭亡。没有家国的臣民，犹如无根的浮萍漂泊动荡，无所依附。这际遇本来就够惨了，而作者再在“萍”上着“雨打”二字，就更显示其被摧残的凄苦情状，而这正象征着文天祥政治上的一生吗?在他与权贵贾似道、董宋臣的斗争中，被罢官，受弃置，几遭厄运。在抗元斗争中，出生入死，一次被扣，一次被俘，为尽节，自杀曾服毒，又绝食，却偏不死。而今老母被俘，妻妾被囚，太子身陷狼窝。这遭遇，这命运，还不够悲惨?所以说，“身世浮沉”并非指官海浮沉而是概括作者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坎坷不平的一生。这一联对仗工整，比喻贴切，感情真挚，读后使人倍增凄苦之情。
作者紧承前意，再选择遭遇中一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以叙写，使凄苦之情达到饱和点，从而大大加强了诗歌的悲伤气氛和感人力量。“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赣江中，水流湍急， 是赣江十八滩中最险的一滩，人有乘船渡此滩十分惊恐，故又称“惶恐滩”。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的军队在江西空坑被元兵打败后，他的家属被俘，将士牺牲很多，他从惶恐滩一带撤退到福建汀州，那是他军事上的危难时刻，也是他一个人虎口逃生的紧急关头。艰难困厄之时，怎样才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求得“救国之策”?这是他当时最忧虑，最惶悚不安的事。而今，处境更糟，军队溃散，身为俘虏，被押送过零丁洋，能不感到孤苦伶丁?这一联特别富有情味。“惶恐滩”与“零丁洋”，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自然相对，而又恰好真切地表现了作者昨日的“惶恐”与眼前的“零丁”的内心情绪，这真可谓是史诗上的绝唱。
作者没有被伤情压倒自己，所以英雄的乐观情怀对待个人的不幸，以豪迈的笔触壮写理想的人生画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末两句以磅礴的气势收揽全篇，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捐躯，就比泰山还重要。文天祥不管遭际怎样的险恶，一片丹心却始终不变：“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不灭”(《酹江月·和友驿中言别》)，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后鬼以击贼”(《指南录后序》)。宋亡后，张弘范曾再次对他进行诱降：“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纵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文天祥驳斥说：“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从这可以看出，文天祥至死不降，绝不是追求身后名，而主要是着意维护民族尊严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正因为诗的尾联是作者“塞天地，贯古今”的浩气的自然流露，是作者高风亮节的必然升华，所以历来为人传颂、称赞，几乎成了后人的座右铭。严羽说：“结句好难得。”(《沧浪诗话》)谢榛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四溟诗话》)此诗结尾高妙，致使全篇由悲而壮，感人至深。
文天祥其人其诗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宋末爱国诗人汪元量在燕京狱中曾与文天祥互相唱和，斗志倍增，谢翱、林景熙读了《文山集》，受着浩然正气鼓舞，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爱国篇章。明末清初王夫子在读《指南录》时吟道：“沦海金滩终寂寞，汗青犹在泪衣裳!”表现了对文天祥的极大崇敬。鲁迅以为文天祥在“给中国人争面子”，“励现(指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鲁迅全集》第6卷第460页)。朱德称颂他：“忠心为国声名在，仪表堪称后世师。”(《朱德诗选集·游罗岗祠》)我们深信，文天祥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必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