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位于皖北的颍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我的老家在颍上县夏桥镇的徐圩村。该村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贫困村。那里土地贫瘠、旱涝轮番上演。是百姓口中“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的穷乡僻壤。那时候的农村，一块糖、一支铅笔、一个书包就能成为那里孩子们珍贵礼品，真是赤裸裸的直指人心的贫穷。
本世纪初，一次我回合肥探亲，见到几位大学毕业、已年过不惑的侄儿、侄女们对我说：“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就盼二姑来家，二姑一来家，就有好吃的。”
那时我每次回家探亲时，除了给父母亲买些生活用物品外，还得想方设法筹措一些票证，买些招待村邻老小乡亲们的礼品、零食之类。
上世纪末，经过改革开放多年后，人们的物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比较丰富了一些。
逢节假回故土乡村，一到家，还没等我去拜望，村子里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们都会来到我家亲热欢聚、谈笑风生。
门口围着一大片庄子里的小孩子。小朋友们来得很快很多。此起彼伏：“姑姑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侄女回来了!”……门庭若市。小孩子里有晚辈的、有平辈的、有比我辈分高的。我大都不认识。
招待小朋友的水果糖是必不可少的，得买一大包。水果糖的种类，有吃起来咯嘣脆的那种硬糖块，一张印花糖纸，包一颗椭圆的、小指头大小的透明糖果。后来又有了软软的饴糖。
给小孩子们发糖块的事情，总是由我父亲当仁不让。父亲夺去发糖权的原因是：他认为我抓着发，发得太多，而且分不清重复。而他是先给每人发几颗。小朋友们都是迫不及待地拨开糖纸，先用舌头舔一舔糖纸，再把糖块放进嘴里慢慢地“抿”。然后都笑着跑开了。小孩子们都不舍得把塘纸扔掉。不一会儿门口又围满了。
我听到在门口发糖的父亲一会说：“你是二茬了，减半。”“你是三茬了，只给一个。”“这个黑孩子又来了!”
我纳闷问：“这个小女孩不黑呀!”满屋子乡亲齐笑。然后解释。
“黑孩子”原来是村子里出嫁的闺女超生的女孩，为了躲避罚款，为了生男孩。寄养在外婆家的孩子，因为是违规超生，没有户口，就被叫成“黑孩子”。
老人们告诉说：“这一个庄子就有好几个黑孩子。”妈妈指着一个约4岁的女孩说：“这个是你二婶家的二女儿的闺女，起命叫逃逃。”又指另两个小女孩：“这两个‘黑孩子’是与你同龄的十奶奶家的两个外孙女。一个是她大女儿家的，叫躲躲;一个是二女儿家的，叫瞒瞒。”我的十奶奶，她为大女儿、二女儿各带一个“黑孩子”。
妈妈又说，西院你堂婶给你俩个堂妹带两个女儿。这些来讨糖的是我们徐姓家的。沟东周村、沟北李村里也有一些黑孩子。
逃逃、躲躲、瞒瞒，隐隐……我脑海里突现宋丹丹、黄宏的《超生游击队》小品里的海南岛、少林寺、吐鲁番……五味杂陈。
老人们七嘴八舌：“政策规定生了两个女孩或生了一个男孩子后，政府就不准再生了，就得结扎绝育。”“农民都千方百计想生个男孩。生了男孩还想再生一个女孩，想儿女双全。”“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超生一个孩子，就得想方设法。”“上有计生政策，下有超生对策。”
村子里逃避计生政策的对策五花八门：
千方百计设法搞到生孩子的指标“准生证”。
北院老奶奶小声说：“现在管计划生育的委员很吃香，逢年遇节家里荤菜不用自己买。鸡鸭鱼肉有人送。”
东院老婶子说：“借病孩，抱着借来的残疾小孩，去计生办公室搞生育指标“准生证”。前村有一个残疾小孩，被许多人家借去，一个病孩你也借、他也借，管理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好处、通好气，就发准生证。”
西院二大娘说：“有经济条件手头宽的人，或有过硬后台的人、或与干部关系铁的人，可以花钱买通医院、医生，打通各个关节做假节扎：在肚皮上贴一块胶布过关;然后跑外地偷着生。”
大多数人为了生男孩，就“跑外流”、当“超生游击队”，到外地偷着生。像做贼一样，不敢来家。偷着跑到城市去找医生做B超，是男孩就留，是女孩就流掉。后来有“野医生”背着B超机下乡做生意：超出是男孩，收200元，是女孩收100元。
政府想方设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每年把没结扎绝育的育龄妇女进行2次妇检，若遇到躲避的，就把其婆母或公爹捉去。有的地方对捉去的老人采取饿饭的办法;有的地方在炎夏时把捉去的老人放在操场上晒。让其叫回儿媳进行进行妇检。
对查出已经超生了的人家，家里有牛的把牛拉走，有粮的把口粮扒走，把被子抱走。较狠的惩罚是把家里的房子扒掉。有的计生干部还把扒下来的瓦片砖头，用抓勾一块块砸的稀巴烂。以示严惩、惩前毖后。
有一个老奶奶轻声细语地说：“有的地方，将计生罚的款项，约镇村干部们一起吃吃喝喝花掉了。”“国家的好政策，被少数歪嘴和尚给遭塌了。”“要不是有这么多的黑闺女，以后光棍还更多。”
……
后来，在政府的关怀下，“黑孩子”们都回到父母的身边，上了户口，进了学校。村里有个“黑孩子”还考上了安徽医科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