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坐是一种身体的姿态，也是一种思想的状态。纠结于今天的散文每每止于“世俗的诚意”，汪惠仁枯坐灯下，苦思冥想，敏感而焦灼。正如他自己所言，作为编辑而且是著名的文学编辑，他自己“很少写作”，但写得少并不意味着想得少———相对大多数散文作者来说，很少写散文的汪惠仁，更执着于散文审美本身，更接近于散文文体的精神内核。
也因此开篇的《枯坐集》，非常值得我们沉下心来，多读上几遍。
如汪惠仁所忧虑，今天的散文普遍“缺乏深度、纯度，缺乏与普遍性深度关联的诚意”，很多文字就是嘈杂的生活记录，或是互联网上千篇一律的资料摘录。这在我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每当说起这些，我仍然痛心疾首。散文生态包括整个文学生态，都几乎失去了“自生”和“自净”的能力，散文如何凝视历史，描述当下?如何找到城市的感觉并同时拥有批判的能力?《枯坐集》在诸多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感性的经验和理性的思考。
似乎为了接续《枯坐集》的精神脉络，吴忌的《退上阳台》以世俗生活的一步步后退，完成了绝不妥协的精神宣告。散文写作应该是一种“更高的存在”，更高的情感诉求和精神需求。所以，它不能仅仅止于“世俗的诚意”，止于表层的“赞美或批判”，它需要退上阳台，跑上楼顶，去感受夜空的长风和满天星斗。可能有人会说，现在世界都成了一块压缩饼干，人们对一分钟短视频都失去了耐心，真的还有人去读几千字的散文吗?在互联网的信息狂潮下，散文早已魂飞魄散，只剩下一副躯壳，我们还在这里奢谈精神追求和理想主义，还有意义吗?
有，当然有!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与时间抗衡，与死亡抗衡，但文学永恒。文学像一条隐秘的河流，从古到今，绵绵不断，直抵时间的尽头，人类的尽头。生活日常中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微表情和微情感，历史不会关注，历史也不会记住。那么，生命个体的卑微与欢欣、抗争和毁灭，由谁来关注、来书写呢?由文学!文学所要关注的，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被碾压的生命，是文明推进过程中受伤的个体，文学是藏在世俗之后的上帝视角。泥沙俱下的互联网，即生即灭的互联网，日浮亿万信息的互联网，拿什么去和时间抗衡、死亡抗衡、文学抗衡?所以我们要坚信文学。
文学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如太阳永不陨落。
许春樵是著名的小说家，极少见他写散文，但这篇《圩与堡》写得简净、疏阔，还有一丝悲凉。历史上所谓的“合肥西乡”一带，曾经有大大小小上百座圩堡，都是淮军将领归田后所建造。而如今这些圩与堡，都“在深秋的风中沉默不语”,以“废墟的穿透力”，“让时间停滞,让历史摇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变革最剧烈、色彩最斑斓者，当数19世纪下半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山河板荡，风雨飘摇。身处其间，个人的命运也起伏跌宕，难以言说。淮军在完成了对内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后，仍然保留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和现代化水准的军队，并最终投入抵御外侮的战争中，成为中国国防的主力军。面对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作家的情绪和文字难免复杂和彷徨。
诗人木叶的《去桃花》，真乃诗人之作，“月出于东丘之上”这样明亮的句子,让我想起藏族歌手完玛三智的《在那东山顶上》。诗人散文和凡人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有诗意缭绕。是的，是缭绕，无所不在的迷蒙诗意，长时间地缭绕于日常描述甚至是商业表述之上，真好。在日益喧腾的城市语境下，在日益频繁的市场化文学活动中，如何化腐朽为清奇?如何出商场入文场?读一读《去桃花》，或许会有启发。王利雪的《风里有只聆听的耳朵》，是一篇非严格意义上的人物散文，切口和呈现都很有散文特色。而在风格上，又远离淮北作家的粗犷和粗粝，给人一种轻灵的感觉。也很喜欢王汉英《端午景》中“鸟鸣一下子多起来了”这样的句子，这是真正的“散文语感”，可惜这样的感觉，还没有成为整篇文字的笼罩。盛敏的《物品》感觉就比较好。散文的语感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散文思维”，而散文思维是什么?是一切从自我出发：所有的人和事、景和物、思与想、知与觉，都非常非常自我。
时至今日，我仍然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并坚信知识分子的力量。
网络上的“知道分子”铺天盖地，以致“知识分子”都成了一句骂人的话。知识分子是传统的，知道分子是流行的，传统需要时间的积淀并不断经典化，而流行却像流感病毒一样不断变异，不可琢磨。知识分子的本能是对弱者的同情，对苦难的悲悯，不是“百度搜索”，什么都知道。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散文不能“知道”至上、速度至上，散文也不能仅有世俗视角和世俗立场，因为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关照。
近来，常常想起王安石的几句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这是王氏一生中最悲观、最悲切，也是最悲悯的一刻，每一念及，都黯然泪下。
202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