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又到了大学新生开学报到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36年前的自己。
1988年是龙年，所以在高考前，很多同学相互之间的毕业赠言中几乎都有“龙年大吉，金榜题名”之类的词语。7月7日、8日、9日，我参加高考。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有改革，国家包分配工作，大学还没有扩招，想上大学比现在难多了。那年高考，全国考生272万人，录取67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全校8个班400多名毕业生中，被中专以上学校录取的只有100多人，其中考上本科的只有三十多人。考试前，老师鼓励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后就会成为吃公粮的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家中，一边焦急地等待成绩，一边下地干农活割草喂牛。那段等待发布成绩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我都回想每科考试题目，猜测得分。一会儿，感觉能考上本科;一会儿，又感觉连中专都考不上。在煎熬中度过20多天后，高考成绩终于发下来了，我语文73，数学120，英语73，政治68 ，历史88分，地理81分，总分503分，上了本科线(山东省文科本科录取分数线是501分)。又过了十几天，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被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全家人高兴极了。左邻右舍也为我高兴，说我家祖坟冒了青烟，教育自己的孩子向我学习，长大后也考大学。
大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是9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一天是晴天，秋高气爽。我小心翼翼地把父亲东挪西借的400多元钱藏在内衣口袋里(大学入取通知书上写着：书费280元，被褥费80元，不交学杂费)，登上东去的客车。这是我第一次去聊城，其实学校离我的家乡并不远，只有一百多里路。1个半小时后，我就到了聊城汽车站。下车后，看到一辆贴有“聊城师范学院新生专用接送车”字样的汽车。我随着拎着大兜小箱的人流上了这辆车，找了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汽车启动了，拐了几个弯，十几分钟后便停了下来。原来，已经到学校门口。我下了车，认真地看了一下校牌，看到“聊城师范学院”六个大字竖排在一个中间开裂的刷着白漆的木板上(入学后，才知道这是茅盾先生题写的校名)。
在校门口的一侧，摆着几个长桌子，这里就是临时办理交款手续的地方。我把行李放在地上，紧张地解开腰带，拿出藏在内衣口袋里的钱，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给我开了一个单据，告诉我去系里报到。我提着行李，一路打听着来到一座破旧的三层楼下，去领被褥、脸盆等生活用品。接待我的是一位高年级师兄，他亲切地问我是哪里的，告诉我宿舍、餐厅、教室分别在什么地方。另一位师兄很热情地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向南走，拐了两个弯，就来到学校最南端的一座新楼前(印象中是5号楼)。师兄说咱们历史系学生就住在这个楼上，他把我送到了一楼的一个房间，还替我找到了床位。当时，我傻得连声“谢谢”也不知道说，便忙碌着把行李放在床铺上，打开行李向外掏东西。在这个房间里，我与7位同学度过了两年美好时光，三年级时我们又搬到了五层。可惜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两位师兄是谁，如果为自己找个借口的话，我只能说：我毕竟是刚从泥土里走出来的乡巴佬，带着一身的憨厚与淳朴。
时光飞逝，一眨眼功夫，36年过去了。如今我再回望大学报到的时光，无限感慨。我是幸运的，全村年龄差不多大的有四十多人，我是唯一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真的要感谢高考，使我走出了偏僻的农村，从农家子弟变为吃公粮的编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