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恩格斯
疫情中的坚守
红绿码，弹窗，封门、隔离，街头那拐了三道弯的核酸队伍旁边红袖箍在丈量着距离，“大白”满街窜，到处要“刷脸”，我家小区门口那两个河南招来的黑脸保安也突然神气起来了。中国进入了三年的口罩时代。
西海子公园是北京通州区在疫情期间唯一没有关闭的公共场所，而我们“西海子民间乐团”也是公园里仅有的一个能在歌声中支撑了三个春夏秋冬的民间文艺团体。这是一种信念的坚守。我们相信音乐的魔力!弥漫在公园每一个角落的歌声可以袪邪。
是啊!疫情三年，每日西海子湖边乐队琴声悠扬，群众歌声不断。疫霾笼罩下难得到公园散散步、宽宽心的游人们也常常与我们一起敞开心屝大声歌唱，老年人唱，年轻人唱，坐在轮椅上的人也在唱。小提琴和手风琴很乐意地为孩子们拉出欢快的合弦;“叮叮铛，叮叮铛，铃儿响叮铛——”爱热闹的孩子们高兴地跟着节拍跳着唱着，提琴手带来的双胞胎小外孙戴着卡通图案的小口罩，露出乌溜溜的大眼睛，站在童车上也咿咿呀呀地唱，稚嫩的童音感动了所有的人。你看那是殘联组织的残疾人队伍打着旗帜过来了，说好的是来看我们的专演，却也演绎成了大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对岸一支锁呐也闯了进来，音符载着旋律与节奏在公园上空跳跃、碰撞、交织，最终汇聚成一股震撼人心的音乐洪流，飘得很远，很远，
激情澎湃的群众大合唱成了公园常态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疫情中受尽了惊扰的人们太需要安慰了，歌声给他们郁闷的心境打开了一扇宣泄的窗口，那怕唱几分钟，也是精神的享受，也是对灵魂的抚慰，歌声稀释了大地的寒凉，歌声里;人们看到了希望，憧憬着人间烟火的回归。
疫情中，乐团自发成立了一个颇有凝聚力的党支部，三年多，遇到了不少有故事的人和事，折射出了特殊时期的世俗百态，其中有些展示出的是生活的诗意与本真美好。但也有些留下的是猜不透的人性寓言，任人们去品味思索。
抒情男中音—刘书记
刘书记叫刘林，因党龄最长被推举为乐团书记，也是如今大家公认的抒情男中音。
刘书记与共和国同岁。当兵出身，吉林大学毕业，八十年代大裁军时以营级干部身份转业。可能是与二锅头交流过多的缘故，六十多岁时得了半身不遂，兜里揣着三级残疾人证。
我俩因共同的爱好在西海子公园相识，我拉琴他唱歌。那时他脑血栓的后遗症还挺明显，说话不太利索，唱歌的时候经常舌头打不过弯来，导致面部的肌肉扭曲变形有点狰狞吓人，张开嘴零零碎碎的牙没几颗，但绝不漏风。
人说;爱好是治愈的良药，能为生命注入无穷的活力。老刘持续不辍的练唱，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居然说话越来越利索，唱歌也越来越流畅好听了。他脑袋记忆力惊人，会唱许多老歌红歌，库存颇丰。像[十三不亲]、[妇女自由歌]等等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民间小调也是拿起来就唱，甚至唱起[茶花女]和[斗牛士之歌]也是像模是样的。他很怀念在军队时的舞台经历，歌声响起来时的掌声让他陶醉。那是一种享受，他常这样跟我说。
老刘一肚子歌，我们只配支楞着耳朵听。
有一次他和我说起他的父辈曾经在通州拥有五十多亩土地，他们刘家大院曾住过一个班的解放军。我挺吃惊：“那你这地主狗崽子怎么就能当了兵呢?”他说：“小时候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派出所的人来我家登记家庭成份，我爷爷躺在炕上喘着气说出两个字‘贫农’。民警登记完就走了，第二天爷爷就去世了。这事就这么简单。”“爷爷两字值千金啊!”我长吁了一口气。“爷爷吐字挺费劲，可是幸福了我们一辈子，我家姐弟五个根红苗正，我参军，推荐上大学，提干，那是脚面上的水——平趟!”他哈哈大笑，脸上泛着红光。我不由得用嫉妒的眼光重新打量老刘同志，一张生动的脸，眼睛里冒出来的都是坚韧和智慧的星星，特别是两道林彪式的浓眉英气逼人，余威尚在。
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老刘的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上帝赐给了他天使般的喉咙，歌声醇厚清澈，富有迷人的磁性。一位路过的音乐学院教授给其定位;典型的抒情男中音，特点是柔和抒情。既然成了公园的明星，难免招来蜂蝶绕身。每天上午老刘先去公园南边牡丹亭的板胡老姚那里和唱评剧的老妹唱完“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二重唱，然后十点时来到公园的望海亭我们乐队这儿“赶场子”，因为这里那位因疫情有家难回的武汉大妈由停课的孙子陪伴着已经等候多时了。乐队奏响了[逛新城]的前奏曲，唱歌的人们很自然地让出了中间表演场地，大妈和老刘相对而立唱起了“雪山升起了红太阳，拉萨城里闪金光……”老刘那只能动的左手打着节拍，歌声如陈年的红酒令人沉醉其中。而大妈嗓音清脆嘹亮，边唱边舞，秧歌步进退自如，踩点准确，活力四射。“阿爸吔，哎!快快走，噢，看看拉萨新面貌……”“女儿吔，哎!跟着我……”两只灰喜鹊追逐着歌声穿过亭廊，喳喳的叫声给二重唱增添了韵律感，歌声，掌声，笑声，连空气都是甜的。
最要紧的是要唱出父女俩的快乐心情——老刘如是说。
凭空袭来的疫情教人措手不及，一天老刘电话告我他们单元封门了。在家憋屈了五天后，我们再在公园见面时他口齿含糊地告诉我，颅压高，脑袋里管发声的一根血管堵住了，不能唱歌了。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我们也为他难过。此后我们一到公园拉琴唱歌的时候，就能看到他拖着沉重的半边身子绕着西海子边走边咿咿啊啊地练习发声，一圈又一圈。
西海子湖的秋天很美，如雪的芦花轻飘飘地洒落湖畔，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飞来的好几种南迁候鸟都来这里歇脚了，啁啾鸟鸣此伏彼起，湖面上顿时热闹了起来。一天早晨我们正在拉琴唱歌，突然听到一个久违了的熟悉嗓音传来;“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歌声悲怆高昂，穿过一湾清水，惊起两只麻鸭。我们扭头看见老刘那只不太听话的左手挥动着口罩向我们唱着走来，乐队感动了，旋律随着老刘的节拍轰然响起，与他共同唱响这一代人颤抖的心音。一首老歌穿越时空让我们回到了那个贫穷动荡的年代。想起了上山下乡，锄禾割麦，回城下岗，自谋职业，想起了蜂窝煤，大白菜，五分钱的冰棍。唱吧，唱出来痛快，吼出来也是歌。
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又一次把“不可能”翻了篇，乡音依旧，老刘不老。人生路虽然不完美，但腿脚没毛病的人却不一定能比他走得更长更远。
他对人生的理解很到位：“我从来不自我拧巴。
”
格桑花不相信眼泪
初夏的一天，我们团队刚开始活动，一个迟来的歌友告诉我，“花大妈”没拿手机扫不了防疫码，翻栏杆进公园时被保安发现抓住了。七十多岁的花大妈是我们团队的“王牌歌手”，出点事不得了，放下琴我直奔保安室。
一场夏雨浇的牡丹园里的牡丹花七零八落，树上声声蝉歌时唱时噤，惹人心烦。花大妈是西门街头笛子老谭的歌摊散伙后才转移到西海子公园来的，为此她儿子特地找过我，说他母亲一辈子酷爱唱歌，年纪大了有时会脑子不太清楚，让我们大家多包涵、关照一些。为此我告诉乐队和歌友们要掌握好分寸予以尊重，老刘书记也强调:那是我姐。
其实对花大妈我们也有些耳闻;年轻时曾在县文工团当过歌唱演员，可能是一生不太顺遂，前些年曾经从十几层的高楼上掉下来身体竟然没落下大毛病，只是左额头上至今留下的一片褐色伤疤被毛线帽上缀着的一朵红花盖住了。花大妈名副其实;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层层叠叠大红大绿的花色裙装，冬天是毛线织的，夏天是绸纱的，五彩斑斓。面对异样的眼光和议论，她有时会解释;这都是从前养病的时候自己用毛线织的，有时她也会恶语相向，嘴里嘣出乌龟王八。你是善意的说道还是有意嘲讽，花大妈绝对拎得清。也落下了“格桑花”的美称，但我们叫她“花大妈”。
来到保安室，看到花大妈虽然身体没出事，但态度恶劣，说脚脖子扭伤了。保安队怕担责任，我给她的儿子打了电话，请家人来领人，我打电话时听她嘴里嘟哝着：“要不是鞋让栏杆挂住了，我就跳进去了。”
一身是胆的花大妈还在为自己没能翻过栏杆懊悔不巳。
花大妈唱歌颇具专业水平，尤其唱[格桑美朵]和[青藏高原]两首歌时能达到“High C”,听来藏味十足醉人心房。但她经常唱歌情绪亢奋起来的时候，就会在每一个唱歌人眼面前挨个举起拳头加油尖声叫好，知道的人眉头皱成了八字，不知道的人落荒而逃。她情绪不好时却又寡欢少语。
我曾经请她给乐团讲过混声高音的唱法，对我们大家的高度评价，她很受用，激动地跟我说：很有成就感。
在门外树荫下等待家人的时候，我向她表示大家的担心：”你就不怕摔出个好歹吗?”“不怕!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啦。”语气中透出一种不在乎。话说的挺噎人。
“您唱歌很专业，跟名师学的吧?”我扭转了话题，一句话引出了花大妈滔滔不绝的一番倾诉。
他说：五十年代我们全家被从北京下放到了青海，父亲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曾是音乐老师的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县城生活，日子挺苦。我爱唱歌，走到那儿唱到那儿，当地人管男女都会唱的一种民歌叫做“花儿”，我唱着花儿参加过比赛，得的奖品是一个笔记本和圆珠笔。
那是一个格桑花盛开的季节，一天傍晚我在小河旁唱起了[花儿与少年];“春季里(么就)到了这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年轻(的个)女儿家呀……”不成想对面山坡上军队大院方向竟然有一个挺好听的男声很自然地接着我对唱起来;“夏季里(么就)到了女儿心上焦，女儿心上焦，石榴花(的个)结子呀……”歌声清脆嘹亮。刚对唱完春夏秋冬四季调，我就又把[四季对花]扔给了山上的他，看他对来对不来;“我問你春季里的花呀，什么人答我的花呀……”“尕阿哥答你的个花呀，春季里开着的迎春花呀……”
她说着唱着脸上浮出一丝羞涩，眼睛却潮了。
我能想象得出;那一定是个美好的傍晚，天空深蓝净明，刚露头的月亮圆润清澈，盛开的格桑花馨香醉人。歌声忽而飞上山坡，忽而飘落河边，“花儿”伴着一抹薄雾在静谧的夜空中缭绕。
我们唱着‘花儿’自然就相识了，唱歌时他经常给我带来白馍吃，我慢慢知道他父亲是军队的大官，对子女管教很严。一年后他出来唱歌的时候少了，出来唱歌也是瞒着家里，后来他也参军了，在一个安徽空军的保密单位还提了干。
我不甘人后，母亲帮我考入了艺术中专学声乐，其实一半时间是参加劳动，此后我进了县文工团唱歌演出。
一次他回来探亲，我穿着土族五彩服上台唱‘花儿'，他说好看。部队干部管得严，找对象要外调合格才批准，他要我能争取入党事情就好办的多了，他父母方面他继续做工作。一九七一年秋天我们突然断线了，一年多没音信也没法打听，后来我找到部队才知道他父亲是和林彪一条线上的被抓起来了，空军是重灾区，他也被牵连进去了。
往事历历如昨如初，她扶了扶腰，长吁一口气，神色黯然，眼里噙着泪水但没有流下来，也许是被岁月淘干了。
“您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是胜利者。”我这样劝她。我们没有能力为她撑起一片没有委屈的天空，这是一代人的委屈，一代人的沉重。我不想叹息。
送走花大妈，我想起哲人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不褪色的“花儿”在她心里唱了五十年，我们决定明天乐团办一个青海民歌专场，大家一起陪她痛痛快快地把憋在心里的歌唱出来，我相信歌声可以荡去历史的灰尘，留下青春的美好记忆，成为一次灵魂的洗礼。
毕竟格桑花年年都有怒放的高光时刻。
“八百”和“木匠”的故事
其实“八百”和“木匠”是公园唱歌圈子里的人对一女一男两个人善意的称呼，以至很多人不知道她和他的姓名。
她被称为“八百”是从在公园唱歌的人群里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件往事说起，据知道底细的人说，她在公园唱歌有几年了，但天赋欠缺唱功平平，却又自我感觉挺好，在几个姐妹的夸奖声里萌生了想上台表演的欲望。为此她特地拿出八百酬金请了两位公园的二胡高手为她伴奏，谁知真正到了在文化馆登台演出的时候却差强人意，砸锅的演出致使乐手和歌者之间相互埋怨，她羞怒之下向伴奏的两人索回了八百酬金。此后公园里玩乐器的再也无人沾惹她了，她身上挎着个小喇叭，孤独地在公园自我欣赏。自然“八百”的名头也就有了。
市场经济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拨弄得人们围着票子团团转，找不着北。
“木匠”是个拉二胡的，五短身材，穿一身崭新的绿军装，老式军帽上的红五星铮亮，当他把墨镜挂在纽扣上，再摘下口罩时，露出的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略显粗糙的国字脸，不俊也说不上太丑，走在大街上倒像一个通县乡下人。知根底的人说他就是个乡村木匠。
这是一个话多的人，当有好奇者探问他的军人身份时，他总是会抢先告诉你，我家里人都是军人，我养父是某某某大将等等，话音里透着举重若轻的做作。然后他会很自然地给你讲其养父大将抚养了他几多年，其实他最爱听的是“红二代了不起”的恭维话。他还会轻飘飘地告诉你:咱亲父亲是少将，掌管着好几个军队的服装厂呢，我到服装厂想拿啥就拿啥。说到这他总要问对方一声：想不想来身军装?
木匠拉二胡运弓如拉大锯，音不准不着调，还背着个大音响，想跟那一个乐队掺和都不受待见，有时急了还拿着话筒强拉硬拽游人陪他唱歌。有一次他很斯文地过来盘我：音箱声音不会影响你们吧，我只好回答：我们忍着点吧。木匠尥蹶子了，他把二胡横摆在廊道中间的地上拂袖而去;看你们谁敢踩一脚试试。他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愤青的标配;喇叭裤，砖头录音机和蛤蟆镜满街显摆，这与现实版的他;绿军装，拎着音响，戴着墨镜公园游逛何其相似。我顿悟;四十年前的一代愤青老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人菜瘾大的“木匠”与“八百”相遇了，一拉一唱可谓天作之美。一时在公园小六角亭里有了大音箱传出来的弦歌之声，还时不时传来拉二胡的撕心裂肺般的叫好声。人们也能听到老女人发天真：你这二胡拉的真臭，当年给我拉二胡的都是……这时木匠像只好脾气的猫：咱这二胡紫檀木的，通州就两把。每天快到中午时分他的红色三轮电动车总是要送爱唱歌的她回家，顺便还要热心地捎上唱评剧的肖老太太。一切顺滑得像块奶油。
有一次她不幸因”新冠密接”被封门隔离在家了，六角亭安静了几天。一周后他和她同时出现在了老地方，二胡洋洋盈耳，歌声袅袅动听。人们发现他和她改成分别从公园南门和西门回家了，而且一前一后行动的时间间隔五六分钟。其实这都要怪他那一身绿军装红帽徽的行头着实太扎眼。
这回换了地方唱戏的肖老太太有话说了，嗯——您瞅瞅，唱着歌就成了，六十出头的人啦，不能老是没着没落的，这回总算也有了个归宿。当过党校老师的陈老爷子放下手里的板胡接过了话茬，这叫歌为媒，也算是盘活了婚恋市场。肖老太太一撇嘴，这那跟那呀，忒嚼情。
从那以后反倒没人说闲话了，人之常情，应该的。
以前的他张开嘴有一个该死的黑洞豁口特别显眼，现在镶上了烤瓷牙顿时年轻了许多，里面穿上了海军衬衫，再配上军官领带，是一种乡下人的时髦。资深的二胡刘老前辈调侃他是花心萝卜，他一呲牙：“旱香瓜——一地一个味”
而底盘沉稳的她正在瘦身，新烫的深棕色波浪卷产生了明显的减龄效果。神彩焕发的面容验证了“爱情是最高级的化妆品”的无比正确。青春的力量谁知道啥时候会冒出来呢!奇妙的荷尔蒙。
红色三轮电动车疯狂驶过，挡风玻璃上多了一束花，红的像燃烧的火。
一切都云淡风轻，因为有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