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承载着中华民族遭受日军侵略的痛伤!
九月，记录着中华儿女热血抗战胜利的荣耀!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今天，重温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显得更加必要。
打开尘封的采访本，专访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副庭长袁光少将的那段历史，今天依旧历历在目。
1995年8月2日，笔者在《解放军报》学习期间，慕名采访了年逾古稀的袁光将军。
袁光将军得知笔者来意，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那段尘封39载的记忆。
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的袁光将军，一大早就起了床，漫步在庭院铺满砾石的小径上。他47岁，不高不矮的个头，没有想象中的魁梧，但目光明朗、自信、举止洒脱、矫健，有着运筹帷幄的风度。今天，他肩上抗着全国人民的重托，去审判民族之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6月9日上午8时30分，随着“起立!”的号令，法庭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应声而起，目视着审判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等各就各位。
袁光将军身着笔挺的军服，凛然正气地走进审判大厅，端坐在审判长的席位上。他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洪亮的声音在大厅内回荡，仿佛带着一声春雷的震撼。
步履沉重，神情沮丧的前日本陆军第17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和第39师团第232联队本部中尉俘虏监督军官兼情报宣抚主任鹈野晋太郎等8名日本战犯被卫兵押上了被告席。
国家公诉人首席检察员王之平将军宣读起诉书。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这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调查取证，一一核实了920人的指控、266人的检举、836人的证词……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战犯铃木启久，在担任侵华日军联队长和师团长期间，指挥所属部队先后在河北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扫荡”、“讨伐”，制造了6起灭绝人性的惨案。1944年10月28日，铃木启久下令所属的第一联队和骑兵队“彻底肃清潘家戴庄”，野兽般的侵华日军在滦县潘家戴庄烧毁民房1000多间，采取枪杀、刺杀、斩杀、活埋的野蛮手段，屠杀了包括婴儿、妇女、老人在内的1280多名居民。
战犯藤田茂，1939年4月15日，带领20多个骑兵、100多名步兵包围山西运城上段村，屠杀100多人后，又强迫居民去“踏探地雷”，下令部下把居民当作训练刺杀的“活人靶”，对士兵进行“试胆锻炼”。他说：“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战犯榊原秀夫，在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期间，亲自领导部下在黑龙江培养细菌和制造细菌武器，从事准备细菌战活动。用活人实验细菌效能。
6月9日下午，62岁的张葡萄老人站在证人席上指控日本战犯藤田茂的部队在山西安邑县上段村杀人放火的罪行时，气得全身发抖，怒不可遏，声泪俱下……
“这个老人想要跳过桌子向我扑来……”站在被告席上的藤田茂如此形容张葡萄的表现。
6月10日下午，当年从埋人坑里逃出来的周树恩出庭作证，悲痛欲绝地控诉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周树恩一家12口人，有6口人被日军残杀。村庄中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法庭上，周树恩捶胸顿足，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露出累累刀痕。
证人周化桢在法庭上声嘶力竭：“我昏过去7次……他使用惨无人道、没有人性的毒辣手段，用又细又尖的竹签子刺我的……当我疼痛难忍的时候，我在骂他的时候，他拿出一块破布，蘸上辣椒面子就堵在我的嘴里头，使我不能呼吸，使我不能说话。”
受害人声声泪、句句血的控诉，使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无不流下悲愤的泪水，有的还失声痛哭。其悲痛之情难以表达。
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在充满愤怒、仇恨的证人面前，战犯们面色苍白，肌肉抽搐。
战犯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全身颤抖，嘴唇翕动着：“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谢罪!”。
战犯藤田茂当庭认罪：“以上都是事实，我真是完全丧失人性、最残酷、可憎恨的一个人。”
6月19日上午8时30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宣判：判处铃木启久有期徒刑20年，藤田茂、上坂胜有期徒刑各18年，佐佐真之助、长岛勤有期徒刑各16年，船木健次郎有期徒刑14年，鹈野晋太郎、榊原秀夫有期徒刑各13年。徒刑至判决之日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7月1日至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对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斋藤美夫、伪司法部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中井久二、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兼地方保安局局长三宅秀也等2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7月2日，战犯古海忠之受审，伪满皇帝溥仪作证。
溥仪身穿深蓝色囚服，戴着黑框眼镜以战犯和证人的双重身份亮相。
他在证人席上站稳后,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汉奸爱新觉罗·溥仪。”
“今天我站在我们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战犯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奉行侵略政策，操控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
古海忠之在法庭上4次垂头，两次流泪，供认溥仪出庭作证的证词“是事实”、“全部属实”、“完全真实”。他说：“我认识到自己当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对我进行审判，处以死刑。”
武部六藏，在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期间，支配整个伪满洲国政治、经济、文化，指使日伪军队、宪兵、警察和伪司法机关，疯狂地抓捕、屠杀和囚禁东北人民，在热河省驱逐居民18万户，强迫集中在3000多个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内，制造了许多无人区。
武部六藏在战犯管理所，突患脑血栓，吃喝拉撒在床上。护士焦桂珍每天喂饭、送药、擦身、端屎端尿，悉心呵护。武部六藏一躺就是五年，从未生过一次褥疮。
在审判武部六藏时，被告人因病不能到庭，法庭特派审判员、公诉人和被告人的辩护人一同到被告人的床头进行讯问。这一举动，让人始料不及，曾经不可一世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武部六藏感激涕零，痛哭失声地说：“中国政府对我的照顾和宽大，我是不能用笔墨和语言表达的。”
在人类历史上，从古代罗马法到当今世界的法典上，谁能找到这样审判的条款?谁见过这种审判的案例?正义凛然，豁达大度，这就是共产党人特有的品格和胸怀。
中国人民“不念旧恶”、“以德服人”的美德，唤醒了日本战犯久违的天良，促使他们用全新的眼光去反省战争的苦难，去审视自己的罪行。
战犯铃木启久说：“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是中国的真正的和平政策产生出来的，只有和平，人类才有幸福;我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是可饶恕的，中国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要成为保卫和平的一分子，参加到和平阵营，以我的余生进行努力。”
战犯城野宏说：“对我判决的这一天，是我的新起点，我觉得从今以后，我生命是中国人民赐给的，我对不起中国人民。今后我要过悔罪和赎罪的生活。”
战犯齐藤美夫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到了难以计算的损失和史无前例的灾难……无论法庭对我判处什么样的重刑，我都愿意接受。”
战犯佐古龙说：“自我认识了自己的罪行以后，我才算是走上了人类的第一步。今后，我要更好地唤醒我的良心，重新做人。”
7月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罪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12年不等。
在沈阳审判的36名战犯，于1964年3月前陆续释放回国。返乡之前，给他们换发了新衣服、新鞋。
管教人员跟他们打趣说：“穿上了新鞋，回去可得记得要走新路啊!”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要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1957年9月24日，获释回国的日本战犯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归国日本战犯全部加入，他们通过出书、讲座等形式，呼吁日本与中国能够友好和平相处。
1960年10月22日，藤田茂被选举为会长。
藤田茂带领会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讲述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并用自己的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70年代曾两次亲自护送中国在日本死难者的骨灰到北京，成为热心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活动家……
“往事依稀挥如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年逾古稀的袁光将军对笔者说：“沈阳审判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铭记沈阳审判，就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