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的电影
汤碧峰
夜幕降临了，天下起了小雨，公园门口放露天电影的放映员不得不撑起大阳伞。雨越下越大，风将雨水吹到放映员的衣服上，湿了一大片。放映员坚持将片子放完，观众走光了，电影依然在放映中，音响声中夹着沙沙的雨声。
公园里的露天电影放映，应该有十余年了，当我还在新居民事务局上班时，放映公司来联系，资助“百场电影进社区”活动。而新居民局也需要在放映活动中，向新居民宣传交通安全知识等内容，没想到这活动至今还在举办。
虽说每天在公园走路，看见放电影，却没停下来认真看过，不是因为片子老了，而是不再对露天电影有兴趣。有影城那么舒服的环境，还有家里的电脑电视，不用边看电影边赶蚊子，可我们这一代人，对露天电影总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结。
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县城的火车站广场常放电影，背着弟弟去看电影是最开心的事情。弟弟小我六岁，照看弟弟是我的任务，否则无法出门。
车站建在山脚下，站台出来是两、三十级的长台阶，坐在台阶上看电影相当于坐在电影院。可有时候去晚了，位子没了，只好站在广场上，弟弟看不见就骑脖子上。其实漏看几段也没关系，电影内容早能背下来了。
放映的片子就是那么几部：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斗片。可我们依然是百看不厌，影片中的人物是我们崇拜的英雄。比如这嘎子哥，有哪个小朋友不喜欢他，崇拜他的?不仅如此，还摹仿电影中的情节做游戏。
影片中老钟叔给嘎子做了一把木头手枪，我和同学也各自用木头削出一把手枪。后来还比影片中的更进一步，将它做成打火枪。同学的姐夫是部队的军官，带匕首、子弹来给他玩。我们将七九步枪子弹的弹头拔下来，倒出火药，放手枪上做枪管。
我们将铅装进弹壳里，放炉子上熔化，然后打个洞可放火药纸。可没想到子弹的火药倒出了，引信还在。往炉子上一放，引信一发热“砰”一下炸了，还好没伤着人。这才知道，消除引信还得用洋钉在弹壳背后敲一下。
现在我们从网上知道，当年演张嘎子的小演员，文革中成了造反派，将影片的导演打倒了，听说后来去了国外。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让我对那个小演员改变形象，那影片确实演得好，既真实又有趣。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仍然是看不厌。
1970年我招工去了丝厂，厂子在离县城二十五里的小镇上。镇上没电影院，而厂里又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上白班晚上无聊，就约队去附近村子看露天电影。附近村子的电影是轮流放映的，所以白天要打听好哪儿放电影。
尽管天黑路不好走，但还是很愿意和小伙伴们一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过那时候看电影内容已不重要，而是一种社交活动。多么年轻的时期，十六、七岁的年龄，无忧无虑，虽说条件艰苦，可纯洁无邪，姑娘小伙在一起多开心啊。
1973年调一个小镇的财税所工作，小镇上开始也没电影院，看电影是在大会场上。那个大会场离所不远，也就三五十米路。哪天放电影，就和所里的同事一起搬把骑子，早点去找个场地坐上，边聊天边等电影放映。
几年之后，小镇有了电影院，先是大会堂改建的，文革结束后，不开群众大会了，大会堂下岗了，换一下座椅就是电影院，不过毕竟不是专用的，两边柱子影响视线。不久镇上建起了新的电影院，从那时起我似乎再也没看过露天电影。
自从有了电影院，电影院的票价都是一毛钱，县城工人俱乐部的票价只要五分，所以没人会看不起，城镇居民自然不需要去看露天电影了。不过那时候买电影票紧张，排队买票，排后面的座位就差了，而且常常买不到票，所以在小镇工作时，电影票都是同事的老公去开后门的。
从上了岁数，似乎电影院失去了吸引力，去影城看电影让位给了年轻人，成双成对，外加一筒爆米花。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在公园，哪怕这露天电影在边上，也少有关心。
不过每当看见公园放露天电影，总会让我怀念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体会。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看电影时的那种享受，而是在艰苦生活的环境下，让我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不断去开创未来。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