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从被遣送回乡，到重返乡政府工作的十几年里，几乎都处于被打倒、受批斗的状态。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对党忠诚，矢志不渝。我参军到部队后，不管是在新兵连，还是到军校学习后，父亲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毛主席让我翻身解放，邓小平让我沉冤得雪，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绝不能做对国家、对党不利的事情。”父亲的教诲，如同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参加工作30余年，我始终心无旁鹜，笃定前行，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松劲。
父亲一身正气，敢做敢当。文革期间，父亲被人押上台揪斗。一帮造反派死死掐住父亲的脖子，让父亲下跪低头。倔强的父亲高扬着头，坚决不肯跪下。他说：“我的腿只能跪天跪地跪父母，你们想让我下跪，是绝对不可能的。”父亲的言行，令造反派们更加恼怒，他们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子，用硬硬的鞋底狠狠地抽打父亲的脸。父亲的脸被扇出一道道血印，嘴角流出一丝丝鲜血。即使如此，父亲始终没有下跪，也没有表示屈服。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小偷潜入邻居家里行窃。午夜时分，一声“抓小偷呀!”的惊叫声传来，年幼的我们吓得浑身发抖，毛发都竖了起来，纷纷钻进被窝里。朦胧中，听到父亲嗖地一骨碌从床上起来，操起一条扁担就冲了出去。最终，在村外一里地的林子里，小偷被父亲抓住，并扭送到派出所。事后，母亲对父亲好一顿责怪：“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万一有个好歹，我们一大家子怎么办?”父亲说：“情急之下，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说，小偷偷到自己眼皮底下了，我也不能不管呀。”
有段时间，老家农村兴起一股赌博的歪风邪气。父亲担心我们也参与进去，天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反复给我们兄妹敲警钟：“碰到别人赌博，你们千万不要去围观，更不允许你们参与。”如果别人聚众赌博时被父亲撞见，父亲总会毫不犹豫、绝不留情地加以阻止，并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若是有人不听劝阻、敢于顶撞，父亲会当面没收他们的赌具，报派出所处理。以至于，村里那些好赌之人聚在一起赌博时，只要有人喊一声“王伐秦(注：父亲的名字)来了”，大家便惊恐万分、作鸟兽散。
父亲高风亮节，大公无私。80年代初，老家村子里没有一口水井。村里人喝水，要到两公里外的山塘井去挑。为解决全村人的饮水问题，父亲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发动大家凑钱打井。在父亲带领下，你家五块我家十块地凑，终于筹集到一千多元经费。父亲又找来打井施工队，在村前空地里打出一口八米多深的水井。从此，村里人吃水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再也不用大老远地跑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挑水了。
改革开放初期，从老家村子到村前柏油马路，只有一条窄小的田埂路。一到下雨，泥泞不堪、湿滑不已，经常有人滑跌到田里。村里人宁愿雨天受苦，也不愿意牵头去修。父亲对我们说：“力气用不尽，井水挑不干。别人不愿修，我们来修。”每天下午，父亲从乡政府下班回到家里，就带领我们兄妹六个，到村子对面的乌龟山脚下采挖砂石。然后，大家肩挑手抬，把砂石弄回来，将那条田埂路的路基拓宽、路面硬化。几个月后，一条近两米宽、三四百米长的沙石路，在父亲的带领下终于修成。
父亲精打细算，勤俭持家。还没有分田到户时，家里人口多，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为填饱肚子，父亲决定自己动手，制造生产糙米的“擂子”(注：一种碾制糙米的工具)。父亲砍来竹子，先用竹棍篾条编出“擂子”的框架，然后将牛粪石灰合均匀填充进去。不儿，一个碾制糙米的工具便大功告成。一般人家吃的米，都是碾米机碾出的精米，是脱掉稻谷表皮，又脱掉米粒表面的粗皮，口感要精细软糯很多。我们家吃的糙米，仅仅脱掉了稻谷外层表皮，保留了附在米粒外的粗皮，出米率自然比“精米”高出很多，但吃起来口感粗糙，难以下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制作的“擂子”，为填饱我们一家八口人的肚子，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改善家庭生活，父亲还做起了小生意。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个橱柜。父亲从县城批发来一些乡亲们平时需要的油盐酱醋、糖果花生等小商品，存放到橱柜里，然后零售卖给别人。哪家缺什么生活必需品，不用大老远地跑到镇里或县城去买，从我家里也能买到。既方便了乡邻，也增加了我们家的收入。有一次，村子里放露天电影。父亲觉得这里或许有商机，便专门炒了十包瓜籽，让我和姐姐拿到电影场去卖。我们姐弟俩天性腼腆，自始至终都不好意思开口叫卖。姐弟俩你推我、我推你，到放完电影人群散去，我们带去的十包瓜籽，剩下五双，又全部被带回家里。
父亲心胸宽广，为人和善。虽然我家兄弟多，但当我们与人发生矛盾冲突时，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要宽容忍让，更不能以强欺弱。二哥去镇里赶集，遭到邻村一个泼皮无赖的无故暴打。我们兄弟几个听闻消息，个个义愤填膺，想为二哥出头，教训一下对方。父亲严厉地喝止：“这样打来打去，能解决问题，还要政府干什么?把事情搞大，更加不好收场。”最后，我们听从父亲建议，将事情交派出所处理。同村另一家族见我们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觉得是祖坟地“风水好”。为了沾我们家族祖坟地的“好风水”，他们不打招呼，将家里去世老人葬到我们家族祖坟地上方。这在我们老家，算是奇耻大辱。一位长辈便瞒着父亲，带领我们家族的年轻一辈去干扰阻止。最后，引发两个家族间的打斗。父亲得知，狠狠地批评了带头的长辈：“都是村集体的山林地，他们要葬就让他们葬好了。两家拼个你死我活，能解决什么问题?”
2007年，从事民间礼仪服务的三哥，受到隔壁镇一位唐姓镇干部的酒后欺凌。人被打伤，“吃饭的家当”锁呐也被折断。父亲觉得，一个国家干部理应有素质修养，不能这么嚣张跋扈，便想去见见他。父亲中风后行动不便，就让正巧回家探亲的我，和在镇中学当老师的四哥一起陪他前去。谁知道，不仅没见着唐某，反遭到唐某父亲耍泼诬陷。唐某父亲可能自知理亏，便想用耍泼诬陷的办法来为他儿子推脱责任，当场打烂一个碗，拿起瓷片往自己头上、脸上割，边割还边喊“解放军打人了!”我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当即就报了警，并拿起随身的数码相机录像。结果，唐某的一帮亲戚赶到后，拿着扁担锄头，将我团团围住，当场把我的数码相机砸得稀烂。唐某父亲见状，更加肆无忌惮，抄起一把锅铲，就向我砍来，我下意识用手臂一挡，左手臂被砍出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当场血流如注。警察赶到后，立即制止了他们，并把我送往医院救治。最后，我的左手伤口缝了六针，治疗半月后才痊愈出院。镇派出所领导与唐某平时关系要好，在处理中竟然以没有证据为由，按双方打架斗殴处理。我心里气愤不过，想将情况报告部队，请求部队派人处理。
父亲总觉得是自己的疏忽大意，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让我受伤受连累，既心痛又很自责。但又怕事情再度闹大，影响了我在部队的发展和进步，只得很无奈地劝阻我：“伤治好了，没有什么大碍，就算了吧，就当被疯狗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