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位极普通的农民，厚道本分，靠辛苦操劳艰难地养育自己的子女，到老了也没有享过什么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苦，爷爷奶奶育有四子两女，还收养了亲戚家的一位孩子，家庭负担特别重。虽然生活很不容易，但是从来没有从他嘴里吐出一个苦字来，爷爷常说，只有大病害死人，哪有重活累死人。我们小时候就曾听爷爷讲过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那是他和奶奶刚结婚的那一年，农忙时候新女婿去丈母娘家帮忙车水。现在的人即使是农村的年青人可能都没有见过车水的场面，它是用双手摇动一种叫水车的木制农具，把低处的水运到高处的灌溉方式。如果落差较大，往往需要两道甚至三道水车接力完成，而且不能停歇。因为稍一停歇，水就可能又流回原地了。可见这是一种非常消耗体力的农活，即便在农村，也大都由青壮劳力完成。也许是要考考新女婿的本事，爷爷说，水车共三道，他负责中间最费力气的那道，一天下来累得感觉要吐血，还不好意思对外说。他由此感叹现在人多幸福啊，有水泵抽水不用人力车水，开关一摁，水哗哗就淌出来了。
记忆中的爷爷，好像没有歇息的时候。农闲时别人在家休息打牌，爷爷却总要到田间地头查看庄稼的长势，所以我们家的收成总是特别的好。冬天里常常大雪封门，冻得人手指都不敢伸出来，很多人躲在家烘火闲聊，他却在家忙个不停，扎扫把、开糖坊加工食品等。正因为他的勤劳和付出，才使我们一大家子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他的子孙辈不仅能吃饱饭还能都被送去上学。特别是二叔家，二婶很早离世，留下两个孩子原本是辍学在家干农活的，但因爷爷的坚持，我的两个堂弟都能正常上学，最终都是学业有成，这让爷爷很是欣慰。
每逢过年的时候，爷爷总是派我到邻近的三个村子分别给三个老姑奶奶拜年，正月十六再上门接她们回娘家。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嫁出去的姑娘正月十六都得回娘家，无娘家可回，无人来接是十分可怜的。但我知道这三个老姑奶是老六房爷爷的堂姐妹，和爷爷并非至亲。再者说爷爷辈兄弟五个都在村上，为什么这接姑娘的担子，唯独爷爷要承担呢?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就叫善良本份。我的三爷爷、三奶奶在五九年饥荒时夫妇双亡，丢下一个几岁的儿子，眼见得这个孩子没了依靠，爷爷毫不犹豫地将他领回家养至成年，不仅把他养大，还张罗着给他成个家。但那时家境实在贫寒，万般无奈下，爷爷用自己最小的女儿换亲，才终于让三爷爷家的孩子成了亲。
爷爷一辈子没有骂过人、打过人，总是以自己的宽厚影响着身边的人。当时因特殊年代、特定的事件造成父亲这一辈和本村某家族结下了冤。两家在一个生产小队，长年累月生产生活在一起，利益纠葛随时发生，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有时候还演变成两个家族的混战。每次两家打起来的时候都是爷爷不在现场，如果他在场根本就吵不起来，即便吵起来，他也会以家长的威望，首先劝自己家人退一步。听村里人们说，有几次两家人正激烈吵架时，正碰上爷爷扛着铁锹从田间回来。当时，他如果举起农具直接参战，一通猛扫，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就会立马扭转战局，但他每次都是劝退，劝和。现在想想，爷爷的做法是多么负责任：你即使打赢了，打伤人是要受到追究的，而且冤冤相报何时能了。爷爷的宽厚是全村人的共识，哪怕是那些对我们家有意见的人。爷爷不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得很理智，家庭内部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个大家二十多口人，不管是叔婶之间，还是我们小辈子之间都很和睦。晚上全家人在一起谈天说地，男女老少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有争论，无争吵，常常是很晚都不肯离散。彼时，爷爷总是在一旁，只听不说。
爷爷虽目不识丁，平时话很少，但对子孙要求很严格。因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妈妈平时有意无意地总是护着我，这让爷爷很不安。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上小学时，有一次逃学被爷爷发现，爷爷生气假装要用凳子砸我，正巧被我妈看到了，妈妈见状要和他争辩。他不紧不慢地说：“大丫头哎，一笼包子要蒸熟了吃，一个包子也要蒸熟了吃;桑树苗子要趁早育”。现在想想，他的话虽朴素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记得1990年，我利用休假回村，在村头碰到熟人。他对我说，你爷爷一辈子太辛苦，你们现在都有出息了，是应该让他享享福了。话里有话，后来我了解到，村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年夏天特别热，爷爷把一桶在家调好的农药背到几里外村上最远的田头喷洒，不料到田头后才发现喷头坏了，他舍不得将药水倒掉硬是把满桶药水又背回家里去修理喷头。舍不得浪费那一点农药，自己却累得差点中了暑，这是伴随他一生俭朴的写照。言传和身教形成良好的家风，我们小一辈在这样的环境里都很努力。爷爷的五个孙子，有一名公务员、一名老师、还有三人分别在合肥、广州、芜湖都有了自己小有规模的企业。然而，爷爷在村上从不张扬，依然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一直到他孙子辈都成人成家了，他也没有闲下来。
爷爷一辈子活动范围很小，年轻时候曾挑粮到六十里外的县城去完税，算是唯一的一次出远门了。后来一直就没有去过县城，有时候言谈之中流露出他想到新县城看看的心愿。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已在县城工作并安了家，几次回家想请爷爷来我家，他却每每因家里农活放不下而不能成行。后来，单位给我分了一套房子，考虑到爷爷岁数大了不能做农活了，就想让他到县城来住一阵子享享福。然而爷爷却以各种理由推辞，直到爷爷病重去世我才知道真相。听家人讲，爷爷当时得了重病，他认为他这种重病的人到新房子，会给我的小家带来不吉利……原来如此，他又是在替别人着想。就这样，爷爷再到县城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这件事也成了我一生的隐痛。
如今，爷爷离开我们有二十多年了，每当想起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常常感慨万千。他面对生活的困苦从不抱怨，而是平静地面对。他宽以待人，总想用自己的善良抚平生活的陡峭。他千方百计，顽强地用自己的勤劳撑起一个家庭。他对子孙要求严格，从不放任溺爱。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更多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道理直到现在，都在时时处处地影响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