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蔚县、阳原一带，皮匠手艺人分为黑皮匠、白皮匠、毛毛匠等，我的父亲属于第一种匠人。
我从父亲在世时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他小时候生活在东辛庄村，家里地无一垅、房无一间，没念过书，十六岁出口外谋生计，在宝昌县(现在的太仆寺旗)一家皮坊学艺三年，后在宝昌、上都、多伦等地漂泊，蔚县刚解放时回家，从西庄村高家大门买了一处旧院，带着爷爷奶奶搬了过来。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
农村大集体时期，我家隶属一小队。据哥姐回忆，一九六八年开春，小队长安排父亲占用队部南院的东下房，在给小队做车马挽具的同时，可以自主经营，每天交集体一元二角，余下部分归个人。自负盈亏模式，给了父亲一定的自由空间，他不仅很快揽了全大队九个小队的活计，而且迅速扩大到邻近几个大队，在周围人们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中，去涿鹿买酒，借钱给小队买骡子，家里的日子也很宽裕。不到一年，这种好光景在人们的愤愤不平中，夭折了!
我有了一些模糊记忆时，父亲早已是大队集体皮坊的一员。大队皮坊位于下庄的大巷南头，占的是一家邵姓地主留下的瓦房院子。我曾经去过几次，一接近门楼，就能嗅到刺鼻难闻的气味，东边两间正房里一溜锅台，安着三口大锅，西边两间正房闲置着，西下房里靠西墙有一排比我还高的石灰缸，被浸渍得脏乎乎的，里面泡着有毛的皮子。原来满院满街弥漫的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去的。
母亲告诉我，大队皮坊开张时，父亲作为师傅，与其他四人记一样的工分，补助稍高。过了一阵子，父亲的补助被砍掉“高出部分”，大伙平均每月到手五、六元。皮坊的人分两组，遇有加工任务，轮流出去干活。父亲带着我的四表哥，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东到常宁，南到草沟堡、苜蓿，西到杨庄窠，北到黄梅，许多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响当当的皮匠手艺也在东半县传开了。那些年，父亲经常胃疼，犯病时靠吃小苏打面止疼。每到一处，大队或小队管吃管住，少则两三天，多则十天半月，吃黍子糕，喝小米稀粥，既能吃饱，又利于养胃，还能把自己家里的口粮省下一部分。当时，外有父亲收入，内有母亲持家，我家的生活虽然很紧巴，但孩子们没欠过学费，春节能穿一身新衣服，一年中能吃上几顿肉馅饺子，年前还给姥爷和其他亲戚送一二斤羊肉。每天晌午，母亲还为父亲准备了“病号饭”---一块金黄油亮馋人的黍子糕。
一九八二年春节刚过，父亲喊上正在念初一的我，跟他一起去大队皮坊“分家”，分得两个大缸和一口大锅。皮坊到我家的路上，有一段两百多米的上坡路，父亲在后，我在前，抬着近百斤重的石灰缸，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走六七十米就得停下歇歇。我家院里，正房小三间住人，东下房是解放初盖的，父亲在公私合营前用于加工皮活，锅台和拉风箱等家当尚在，他又买了两口小缸，在院里立上木桩架子，又添置了一些生产工具，“家庭皮坊”重新投产。
父亲单干后，既当掌柜又当“大工”，母亲当“小工”。每天天一亮，父亲起床，先去地里，早饭后去作坊，一直忙到吃午饭，稍躺一会又去作坊，亮灯前才放下手里的活。每隔一段日子，他要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出几天门，转东半县的村子揽“订单”，因为小有名气，也有人主动上门送“订单”，同时联系屠宰户，除绵羊皮外，牛皮最好，驴骡马皮次之，猪皮狗皮山羊皮也收购。刚从牲畜身上剥下的软皮，父亲直接扔进生石灰水缸里，而对已经晾干的硬皮，需先在普通水缸里泡，水不能出霉味，泡软后再放到生石灰水缸里。小皮五六天，大皮一个多月。确认腐蚀后能脱毛，父亲就用根四五尺长的棍子，棍头顶实皮子中央，左手向上举，右手往下压，只有一米七个头的父亲，非常麻利地将一百来斤的皮子挑了出来，铺在事先支好的斜木板上，用刮刀(笨刀)将外侧的毛、内侧的血块肉渣刮掉。用水冲洗后，将皮按到空缸里，兑好鸽子粪水淹没，薄皮一两天，厚皮十天半月。确认泡掉石灰后，他挑出皮子搭在木桩架子上，把两边耷拉的皮头打上结，两人推着大杠(椽)摽拧，挤干灰和粪，生皮做成了。
周末，我完成作业后，就随父亲去作坊，当“烧火工”。我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父亲等硝加热融化，将生皮叠放锅内，双手压住皮子两端揉搓，待硝均匀浸入皮子后，取出搭在阴凉处晾晒，用锋利的铲刀(快刀)将皮上的小毛渣子铲干净，待其发白变干后，向干皮上喷水，促其由硬变软，再在大锅里放入硝水加热，慢慢地向皮子上涂抹，有韧性后出锅稍晾。随后，在锅里放入三至四斤獾子油(后换成猪油)，加热使油融化，将皮放入油锅里，慢慢地往皮子上涂抹油，一直到油渗入皮子里面，皮变得软乎乎的，晾晒变硬后折叠成长方块，生皮变成了熟皮。
我发现，生皮用来做皮线、皮绳，熟皮用来做笼头、坐裘、圆皮子、鞭子、道梢等十余种产品。一张皮子经过父亲的精打细算，大小搭配，割扎缝拧，巧妙编织，除去成本，收入翻了两番。比如，他挽的笼头有三角笼头、三节笼头和糖麻叶笼头，在前面的脑花里嵌入“福”字、中国结，在缝制坐裘时设计出梅花、十字针脚，成了精致走俏的艺术品。又如，他割生皮从中间往外割，割熟皮从外往里割，左手捏住皮子边，右手大拇指伸直，其余四指紧握拉刀刀把，刀刃向内，眼瞅着大拇指与刀片间的空隙，双脚不动，躬着上半身，割皮时起、行、收处宽窄相等，有数丈长、八分(十分为一寸)宽的，有五尺长、三分宽的，等等，高超的技艺令人叹服。再如，他把三股像葫芦条晒干似的皮坯子，用“鞭筷子”把第一股绕在第二股上，再把第三股绕在第一股上，依次编下去，一会儿工夫，一条好看耐用的“麻花鞭”就完成了，很受车倌羊倌的欢迎。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迎来了盖新房的高潮，拉沙拉石头的马车激增，父亲也迎来增收的“黄金期”。他面向二道贩子批发售货，照顾上门取货的降价售货，更重要的是通过赶集现场议价售货。为了赶集，父亲卖掉了那辆破旧自行车，又贴了四十几元，从上堡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燕山牌自行车。西合营、吉家庄、白乐、代王城逢集必赶，即使是单程近六十里的桃花，年近七旬的他也要带着重六十多斤的货箱子，当天来回。西合营是农历三、六、九赶集，除雨天外，他从未误过，摆摊的地方由下堡到上堡，再到镇南商业街，面对八、九家同行的激烈竞争，父亲一反性子急躁的常态，热情迎客，耐心介绍，反复议价，他的货最受欢迎。
随着家里积蓄的增加，我家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备料，一九八三年终于盖起了新房，老院全部腾了出来。父亲喝酒由散酒变成瓶酒，由一顿先增到两顿、后增到三顿，很舍得买大牲口骨头肉让全家人大快朵颐。姥爷也住到我家，直至十五年后故去。春节期间，村里高跷队选择性登门拜年，我家也名列其中，这一时刻的父亲，脸上洋溢出得意的神情，热情招呼着演员们，大方地拿出一条香烟交给高跷队。
父亲赶集时，结交了南场村的郝大爷、前堡村的武叔，前者长父亲四岁，后者小父亲二十岁。他俩是“半路出家”的皮匠，和父亲一样嗜酒，脾气也合得来。尤其是武叔，曾当过几年村书记，见过世面，他敬重父亲的人品和技艺，经常向父亲请教，父亲每次都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帮教。三个臭皮匠，凑到一起时，皮摊挨得很近，互相补台，共同促销，待赶集的人到了中午逐渐散去，你管酒，我带饭，他拿菜，仨人喝完一瓶白酒，不晕不醉，收了摊子，各自骑车回家。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农村，三轮车代替了马车，父亲的皮匠活慢慢减少，他只赶西合营和白乐两个集，靠着草沟堡、苜蓿、张家窑、柏树山区的人们惨淡经营。病后，他没有气力赶集了，而是把现有的皮子和货，全部低价处理了。
父亲走后，我们把他留下的自行车送了人，第二年老院的那间作坊倒塌了，第三年老院的三间小正房也塌了多半。他的黑皮匠技艺没能在家里人手中传下来，因为我的两个哥哥都在高中毕业后参了军，我中师毕业后参加工作，况且他也没刻意要求过我们。真正继承父亲“衣钵”的是父亲的外甥---我的四表哥，他念过高小，心细，爱琢磨，不到二十岁就跟着父亲，在过大队皮坊，独立开过皮坊，是行内公认的“高手”，但他年轻时孤傲，好高骛远，半途改行又破产，中年娶妻又散，无儿无女，后来逐渐失去好好活下去的自信，变得麻木堕落，成了最不堪的模样，皮匠技艺到他这儿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