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上8点半，在“肥东作家群”里看到诗人音岚发布的消息，才知道“善伏走了”。看到这条消息时，消息已发两个小时了。
善伏走了，才56岁，比我还小两岁，我当然感到惊讶。在沙发上呆坐了一会儿后，便起身打开电脑，想写几句，毕竟我们是曾经的文友、同事，以及后来的朋友。就在半个月前，我还与他见了一面。那时，他的脸已经有些浮肿，但还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店里为顾客装相框。
我与善伏相识，是因为文学。那时我们都才20多岁，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间的那一批狂热的“文学青年”。那时候，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很多，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人放弃了手中的笔，开始动脑筋挣钱养家糊口。大部分人走出了贫穷的乡村去了城市谋生和发展，有的拖家带口在城市的一隅，寻找着适合自己生存的职业。善伏的家乡虽然也很穷，但他并没有走出乡村，一直坚守在“肥东北三区”的那个穷乡僻壤里，一边种地，一边继续做着文学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一个镇上来到刚成立的县报当编辑。善伏知道后，经常跟几个文友来县城，到我家里吃饭。饭桌上，话题总是离不开文学。其实，那时我们都很稚嫩，对于文学创作只是空有一腔热情，并无多大成果。但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相互间都爱夸大其词。明明只在某小报(刊)上发了一首不到10行的小诗，却飘飘然地说发了一组长诗;明明只发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却夸大说发了一个上万字的短篇小说;明明只得了几元或者十几元的稿费，却吹嘘说，报社寄了100多元稿费。明明都都知道对方说的是谎言，但谁也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善意的谎言中，体现出了爱好文学的人对文学的一种神圣的敬仰，对自己所创作出的“作品”能变成“铅字”的一种深深地渴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善伏与我由文友，突然变成了同行。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时任县广播电台的台长老宣同志到我办公室，说他们电台想招一位“笔杆子”，要能写、能跑、能吃苦的，并让我在平时来搞的通讯员中帮他物色。当时，我就给他推荐了3位同志，最后，善伏被录用了，成为县广播电台的记者。
到了县电台后，他几乎放弃了文学创作，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做新闻”上，时间不长就硕果累累。不到两年时间，就从县电台“跳”到了县报，成为了我的同事。
善伏是个勤奋的人，不管是在电台，还是到了报社，时间不长，他的“出稿量”总是名列前茅，直至招人嫉妒。善伏还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负面的新闻，他也敢涉猎。一次曝光一个官员搞腐败的稿子见报后，引起了当事人以及其家人的强烈不满。其家人多次来到办公室找他麻烦，直至最后组织出面，才把事情平息。
进入新闻单位时间不长，善伏的知名度显著提高。名气逐渐大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放松了一些。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事件”当中，被别人抓住了把柄，直至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4年。
善伏在县城当记者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依然在农村。善伏“消失”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还在小学读书，儿子刚满周岁。
一次，我去善伏的家乡采访，顺便去他家“串了一次门子”。他的妻子见到我后眼泪就流了下来。就在我去他家的前几天，他的儿子在停在门口的拖拉机上玩耍，不小心从拖挂的车厢里一头栽了下来，把额头摔了一个鸡蛋大的血包。她难过地说：“孩子可能是脑震荡了”。之后，又对我说，想让两个读小学的孩子去县城里上中学。随后，通过我的牵线，把他的孩子转到了县城的三中就读。他的妻子也带着儿子来县城租房陪读，照料几个孩子。后来她又找到我，让我找人帮她的儿子上县直机关里的一所幼儿园。
善伏重新回到县城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我，对我帮他的孩子在县城上学表感谢，同时告诉我，准备东山再起。我问他是否还回来“干新闻”。他说：“不了。另起炉灶。”很快，他就在县城的闹市里租了一间门面，开了一家打字复印的店铺。脑筋活泛的他，时间不长，又开了一家分店。之后，分别在县城及省城合肥买了两套房子，并把几个孩子都培养的不错。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合肥找了一家理想的工作单位。善伏夫妇俩也很高兴。
大约在三个月前，善伏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上次的“肺结节”是在哪家医院看好的。她对我说：“善伏的肺也出现了问题。”
第二天，我抽空去了善伏的店里。善伏对我说，他得肺癌了。我当时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已经在化疗了。
半个月前，我因事又路过他的店前，顺便进去看了一下。尽管当时善伏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仍在不停地忙碌着。因为当时店里人多，我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就匆匆告别了。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然成了永别!
善伏的一生路途坎坷，前进的路上摇摇摆摆。他有一种坚忍不拔、永远向上的精神，遇事从来不服输，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可最后却输给了病魔。病魔夺去了他顽强的生命。
善伏，但愿你在天堂的世界里能风调雨顺!但愿你在天堂的道路上一路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