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对他的称呼由“队长”改为“领导”时，他不悦了。我忙解释：“领导”，可是现在的时髦叫法。“我从不赶时髦!”囬应是硬绑绑的。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马站起来，冲着他：队长!我自罚自罚!一杯下去，他笑了。开场的秋意，被春风化雨了。这是在他家酒席上开始的一幕。
下放五十周年的那天，我约上插友，领着老妻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专门请来大厨，置办了一大桌酒菜，还邀上村里的领导和好友作陪。不想，开场的欢乐颂，竟由我的称呼之变，变奏了几十秒。显然，他不喜欢眼下十分流行但略带几份戏意的“领导”，他不愿放弃早已披上历史尘埃的老号——队长。他对世界有自己的认定。
其实，他就是我的第一个名符其实的领导，而且还是我一生敬重的老领导。二十刚出头，他就成为全公社六十多个生产队中最年轻的队长，我下放时，他巳是老资格队长了。他是队里唯一的初中生，高大壮实，脸庞梭角分明，浓眉下的双眼特别有神，声音洪亮，行事明快，虽然年轻，很有人望。
生产队长，是神州最小的官，无级无品，但却是最难当的官。当我刚戴上“小帽”向他讨教经验时，他告诉我：生产队长是“总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何在落实上面精神时，既对得起“上”，又对得起“下”，那是要有拿捏的。他的这番中国基层实用领导学，我记了一辈子，当年他的拿捏杰作，至今我记忆犹新。
我们生产队主产棉花，兼产杂粮。棉花收成要全部缴公，杂粮则留队分配。在温饱难以保障的年代，杂粮，是农民活命的根。偏偏公社要扩棉压粮，这让所有的生产队长都处在犯难之中。我们年轻的队长，竟将难事巧办，难中取胜。一方面，按公社要求上报种植计划，一方面悄悄从江苏请来土专家，指导棉花的选种、育苗、施肥、洒药等全部田间管理，结果，公家多收了棉花，社员没少分口粮，因为增产的百分之五，大大超过扩棉种植百分之十的收成。为此，县领导在全县三干会上，对他的技术增产大加表扬，当然也少不了对他的瞒报计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此，队长颇为得意，说，吃了批评，但得了表扬，扯平了。
不是事事都能扯平。那年，大队要求我们生产队，将一条自然形成的弯曲河道拉直，这要占用不少良地。队长硬是软磨硬抗，结果，头上的“帽”子飞了。他说，他也有邓大人的经历，虽不是三起三落，但也有二起一落。至今，那条小河依然走着自然的路，唱着自己的歌。
接收知青，并非贫下中农的本願，添人增口要吃饭的道理，没人不知道。那年，他一举接下五名知青，那是大隊当年的全部指标。既收之，即善之。很快，我们有了专门的知青屋，那是除队屋外，全队唯一的三间砖瓦房，我们还有了全大队唯一的兰球场，全公社第一家红夜校。当年经红夜校被扫盲认字的青年们，至今还在念着他的好。
七十年代末，他完成了由生产队长到村民组长的历史转身。当了十年的队长，亲口宣布生产队解散时，他的眼角挂出了泪花。他说，他是生产队的送终人。村民组长卸任后，他奉命组建了由几位资深队长担纲的村关工委。
他对当下的世风官风很有意见，他反感“领导”之称，根源于此。我们一见面，他总要表示向我讨教，说是讨教，实为半讨论半考我。那天酒过三巡，他照例考我：你说是毛好?还是邓好?我答：如果没有毛，你我不相识，我们无法成为几十年的朋友;如果没有邓，你今天办不出如此丰盛的酒席，我们也没有如此的快乐!他哈哈大笑，指着我连说：狡猾!狡猾!我知道，这是他心中的结。在当下的老人中，有此心结的，远非他一人。
如今，他巳年近八十，身板依然硬朗，每天风雨无阻地在家乡的大地上行走三万步。他依然住在那个很有年头的小村庄，在那条依然唱着老歌的小河边，人们能见到他对着留守儿童，讲着他们当年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我们知青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