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玉是我家亲戚，我管她叫大姐，她比我大五岁。
我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呢?听奶奶说她祖母的婆婆是我们郭家门上的老姑奶子，我管她祖母叫二奶奶。
我只记得她祖母个不高，因为女人脱发不好看，那时候又没有卖假发的，就自己弄了一些头发，绑在铁丝上，弯成圈戴在头上。二奶奶还有一些治病的本事，有一年夏天天很热，我和我二姐到我姥姥家去，晚上在我二舅妈屋里睡，睡觉不关窗子，小孩子睡觉不老实，光着身子睡着了，半夜又没人给盖，着了凉，第二天起来后肚子就疼了起来，一会比一会疼得厉害，只好把我送回家。到家后父母已下地干活，光剩下我奶奶，我疼得忍不住，噢噢直叫，奶奶见状就把王家二奶奶请来了。二奶奶还真有办法，就用做针线活的针，在灯火上烤了一下，叫我伸出舌头，在我舌头上扎了几针，一会就不疼了。
大姐从小母亲就不在世了，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原来住在后街梁家大院，后来就住在地主刘保章家的东屋里，我们两家来往密切，小时候她还跟我在一起上过学。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解放，当时她上三年级我上二年级，但我们同在一个教室里，她因为年纪大个子高，所以坐在最后排，而我年纪小，坐头排，紧靠讲桌。
她对我很关心，例如她娶继母时，酒席桌上我喝了一杯酒，头直发晕。下午打霸王鞭时，我脑袋天悬地转，但我坚持着不敢吱声。她发现了，就报告给了老师，老师就让我下来休息。再一次是在蚕房营举行的庆祝“四四儿童节”大会期间，因为各种比赛要进行三天，我们都是背着行李吃住在那里，中途她问我来时带钱没有?我说没带，她非要塞给我一些钱。这足以说明一个大姐姐对小弟弟的关心，而我当时因为小，对她的关心毫不在意。
她父亲在宣化南街华成干鲜货店顶二厘生意(即有二厘股份，大小算个股东)，那年她父亲续弦，就是在我家摆的酒席，新房就在我家上房西间。我父亲每次到宣化，都住在他们柜上。
有一年闹水灾，山洪暴发，把我家的地全冲了，当年没有收成，日子过不下去，我父亲到宣化去做小买卖。他父亲帮助置办挑担盘秤等工具，又从他们柜上按批发价进货，挑着担到市场上去卖，整整一冬天，就吃住在人家柜上。
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到宣化进出城门都由国民党兵把守，没有证明不准出入，我爹要带我和大姐一起去宣化，得上蚕房营大乡去开路条。同去的还有我们村两个人，我们一起去开路条。主管人员说路条没有了，我们问什么时候有，回答说不知道，我们只好往回走。半路上遇见了大乡乡长丁怀古丁二先生，(他是我们村的人，他家的地和我家的地相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安”，一个叫“长贵”，我们都认识。)。正带着两个护兵迎面走来，见到我们就问：“你们干什么去了?”。我爹说二哥：我们想去宣化办点事，去乡里开路条开不出来，您能帮个忙吗?他说我也没带笔和纸呀。结果那个护兵掏出来一个铅笔头，乡长掏出了香烟，把剩下的几根香烟取出来，就在那烟盒背面写了几个字。我们接过字条，谢了人家就二次返回了大乡，把纸条往桌子上一放，那个管开路条的人二话没说，从抽屉里取出很厚的一本，拿起笔就给我们开了，一连开了好几张。出来时几个人议论，说乡长的条子还真管用。
去宣化从怀来火车站上火车，一百五十多里，途经狼山，土木，沙城，新保安，西八里，下花园，辛庄子等站，火车要走三个多小时，才到宣化火车站。进城要走南城门(又称昌平门)。
宣化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早在二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在那里居住，从殷商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到大明朝都是边防重镇。“土木堡事件”，居庸关以外的十多个县都落入鞑靼瓦刺部人手中，明英宗被俘，宣化城仍然固若金汤。
宣化原属上谷郡幽州，明清时代为宣化府，民国时期察哈尔省政府就设在此地，后来迁至张家口。宣化城原来是夯土建筑，大明朝加固成砖石结构，城池建造坚固，城内有钟楼鼓楼，直通南门。
(这是现在拍的照片，它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其他建筑已被拆除。我在五十年代去宣化时，镇朔楼内多年马车走压出来两道平行的车轨印很深，现在围起来了，不让走了)，
那一趟大街是宣化城繁华所在。南街有电影院，市场内有戏园子，华成干鲜货店就在南大街的繁华中心。
我是第一次到宣化，一切都感到新鲜，也增长了见识。以往每逢年节，大姐她父亲都要回家过年，回来时总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吃的，比如海参，青梅煮酒等。他还镶了两颗大金牙，说话很豪爽，很善谈，很有气派。每顿饭总得炒两个菜，喝盅酒，穿的也很讲究，像个买卖人。
1948年正月十五都过了，还不见人回来，忽然传来了噩耗，宣化方面派专人来说得了急病，后背上长一个包，叫“砍头疮”，也叫“搭背”，是个毒瘤，没几天人就不行了。还得我父亲去处理，棺材拉回来了，就停在刘保章家的场院里，整个丧事都是我们家帮助料理。
他的遗物及股份所得开好清单，托专人送到我家，把大姐叫过来，三家对面，按清单一件一件清点，确认后三方都按了手印，宣化方面算是做了交待。
大姐的奶奶本来就年事已高，儿子突然去世，对她打击太大了，不久相继去世。我记得我们家东屋的北山墙根放了两口棺材，一口是香椿木的，是给我奶奶准备的，另一口是柳木的，就是给王家二奶奶准备的。
所以棺材是现成的，丧事当然也是我们操办。
后来大姐的继母又改了嫁，家中仅剩下尚未成年的大姐一人，为了继承王家的香火，决定让其招女婿。这事还是我们操办旳。不知道是谁说的媒，男方是哪里人?只知道他是铁路上的一名检修工，姓刘名叫刘顺山，比她大十岁。为了置办嫁妆，我爹带着大姐和我去了北京，我们就住在北京大栅栏一家旅店里。我们到瑞肤祥，千芝祥绸缎庄去买衣料。那时候买衣料可不像现在在百货大楼买东西。进门后中间是一个大厅，大厅里放着四五张桌子，四周有板凳，桌上有茶壶茶碗，你一进门，就有穿着长袍的伙计，忙上来打招乎让座，坐下后先沏茶倒水，然后才说先生您准备看看什么?各种绸缎布料都整齐地排放在两边的橱窗里，他领着你边走边看边介绍，你认为哪个好，用手一指，他就会立即取出来，放在桌子上，打开来给你介绍。你说不行，立马再换一匹，真是百问不烦，百拿不厌。直到你满意为止。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真感到新奇。另外我们还到过花市大街，劝业场，前门大街，天桥，珠市口等地，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才回来。
结婚典礼就在她住的院子里，那时她家住的是刘保章家的东房，因为是招女婿，婚礼不能在白天举行，而是在夜晚。
记得当时租来一顶轿子，放在院子里，新娘子在北屋里准备好了，被人抱到轿子里，两个人抬着在院子里转一圈，再放下，把新人从轿里搀出来。
新郎官从东屋新房里出来，拜了天地之后就入洞房，也没有吹鼓手，一切在鸦雀无声中进行。
第二天才请客座席，那一年她才十七岁，一辈子过的也挺好。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刘保章家被扫地出门，大姐又搬家了。村子里把富农刘庚家的东房分给她们了。当时划分阶级成份，她父亲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所以刘顺山并没有改姓，她们的孩子都姓刘，王家的香火也就断了。
解放后我们两家的来往一直没有断，但是因为我到张家口去上学了，家乡的情况就不了解了。1959年我母亲病重，她直接坐火车到北京去叫我二姐，我在保定接到电报后连夜往回赶，到北京和她们一起赶回家，但是见到的是停在院里的棺材。
大姐虽然念过几年书，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她在教育子女方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她教育孩子们从小要好好读书，将来要作大事。但是由于当时农村条件所限，孩子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最高只念到初中毕业。现在条件好了，他(她)们的孙子辈都上大学了。他(她)们没有辜负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教导和希望。
1974年我父亲突然脑中风，家中只有我继母和我爹他们老俩口。首先出来帮忙的还是大姐和我的堂兄郭礼哥，请小庄子村老中医刘仲凯给进行针灸治疗已经好了许多。等到我和我二姐赶回家老家时，病人已经坐起来了。
我们在家待了几天后，看着病人逐渐好起来，我们做了一些善后工作，酬谢了大夫，我们又回北京和东营了。
1976年我继母因癌症去世，在她病重期间，还是大姐和郭礼哥跑前跑后请大夫治疗，直到去世又帮助运往县火葬场火化，将骨灰盒寄存在小冲的骨灰堂里，并请来她侄女帮助料理后事，处理遗物。因为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考虑到我们工作忙就没有提前通知我和我二姐，等到我们接到信赶回家时，这些事情都帮我们处理完了。
我们回家后就是处理家产，她(他)们又帮助把家中所有的盆盆罐罐卖得一干二净，最后又把房子也卖了，准备带我父亲回东营。家中的粮食部分低价卖给了我郭礼哥，其余的粮食要换成全国粮票。换全国粮票是不容易的事情，还是大姐帮助疏通人物关系才换成的。家中的东西亲戚邻居，谁喜欢什么优先挑，人家也不白要，随便要几个钱，意思意思就行了。
比如干活的农具我郭礼哥全部抱走了，喂猪的石槽子叫下营我二表哥运走了，硾衣尝的硾磨石和棒锤让我姨家的大表嫂搬走了，做饭的锅和风箱，让我姨家二表哥拿去了，掰香椿的香椿钩让街坊胡凯拿去了，供奉灶王爷的供桌，本来想卖没卖掉，让我郭礼哥抬去了等。
可王家大姐人家什么都不需要。乱七八槽的东西全部卖光，也不到二百块钱。三间东房加一个后院，买卖双方再加上双方说合人整整谈了一晚上，好说歹说也没卖上一千元，人家认定了你要走，始终不愿出一千块钱。最后还是我让步，九百五十块钱成交，当时只付五百五十元，那四百元一年后收完秋才付。接下来我给宣化我大姐(我亲姐)一百元。还有一口棺材板，我二姐要运回她家，我把一个两格柜，一个小桌，一个风门，两只水桶，还有我父亲的全部衣服被褥日常生活用品等，全部打包，装在柜子里，进行托运。
这些东西要运到东营，运费会很贵，还是大姐帮忙，从她家拿来一大卷铁丝帮助绑起来，找马车送到狼山火车站，连同我二姐要的棺材板，由在狼山火车站工作的大姐夫刘顺山，凭人熟按搬家物资算，没用多少钱就都运到油田了。
最后临别时，由我出钱，连同我郭礼哥，在大姐家炒了几个菜，喝了点酒，吃顿包饺子，算是酬谢了。我父亲于1977年8月31号逝世于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老家在卖房时后院有两棵臭椿树，宣化我姐夫要留下来做箱子，树还没长粗，房主就急着催叫快卸。卸了后又是大姐找车把木材送到了宣化。
从我父亲到山东直到1996年我退休，整整二十年，我没有再回北辛堡。在这二十年里大姐又是怎么过来的呢?听我外甥女刘志莲说：“我母亲是一位很能干的家庭妇女，虽然文化不高，但她办事向来顾全大局。村里有贫困老人她经常给买吃的，有时还要给钱。
村里有个叫梁全成的光根病了，我母亲给他捐款，又动员他的亲戚们捐款给他治病。我母亲去世时他爬在我母亲的灵前痛哭【大姐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1996年我退休后才想起来再回老家看看。这次回老家，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富起来了，家家户户盖新房。我回到老家，竟连我郭礼哥的家门都找不到了，街上的人一个都不认识了。大姐还是那么精神，仍旧住在土改时分的刘庚家的东屋里，只是姐夫已得脑血栓，行动不便。
她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刘志莲是北京我二姐给说的媒，嫁给北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沙城的知青。儿子刘志泉在县城，小女儿在北辛堡。这次回家我专门到大姐家去拜访她，大姐还请我在她家吃了饭。
当我再次回老家时就是2005年了，这一次是我带着老伴儿子媳妇和孙子一家五口，我带着我的一家人去看我们的老宅子，拍下了老家仅有的纪念那棵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柳树。也带他们去拜访了我在北辛堡全部亲戚，当然也包括我的大姐王富玉了。可惜我姐夫的病情越来越重了。他坐在轮椅上，见了我激动地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想跟我说话但是又说不出来了。
最后由我儿子出面请了他们各家的代表在我侄女郭永萍家开的饭店里，大家聚了餐，还拍了几张照片，就急忙赶往涿鹿宣化了。
后来听她女儿志莲说她爸退休后没有几年，就得了脑血栓，整整二十年，罪可受老了，特别是临终前的几年，身上长了祷疮，痛的噢噢直叫。于2020年12月24号逝世，享年89岁。他们家的那处大院，本来是刘庚家的，刘庚去世后，他们买了下来，院子里有一亇很大的花池子。种了好多花。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是2009年了。那是在我的倡议下在北辛堡举行的高小毕业班的同班同学在北辛堡母校的一次全班大聚会。
这次回老家在大姐家还特意给我做了一顿五十七年来再没吃过的家乡饭——小米干饭蚂蚁蛋汤(就是将煮好的小米饭捞出一部份，上面加上绿豆或小豆面，拌起来形成了像蚂蚁蛋一样的东西，烧成汤)，饭虽不名贵，但是纪念意义非常大。
再后来大姐也因病住院，医治无效于2017年9月12号去世，享年87岁。
没成想这次与大姐会面竟是最后一面了。
2020年春节我接到了一个叫我舅舅的电话给我拜年，我说你是宣化吗?他说我是北辛堡的，我怎么也想不起北辛堡有谁管我叫舅舅，后来他提到王富玉，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大姐的儿子刘志泉，现在我又和他建立了微信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