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如果健在的话，这个9月的某日，满一百周岁了。我的父亲，像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父亲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没有过人之特长，但他把日子过得很圆满很幸福。他一生平安、健康、快乐，充满阳光和正气。我只能写一点平淡的文字来纪念他。父亲和母亲不仅是我最亲爱的人，还是我最崇拜的人，我一直记得他俩，从未忘记。本文原写于今年的父亲节。
父亲性子直，有时候很严肃，会高门大嗓地当面说你错了，以至于孩子们都怕他。我因为走进了父亲的心里，从来不以为父亲是骂我，至少认为父母亲的骂是爱心和责任的双重体现，以后我会写到这些。今天只写父亲喝酒。
父亲喝酒
■程为本
父亲一生喝了无限量的酒，还都是白酒，活到了93岁。
父亲至少有半斤的酒量，年轻时，旧社会，很穷，没多少酒喝。在小富后的岁月里，他一日三餐都喝，直到80多岁以后才减少了一点。他爱酒，但从未醉过，说不喝就不喝了，你若劝他，他会反感。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喝一点点啤酒，但仍然以烧酒为主。
他认为只要是白烧就是好酒。他不喝红酒也不喝啤酒。说啤酒那东西 “不上劲”，而红酒是甜的，只能用来哄小孩和办喜事的时候凑热闹和喜庆而已。这简单的几句话，我记得特别牢。我从他的喝酒中发现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有些哲学思想。这话对他来说，好像拔高了，其实不然。我以为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看他有什么样的地位、权力以及名气，而是准确不准确。
双抢季节总是炎热的，他拿白酒解渴。母亲说，“这么热的天，喝那火一样的东西，不烧人?”他说：“火对火，无处躲!发一阵猛汗就凉快了。”母亲只好装马虎说“也怪了。”
父亲留下了很多喝酒的经典故事。
物质匮乏的年代，大集体，劳动强度大，又要靠挣工分过日子。母亲就尽量多喂养一些老母鸡，以改善一家之主的伙食，每当吃饭之前，拿出两三个鸡蛋来打汤什么的，父亲拦住说：“我来吧。”他把鸡蛋接在手上，然后就去供销社换酒喝。从此，“大男人拿鸡蛋换酒”就成为一家人的笑料，父亲也跟着笑。
父亲在供销社有一个好朋友，姓何，也爱喝两盅。鸡蛋换酒就是他俩合作的项目。父亲自己去买酒时若碰上他，他俩一个站在柜台里一个站在柜台外就开喝了。对方还会随手放一些糖到酒里去。那时的散装酒质量差，加了糖就提味了。但两三个鸡蛋换酒，是不够两人喝的。放心，父亲会带点钱，以防不足。所以父亲在出门之前，有时会踌躇一会儿，他希望对方正在店里等着他，又怕身上钱不够。他不想让对方掏钱凑份子。
父亲爱喝酒，我也沾了光。
家里有个扁玻璃瓶，巴掌大，能装下二两酒，专门用来打酒的。本来是“买酒”，但都说成“打酒”。因为那时乡下只有散装酒，买酒时要自带酒瓶。而卖酒方也是将酒装在一个大坛子里，还要有一个漏斗，一个长柄端子。卖酒时，先将漏斗插进瓶里，再“啪啦”一下将端子压进坛里，提起一端酒来，通过漏斗灌进瓶里。这个过程类似于在水井里打水上来，很形象，又有收获感和成就感，对于爱酒之人充满了诱惑，回味无穷。所以都喜欢说“打酒”。
很长时间里，散装酒的酒价很稳定，每斤八毛二分，偶尔会八毛三分。为什么有一分钱的差别，无从问起。须知那时一分钱也是很有份量的数字，可以买到两根缝衣针，而缝缝补补又是重要的家事。有时你能听到别人说：谁敢少我一分钱?把黄蜡抵!这话意思是，你用黄蜡铸个模子，也得把那分钱造出来还给我。或者是说，你将黄腊抵算那分钱也行，反正少不得的。
我父亲算是一个大度之人，从没看到他为一分钱斤斤计较过，至少在喝酒上表现得更加大气。他每每打发我去买酒，就递给我二毛钱和那个扁瓶子说：“打二两酒去，要快点哈，找零的钱归你买糖吃。”我当然乐此不疲，以风一样的速度跑起来。供销社离我家3华里，我大约只需要15分钟便能完成任务。父亲和母亲都会问我怎么这样快?我说我没有去买糖而耽误时间。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生怕父亲说，没买糖吃?那找回的零钱还给我吧。还好，父亲没有说，母亲也没有说。只有身边的小朋友当然也包括大人看着我，露出了羡慕或惊奇的神情。很长很长时间里，我都成了这样一个能捞到零钱的“打酒郎”。
这里涉及到前面说的酒价问题，虽然每斤只差一分钱，但关系到我的切身利益。如果每斤八毛二分钱，二两酒只需一角六分四厘，“四舍五入”，实收一角六分，我便落下了四分钱。如果每斤八毛三的话，我只落得三分钱。所以那时候我一个不喝酒的小孩对于酒价如同爱酒的大人一样给予了严重关切。关切的最终结果是，无论三分钱还是四分钱，我都跑得比风还快。父亲从来都不食言，而母亲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我将那些钱都存在了母亲那里并全部给了母亲。记得有次盘点时，居然有一元多一点。那可是天文数字，我跟母亲一起欢喜无比。母亲最大的喜悦不是那些钱，那些钱后来还是给还了父亲一部分，而是从存款中看到了她的儿子俭朴的优点。虽然这个时候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俭以养德”。
我接触过不少酒局，看到过形形色色的醉汉。有的豪气干云，有的昏昏欲倒，有的随地方便，有的痛哭流涕等等，等等。还有的拍桌一声响，说起了他在“夜郎国”的大话。可我的父亲一次也没醉过，除了酒量尚可，关键是他能适可而止，说不喝就不喝了，劝不过，他就主动下席来，不再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
父亲从来不拼酒，也不劝酒，认为能喝多少就干干脆脆喝多少。他不仅不劝酒，还会叫别人也不要劝酒。不像有的人量大，别人如果喝少了，还说什么“人品如酒品”。好像量小的人“人品”也坏了。父亲若遇上这样的情况会呛他：他喝不得“么样的?”酒从量饮，怎么扯到人品上去了呢?“么样的”三个字在我们那个地方能构成一个复杂的语境，并取决于说听双方的心情态度还有肢体表现。我很想接着说：“若以喝酒的多少作为评品的标准，喝得越多，人品越好，那么滴酒不沾的人就毫无人品了，就不是人了。这叫什么鬼话呢?”但有父亲在，我不便插言。而且我还以为这个时候，父亲会跟那个大酒量者拼一次酒，又准能赢，但父亲没有那样做，照常喝酒罢了。他的意思分明是，那样的“好人品”又何必多理他?
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看到我不怎么喝酒，几次跟我说：“酒量小不丢人，喝得少也不丢人。醉了才丢人。”现在想来，这是父亲一生喝酒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喝酒的座右铭。这话我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并想起了在南林大教我们植物病理学的李传道老师同样的话来。他在谈到做学问时说：“不懂不丢人，懂得少也不丢人。不懂装懂才丢人。”父亲和老师说的是一样的道理。
父亲喝酒是舍不得浪费一丁儿酒星子的。无论是别人给他筛酒，还是他给别人筛酒，他都会说“筛八分满，免得洒了。”如果有人不小心给他筛得太满，他会低下头去，轻轻抿一口，然后再跟大家一起举杯。所以无论多大的酒席，扯酒的人再多，在他的桌面上极少洒有酒星子。我在很长时间里，记不住“……常念物力维艰”这个诲人不倦的句子，但秒秒钟就记住了父亲的“不要洒了酒”和母亲的“不要洒了饭菜”，并且一直践行着。
父亲喝酒也闹出过“嫌贫爱富”的笑话。那天他从我的舅父家归来，一进门就哎呀一声说中午一桌好菜可惜了。我们听不懂，母亲却下意识地说：怎么啦?那桌子让谁弄倒了，菜泼在地上?然后又很同情似的向着父亲：今天没拿酒?哪天我去说说他们。母亲的话既是调侃也是安慰。我有三个舅父家，三个舅娘都能烧一手好菜。他们跟自己的孩子喊我父亲做“二姑爷”，这就说明是敬重他的。物质匮乏的时代，也是忙累的时代，走亲戚不多，在亲戚家吃饭的情况更少。能吃上一桌好饭菜就不错了。好饭菜是真有的，鸡蛋、小鱼、小虾、腊肉，我的舅父家都能拿得出，想喝酒就难了。因为我的舅父们都不怎么喝酒，而那时候哪家都不会有酒在家里存着，因此那个时候做客没有酒是普遍现象。于是就闹出了“一桌好菜可惜了”的笑话。我想，父亲“爱”的是酒，“嫌”的是好菜没有酒去匹配它，这么一个“嫌贫爱富”，是父亲创造的经典。不过这个经典故事发生不久，就让母舅们知道了“二姑爷”开始有了爱酒的嗜好，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说起过“一桌好菜可惜了”的话。
在我父亲六十岁的时候，有人说满了一个花甲，可以“做寿”了，以此探探我父亲的酒量到底有多大。给父亲做寿，这合我的意思。但我说可以让他多喝一点，但不能醉了他。在我的意识里，做寿是不同于过生日的。虽然我们每年都回家陪父亲过生日，该来的亲戚也都来了，但我想做寿应该更隆重一些，排场一些。可是父亲没有同意。我进一步以酒的名义“诱惑”他，说既然做寿，我会买点好酒，多喝一点。他说过生日喝的都是好酒，平时喝的也是好酒，都是粮食做的，哪有不好的呢，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过生日就是过生日。母亲则轻轻的告诉我，我们家乡这一块是忌讳说“做寿”二字的。那时我年轻，平时没有注意到这一些，弄得我居然去查阅大辞海。其中果然有：“……寿，给活人预备死后的东西。”不管你如何理解这句话，毕竟与死字有关联，所以不说“做寿”二字。而说什么“寿比南山”、“加福加寿”之类的话，又不忌讳了。由此我想，父亲既有唯物的一面，也有唯心的一面，连喝酒都这样。我们亦然。
父亲到底有多大酒量，无从得知。我所知道的，是一天早上，他与我的四叔平喝了一斤烧酒之后，放下碗筷，就到离家十里开外的梅寨割牛草去了。可见，半斤酒不在父亲话下。走时还说，中午再来吧，你把他们几个都邀上。他们几个，是指我的叔叔们，离我家都有两里地。
父亲在93岁的那年病倒了，前后约有半年时间，真正卧床不起只有一个星期。他的床前有张方桌，桌上摆满了我们买的和亲戚们送的各种品牌的酒，清一色的白烧。他是在酒气氤氲的卧室里带着酒香安然去世的，又随着酒的升腾而去了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