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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之下的任安

  • 作者:冰薇文
  • 来源: 手机原创
  • 发表于2024-08-03 15: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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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67岁,在位51年之时,汉王朝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巫蛊”事件,导致太子据被废,任安(即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任安)也在事件中丧命。

      前者,赵国人江充在赵王府冒犯了赵太子刘丹,逃到了首都长安,向刘彻告发刘丹的隐私,刘丹因此被罢黜。刘彻见江充一表人才,容貌伟壮,穿着轻暖华丽的衣服,暗中称奇。又谈论国家大事,甚正中其怀,从此对江充十分宠信,派他督察皇亲国戚、亲近官僚们的不法行为。江充检举弹劾,毫无顾忌。一次,江充见太子刘据派往皇宫的信差,在御用大道上奔驰,抓人后交付审判。刘据求情被江充拒绝。刘彻得知后说江充,人臣就应当这样。由是江充威震京师。

      当时,全国的法术师以及女巫之类,聚集长安,都邪门歪道,神秘兮兮,谣言惑众。女巫还时常出入宫廷,教嫔妃和宫女们,如何避灾求福,几乎每个房间里,都藏木偶祭拜。有的发生争吵后,就互相告发,指控对方诅咒皇帝,大逆不道。刘彻大怒,因此屠杀的有数百人之多。

      刘彻曾白天睡觉时,梦见数千个木偶,手拿武器,向他攻击。霍然惊醒,觉得身体不适,精神恍惚,很多事过目就忘。江充知道他跟太子已结下怨恨。而刘彻年老,怕一旦死去,被太子诛杀,便决心利用“巫蛊”诬陷太子。于是趁机向刘彻报告,恐怕仍是巫蛊作祟。刘彻遂派江充负责处理巫蛊。江充一朝大权在握,无所不至,率人大肆捕捉“放蛊”的人。江充率领外族女巫,到处挖掘土地,抓捕涉嫌“放蛊”和夜间祭祀的人。对被捕的人苦刑拷打,用烧红的铁钳,或钳肉,或烤灼皮肤,哀声哭声中,全部坦白承认罪行,并且供出“同党”,遂即报告刘彻称他们“大逆不道”。于是,从首都、三辅,直到各郡各封国,诛杀数万人。

      这时,刘彻已年老,总疑心他的左右亲近用“巫蛊”诅咒害他,被杀的人是不是冤枉,无人敢向刘彻陈述。江充看准这一点,便更无忌惮,让外族女巫声称:“皇宫之中,有‘蛊’的妖气,如果不铲除,皇上的身体不可能平安。”刘彻遂批准江充入宫捕蛊。

      江充带人进入皇宫,拆墙掘地,甚至捣毁刘彻坐的御座,然后又到皇后宫、太子宫,每寸土地都翻掘起来,遍地泥土,连放张床的地方都没有。突然,江充宣称,在太子宫掘到的木偶最多,还有用绸缎写的文字,所言不道,当奏明皇上。

      刘据立时惊慌,欲前往甘泉宫(还远在淳化县),说明情由。太子傅石德说,去了也未必能见到皇上。而奸臣又如此嚣张狂妄,不如囚禁江充,追究其奸谋。刘据决计而行,立即斩杀了江充。谁知,刘彻派遣协助江充捕蛊的人走脱。刘据在恐惧中,征集部队,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京师霎时陷于混乱,传言“太子谋反”。

      刘彻得到报告后,令宰相刘屈牦格杀叛逆,关闭所有城门,不准一个叛徒漏网。此时,刘据乘车亲自到首都警备部队营外,召唤指挥官任安,发给他符节,命他发兵。任安接受符节回营后,却下令紧闭营门。刘据无可奈何,退回长安,后从城里逃走。

      据《史记》记载,任安是一位懂得在贫困时该在何处安身的人。任安荥阳人,少孤贫困,给人驾车。后来到了武功这个地方。任安认为武功是个小县城,地方上没有豪强,容易出名,便留在武功。先是代人做一名追捕盗贼的小卒。后又为三老,三百石长、亭长。任安做事公平,记忆力很好。县里的人出去打猎,任安给人们分配打到的麋鹿雉兔,安排老人小孩壮年,到远近难易不同的去处,众人都满意,说:“不用担心,任少卿(少卿,任安字)公平,有谋略。”第二天,人们又出去时,也数百人。任安会说:“某某怎么没来?”人们都惊其认人迅速。

      任安还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后来,他投靠在大将军卫青的门下。后来卫青的势力渐渐被霍去病压倒,许多人便弃卫就霍,到那边就可以得到官爵,只有任安不肯。

      任安还“司事有智略”。在卫青门下时,皇帝从卫将军家的下人中征招此类人员入朝担任警卫。在百余人中,任安被选中。

      任安待友诚。当初,任安与田仁为友,同时被征招见到皇帝刘彻。问二人有何特长。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他不如任安。任安说,判断嫌疑,定是非,管束官员,使百姓无怨心,他不如田仁。刘彻大喜,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穀于河上。二人立时闻名天下。

      司马迁还把他视为一个“可为智者道”的人。任安曾希望司马迁“尽推贤进士之义”。司马迁当时没有立即答复。后来任安因太子事被处腰斩。在行刑前,司马迁没有忘记这位可与言的朋友,写了著名的《报任安书》答复他。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叙述了他“就极刑(指腐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

      长安平定后,刘彻却认为,任安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紧闭营门,不过是首鼠两端,坐观成败,看到谁胜,就归附谁,是有二心。不忠。

      刘彻的这番话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想想看,当乱之时,任安接到太子的符节却关闭营门,不出兵,若太子取胜,他能归属太子吗?而当时的情形是,任安出兵,于刘彻是不忠,于刘据则是助逆,助子叛父,助臣乱君。任安不出兵,于刘彻倒是忠,于刘据则又是不信是抗命。当时汉家王朝的安定与否,可谓系于任安一身。然而在封建专制下,当时任安就是出兵,太子胜,任安也未必就无罪。太子可疑其不忠于刘彻,将来不忠于自己。任安的罪与非罪,忠与不忠,均在残酷刻薄寡恩的人主之手。在此情形下,什么气节,什么品高,什么智慧都会顷刻瓦解,被打得粉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安出不出兵,在二君对立中,注定任安不得安然,其不死何来?

      最终,倒是任安以自己的死,避免了汉帝国的一次大动乱,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本文参考资料:

      1.《史记•田叔列传第44》

      2.台湾柏杨 《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6 对外扩张》第127页,第146页至155页

      3.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4.《古代汉语》(中),北京出版社,1982年1月版(王力、林焘校订),第389页,《报任安书》说明。

    【审核人:站长】

        标题:专制之下的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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