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祖籍山东荣成，一九四九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其中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遭遇“王六郎”（节选）
梁晓声
一
第一次见到那孩子，大约在四年前的夏季。大约。
下午三点多，我拖着拉杆箱走在北京南站附近一条马路右侧的人行道上。很热，虽已到了下午，仍无丝毫爽意。因列车上开空调，我怕凉，穿上了薄绒衣。下车匆忙，没脱，并且连薄西服也穿上了。等候出租车的人排起了长队，调度员说我们那拨排队的人估计得等一小时。这使我甚感意外，不愿等，心想站外也许反而会较快就能坐上出租，于是离了站。尽管绒衣和西服是薄型的，一到了外边，顿觉身上溽热难耐。若当街脱下两件上衣往拉杆箱里塞，我嫌麻烦。何况，拉杆箱已塞不下了，怕硬塞而弄坏拉链，那岂不太糟了，便说服自己加快脚步往前走，希望能尽快拦住辆出租。不一会儿，汗流满面，内衣湿矣。马路上驶来驶去的出租车不少，一半空车，却没一辆因我在不停招手而减速。我忽然意识到，网约时代早已开始，一辆接一辆驶来驶去的空车肯定是别人所约的，它们为路边招手之人而停的时代已成历史。这可怎么办呢？我不会网约，何况手机上并没下载网约软件。
正犯难，见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大男孩的背，男孩戴长舌帽，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也推着拉杆箱。我断定他和我一样是从南站出来的，原因同样是由于不愿在站内用一个多小时等车。
这年头，像我这把岁数的人，跟着年轻人的感觉走，往往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我的老年朋友常对我这个在新现象面前每每不知所措的顽固分子如此教诲。
于是我加快脚步，缩短和那大男孩之间的距离。他穿的是浅黄色制服短裤，有多处兜那种，短袖翻领衫则是浅蓝色的，中间有一排美观的白浪花，而脚上是一双白网球鞋。暴露的胳膊和腿都很红，显然是晒的。那么，他必定是从某海滨城市返京。也必定，几天后他的胳膊和腿都会变黑。
他一直走到一处立交桥的桥洞那儿才站住，而我已走近了他。他感觉到我在紧跟着他了，转身讶异地看我。
我笑笑，尴尬地问：“这儿容易打到车吗？”
他说：“怎么可能！我在这儿等家里的车来接我。在这儿等不晒，比马路边清静。”
大男孩有一张单纯又阳光的脸，气质聪慧，顿时使我联想到了《聊斋志异》中那些善良而才情内敛的小书生，他们是蒲松龄笔下追求起美好爱情来不管不顾的狐仙鬼妹们喜欢的类型。
我识人的经验告诉我，向这样一个大男孩寻求帮助是会被耐心对待的，便又问：“如果我让家人帮我约车，应该告诉家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他反问：“您自己不会？”
我不好意思地说：“是啊，落伍了。”
他笑道：“许多老同志都不会，这是你们不必在乎的短板。但您不能将自己定位在这儿，咱俩不同，我刚才说了，我是在这儿等自己家的车，我家里的人不止一次在这儿接我了。没有准确名称的地方，网约车的导航器是导不过来的……”
他说时，眉目间一直呈现着笑意。分明的，助人对他是件愉快的事。他的口吻和他脸上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像一位负有监护责任的大人在向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做解释。
在立交桥的阴影下，他的脸看上去似乎更阳光了。
“那……”
虽然我特受用他对我的善待，内心里却不免焦躁。
他左看看，右看看，指着一处有明显的拱形大门的小区说：“告诉您的家人，让网约车到那儿接您。”
于是我与儿子通手机，之后谢过大男孩，与他聊起来。
我以为他是初三生，他说他已经高二了。我猜他是偏文科的学生，他说恰恰相反，他的理科成绩更优些，考大学也会选择理科专业，只有在高考特别失利的情况下才考虑选文科的哪一专业。
他的话使我这个在大学教了十五六年中文的人颇窘。
他看出来了，笑问：“您是大学老师？”
我说：“曾经是，教中文的，退休了。”
“哈，请原谅，希望没伤害到您的尊严！”
他笑出了声。一种开心的笑，其声不高，却爽朗。
我受他那笑的感染，也笑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说只提供一个小区的名称约不到车，还须提供什么街或什么路。
我不知南站属于什么区，而我站在什么街或什么路的立交桥下，大男孩竟也不知道。
“老师别急，我立刻就能替您查到，分分钟的事儿。您穿得也太多了啊，起码可以将西服脱下搭手臂上吧？您这样，我看着心疼！”
他掏出一包纸巾递向我，我擦汗脱西服那会儿，他快速地在手机上查出我们所处的位置。我因为遇到了他，庆幸不已。
儿子用短信告知我，已替我约好车了。
大男孩说：“您应该转移到小区大门那儿去，您儿子替您定的准确位置肯定是那里。”
我说：“不急，还有五六分钟呢，陪你说会儿话，你怎么对我‘您、您’的？”
他笑道：“您是长辈嘛。”
我说：“可你还开始叫我老师了。”
他说：“您曾是大学教授，我是高二学生，称您老师太应该了呀。”
脱下西服后我身上不那么热了，约好了车心里也不焦躁了，于是我们之间进行了以下愉快的对话。看得出，有个人陪他说话，也正符合他的心愿。
“你根据什么认为我是教授？”
“您自己说您曾在大学教书嘛。到了您这种年龄，普遍而言，退休前都会熬成教授了。”
“熬”字由一个大男孩口中说出，使我脸上有点儿挂不住。
他看出了我的窘态，立刻道歉：“对不起，用词不当，应该怎么说好？‘修成’，还是‘进步成’？”
我也看出，他那种一本正经的虚心请教的样子是装的。那会儿，这阳光大男孩表现出了他调皮的一面。
我没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一个陌生人对你自称曾是教授，你一点儿都不怀疑？从小到大，没人告诫你别和陌生人说话吗？”
他郑重地回答：“您问的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小时候，我爸妈都告诫过我，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小时候姑且不论，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朗朗乾坤，光明世界，一名高二男生居然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将来的人生还有什么出息呢？如果中国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中国的将来岂不堪忧了？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是很有一些识人经验的，我对自己的经验也很自信。从面相学来看，您绝不会是一个可能对他人构成危害的人。”
我也笑了，如同当面受表扬。我虽老了，对于表扬还是挺开心的。
和这个路遇的阳光大男孩闲聊，的确使我愉快，遂又问：“你对我一直‘您、您’的，而我却一直‘你、你’的，你没有任何不平等的感觉吗？”
他的表情又郑重起来，像大学生毕业前经历论文答辩似的，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口吻回答：“这是一个伪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问题。古今中外，一概如此，早已成为人类关系中约定俗成的一般礼貌现象，又一般又普遍。如果在咱俩之间居然反了过来，那么……”
“那么怎样？”
“那么只能是以下情况，我为主，您为仆，而主仆关系是人类封建关系之一种，封建关系才会使人产生不平等的感觉。不过，值得思考思考的倒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动力，使全人类在您、你的称呼方面，形成了完全一致的共识。老师，您怎么看？”
他期待地注视着我，那时他脸上有种求知若渴的表情，我任教时偶尔能从学子脸上见到的表情——偶尔。
和这样一个大男孩说话，不但愉快，简直还十分有趣，我享受。
然而他的手机响了。他接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她开的车快到了。
大男孩通完话，向我伸出了一只手：“那么……”
倏忽间，我觉得我已喜欢上了他，竟有点儿不愿握过手一走了之。
“先别……我的意思是，咱俩加上微信怎么样？”
我这么说时，脸红了。自从我也开通了微信，还是第一次向人提出这种请求。
他收回手，意外地张大了嘴，用略显夸张的表情无声地说：“有必要吗？多此一举了吧？”
“我希望交你这个小朋友……”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话几近于倚老卖老。但话既出口，倘遭拒绝，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吗？为了顾全自己的老脸，我冲他耳边小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怕他还是对我一无所知，又厚脸皮地说出了我的几部代表作。
“哈，哈，太像小说了吧？让您高兴一下，我看过您的作品！”
他的上身旋转了一下，那是许多人高兴时的肢体语言。
该我说“那么”了，趁热打铁地掏出了手机。
“我加您吧，会快些。要是让我妈看到我和陌生人如此亲密的样子，肯定大吃一惊的……阿牛？您的网名太好记了！”
我见自己的手机上显示他的网名是“王六郎”，不禁再问：“《聊斋》中那个王六郎？”
他说：“对！我特喜欢那一篇。《聊斋》中关于男人之间的情义故事很少，《王六郎》那篇可视为佳作！不多说了，您约的车也该到了，您快到马路那边去吧！要走斑马线，老师别闯红灯哈！”
结果我俩并没握一下手。
当我站在马路那边的人行道上，转身回望时，他妈妈开的一辆宝马X5已停在他跟前。
“阿牛再见！”
他朝我摆摆手，坐入宝马了。
但我后来并没通过微信与“王六郎”交流过，一次也没有。我既无这种习惯，也找不到什么可与一名高二男生交流的话题。再说高二正是高考前发奋苦读的冲刺阶段，我不忍打扰他。但我承认，有那么几次，在较闲而又心情好时（人在闲适之时心情大抵是好的），受好奇心促使，我点开过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内容甚少，仅有几段读书心得。给我留下印象的却不是他的读书心得，而是他开出的一份歌单，列出了他喜欢听的一些歌——《黄土高坡》《信天游》《天边》《鸿雁》《草原之夜》《乌苏里船歌》《沧海一声笑》《涛声依旧》《这世界那么多人》，等等。
除了莫文蔚所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他爱听的那些歌，也是我爱听了多年的歌。
受他影响，我听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同样爱听，并且成了“莫粉”，后来听了她不少歌，都爱。
至于“六郎”关注过我的微信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即使点开过也等于白点，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如同一张白纸，我从没往上头发过任何文字，也从没转发过别人的任何内容——至今仍是白纸一张。
然而我每每回忆起认识“六郎”的那一个夏季的下午——那条北京南站附近并不太宽的马路，那处小区的拱形院门，那座立交桥下车辆可转弯处的阴凉，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每当我忆起时，耳边就会同时响起莫文蔚的歌声：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群里敞着一扇门……
二
第二次见到“六郎”，也在夏季的一个下午，也在三点多的时候。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在我家里，他坐在双人沙发上，旁边坐着他母亲，一位五十几岁，容颜保养得极好的女士。特别是她那双手，白皙如瓷，看去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肯定连家务活都许久没干过了。她穿着得体，上衣啦，裙子啦，鞋啦，包啦，显然并非从一般商店买的。她给我的熏过香的名片上写着她是室内家装设计公司的总经理。我随口问了一句她那公司有多少人，她矜持又低调地说不多，才二十几人，是由她丈夫任董事长的什么医疗器械经营公司分出来的一个子公司，由她全面负责而已。我觉得两类公司风马牛不相及，却没说出我的困惑来。
“我的公司人虽不多，在京城的业内还是有些名气的，某些影视明星和歌星的豪宅都是我的公司装修的，今后您和您的朋友如果有需要……”
她说以上话时坐得更端正了，脸上也流露出了几许成功女性的优越感。
“妈，别说这些行吗？”
她的儿子低声打断了她的话。那时，“六郎”刚喝了一口矿泉水。他们母子无须我待茶，“六郎”带来大半瓶矿泉水，而他母亲带的是保温杯。他打断母亲的话时并没看她，打断后也没看，并且，语气分明是不满的，尽管他那短短的话是低声说的。在他母亲略露愠意，一时怔住之际，他开始翻一厚沓用夹子夹住的A4纸，那些纸上印着他写的诗。
那女士虽是“六郎”的母亲，我却怎么也对她热情不起来。我不喜欢她身上那股子高人一等似的优越劲儿。尽管我是主人，她是客人，而且是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即使在她不说话时，在她默默打量我的简单装修，家具不但都很一般，而且都已很旧的家时，她内心里早已习惯成自然的那股子优越感也还是难以隐藏。特别是，当她不说“我们公司”而说“我的公司”，不说“北京”而说“京城”后，我感觉自己对她的不佳印象难以改变了。如果我和“六郎”几年前没有过那么一种“交情”，我是不太欢迎这么一位女士成为我家的客人的。是的，我不但将自己和“六郎”几年前在一处立交桥的阴影之下愉快地交谈过十几分钟那件事视为大千世界中的一种老少缘，还一向视为一种交情。当然啰，他们母子成了我家的客人，乃因我与另外几个人的交情在起作用——他们母子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什么亲戚！所谓“人际”，往往便是如此——两个人一旦成了朋友，不但各自的朋友不久也成了朋友，而且连“朋友的朋友”们之间，后来也往往会成为朋友，甚至可能比起初的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处得还亲密。几天前，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通话，说他的朋友的亲戚的儿子是位青年诗人，希望当面得到我的鼓励和指导。
我问：“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他反问：“现而今还有专业的诗人吗？”
我说：“已经没有了。”
他说：“你问得多余嘛！”
我又问：“什么样的青年？是高校的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又反问：“有区别吗？跟诗有直接关系吗？”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承认他也不清楚，但不愿在中间传话了，只能由我当面问了。
我说：“我是写小说的，对诗是外行。”
他说：“在我们真正的外行看来，你们都是文学那个界的人，总比我们内行吧？这事儿你必须认真对待，而且要表现好点儿。别忘了，不一定哪一天，你也许又会求到人家！”
他说的“人家”也就是他的朋友，是北医三院的一位内科主治医生。北医三院不但离我家最近，还是我就医的定点医院。对于他的提醒，我缺乏不认真对待的底气。
于是“王六郎”母子就出现在我家里，坐在我对面，而我以招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之了。
起初我并没认出“六郎”来。毕竟，我与他立交桥下匆匆一别后，已时隔三四年没再见过了。他仍穿制服短裤和T恤衫，但脚上却随随便便穿了双拖鞋，还剃过光头，刚长出极密的一层黑黑的发楂。他坐得也特端正、特安静，不主动说话。他为自己那些打印在A4纸上的诗定名为《无聊集》，三个黑体大字下边是他的网名“王六郎”，括弧内打印的五个字是“真名王任之”。下边一行字的字体与集名的字体相比，小得反差分明。
“王六郎！”
顿时，我连对他母亲也有了亲近感。
“六郎，居然是你？太使我意外了！”
我有点儿激动。
他困惑地定睛看我，仿佛不明白我何出此言。
我启发他回忆：“忘了？三四年前，在离南站不远的地方，一座立交桥下……”
他竟摇头，仍定睛看我，困惑漫出双眼，氤氲在他脸上。
我大惑不解了——他临行前，不可能不知道将去谁家嘛！
“阿牛，想起来没有？”
他又摇了一下头。
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并且没法从他的表情得出结论——他究竟是成心装出从没见过我的样子，还是真的完全不记得了？
“梁老师您……以前认识我儿子？”他母亲也困惑了——她脸上的表情证明她内心里充满了疑惑。
“妈！你问的有必要吗？”他又对他的母亲不满了。这次说话时，他扭头瞪了母亲一眼，他母亲被这一瞪，内心里显然生气了，笑笑，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我从她的眼里洞见了一股隐怒。
我只得讪讪地说：“是我认错人了。老了，记忆常出差错。”
说完，向“六郎”要过诗集，戴上老花镜，低头看了起来。按说，他或他的母亲应先将诗集寄给我，待我全部看完再约见我，可他们母子并没这样（也许都是急性子吧），并且已经成了我家的客人，已经端坐在我对面了，我就半点儿挑理的意思也没流露。好在不是小说而是诗，并且多数是古体，七律、五绝之类，翻几页看几首，讲几句勉励的话，指出某方面还有待进步，这么做了也算完成朋友交给的“任务”了。
第一页第一首诗仅两行，题为《自嘲》：
螳螂误入琴工手，
鹦鹉虚传鼓吏名。
“六郎，啊不，王任之，‘无聊’二字你过谦了，是不是已经有些名气了呀？”
我嘴上这么说着，内心却欣赏起来。古体诗强调赋比兴。而兴嘛，又强调境界之高远。这两句诗在“兴”上虽显格局不大，但在“比”这方面，还是挺有意趣的。
“王六郎”，也就是王任之，少女般腼腆地说，名还是有了点儿的，不过其名体现在网上。
“我写诗，主要是为悦己，如果同时也能悦人，对我而言就不无意义了。我胸无大志，有点儿意义又符合个人兴趣的事，我在进行的过程中就感到愉快。人生苦短，愉快又挺少，比起自寻烦恼来，悦己亦欲悦人的生活态度，也算是一种挺积极的态度吧？”
自从进入我家的门，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后，“六郎”第一次开口说了那么多话。这番话他说得极畅快，我觉得是他的心里话。
我抬头看他，他母亲忧郁地看我。我郑重地说：“完全同意！”
“六郎”微笑了，他母亲也笑了。
第二首诗头两句将我震住了：
半截云藏峰顶塔，
两来船断雨中桥。
人在西园山翠里，
斜风细雨度清明。
湖上雾隐巫山脊，
江山对君凝愁容。
一身做客同张俭，
四海何人是孔融。
“哎呀，哎呀，六郎……不，王任之啊，你的诗呢，对不起，请你们允许我吸支烟哈……”
我摘下眼镜，用目光四处找烟，却没发现。
他母亲惴惴不安地说：“如果孩子写得实在太差，您只管往直里说。他不会生气的，我更不会。”
“六郎”却说：“吸我的吧。”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支烟，他按着了打火机。
我深吸一口之后批评地问：“年纪轻轻就开始吸烟了？这可不好。”
他惭愧地说：“正打算戒。”
他妈却说：“如果你想陪老师吸一支，就吸吧，妈批准了，不必非忍着。”
我说：“我也批准了。”
他笑道：“不了，没那么大瘾。”
我朝“六郎”竖起了拇指。
他母亲说：“老师表扬你了，那你就干脆戒了！”
我说：“能这样最好。但我这会儿最想肯定的是——王六郎，不，王任之，你这首诗我写不出来！你天生有一颗诗心！这首诗写得很棒，江湖山海居然都写到了，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尤其好！总而言之，王六郎，王任之，如果你能持之以恒，在诗歌创作方面是很有前途的！”
我夹烟的手发抖，年纪老了，什么毛病都有了，稍一激动手就抖。那时的我，仿佛伯乐意外地发现了千里马。
“谢谢老师肯定，我不过就是写着玩写出来的一首诗，在苏杭旅游时触景生情……”
“六郎”那时的表情相当平静，只不过脸上闪过了一丝具有嘲讽意味的微笑。那是一两秒内的事。我捕捉到了，但没往心里去。
“这是什么话！儿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找打！老师您别计较，我儿子一点儿人情世故都不懂，他情商太低，您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
他母亲显得颇为激动。
我接着说，希望能看完全部的诗，之后再约一个日子，用更从容也更充分的时间，与“六郎”详详细细地谈他的诗。只有这样，才不枉他们母子登门讨教的诚意。
那时，他对我这个门外汉而言，似乎是“诗圣”“诗仙”了。
如果我没说那番话就好了，后来种种令我烦恼的事就可避免，与我完全无关了——起码对我是好的。好为人师往往会自我打脸，正所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我送母子二人出门时，那母亲有意让儿子走在前边。当她的儿子已在门外了，她在门内小声对我说：“我太不喜欢他的网名，王六郎，听起来多古怪啊，希望您能劝他改改。”
我笑道：“的确，古怪的网名多了去了，他的网名其实挺有文化内涵的。但既然您当妈的难以接受，我会相机行事的。”
当我家只有我自己了，我拿起“六郎”的诗集坐下，将诗集放膝上，又吸着一支烟，低头看着“无聊集”三个字，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那个“王六郎”王任之，他究竟是成心装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呢，还是的确忘了我俩怎么认识的了？我俩明明加了微信，他的确将我忘了，分明不可能。
那么他又为什么非装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呢？
左思右想，推测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有，我明明是在夸他的诗，那时他脸上闪过的具有嘲意的微笑，究竟又所为何由呢？
也是越想越违背情理。
索性不想那么多了，反正日后还会见到他，疑惑总能释然的。
三
第二天上午，“六郎”的母亲与我通了次手机，恳切地希望我下午再单独“接见”她一次。
我不解地说：“您太急了吧？您儿子那么厚的诗集，我还没来得及再翻翻啊！”
她说：“和诗没太大关系，所以我得单独见您，有些情况不得不预先告诉您了！”
“和诗没太大关系？另外还有什么情况啊？”
我之疑惑更大了。
她说：“三言两语讲不清的。我儿子已经去过您家了，我怕他单独再去。他那么大人了，我也看不住呀。何况我还有公司里一大摊子事儿，也不能整天把自己牵他身上啊。如果您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怕您再见到他后，会发生什么对您不好的事。我不是说肯定会发生，但是万一呢？”
我听得身上一阵阵发冷，如置身于空调的出风口。她既已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除了及时见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王任之，我儿子他……我可怜的儿子，他大三还没上完就辍学了……他……他已经住过一次精神病院了……”
“六郎”的母亲说完以上话，低下头，掏出手绢，捂住脸嘤嘤哭了。
我顿时僵住，陷入无语之渊。除了吸烟，不知如何是好。
这女士告诉我，她儿子大三时摊上了几桩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事，曾有企图跳楼的举动，精神上也开始显出异常来，这使她和丈夫极度不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将儿子送往回龙观精神病院，接受了三个多月的治疗。他刚出院不久，有些诗其实是在精神病院写的……
“院方怎么诊断的呢？”
吸完一支烟，我终于镇定了，也能够问出我想了解的话了。
“结论是初期精神分裂。医生说只要以后别再受刺激，或许能好。”
我说：“会那样的，我们都该相信医生的话。”
其实我说得特违心。我的亲哥二十二岁初入精神病院时，资深而善良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当年我哥大一没读完，相比而言，“六郎”比我哥幸运。但我哥如今已八十了，仍在精神病疗养院里。我认为常住精神病院大抵也会是“六郎”的命运归宿，但我哪里忍心将我知晓的普遍规律告诉他的母亲呢？有时候，直率近于伤天害理啊！
我又问：“究竟是些什么事，严重地刺激了你儿子呢？”
她说首先因为这么一件事，与她儿子同宿舍的一名同学新买的折叠手机丢了，不知怎么，她儿子成了怀疑对象。但这件事很快就水落石出——公安机关调看了多处监控录像的资料，最终发现是那名同学自己忘在食堂的餐桌上后，被别的专业的同学“捡”去了。第二件事是因为失恋——她给自己的儿子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位影视明星的女儿，已上过几部电视剧了，虽然演的都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但人家女孩的父亲也算是圈内大佬，母亲出身于老革命干部家庭。她作为母亲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家女孩在演艺界会红起来的。她儿子也答应了处处看。可第一件事发生才几天后，俩人闹掰了，她儿子接连数日变得像个哑巴。第三件事就是，前两件事发生后，紧接着期末考试了，她儿子竟有三科不及格，名字上了告诫书。而她儿子那所大学，虽不是“双一流”也不是“985”，却老早就是“211”了。专业也不错，应用物理。她儿子在班上虽然不是最拔尖的学生，但总体成绩一向在前十名内……
“那，您认为，哪件事对您儿子的负面影响最大呢？”
“当然是第二件事啰！我上次来您家说过的，我儿子智商不错，情商不行。那么好的姻缘，结果让他给谈崩了。别的不论，我那二十几个人的公司，平均下来，一年也就挣个几百万。可人家女孩子，有一年连上戏带接广告，轻轻松松就挣了一千多万！还是税后！如果我们两口子有这么一个儿媳妇，将来省多大心啊，连孙儿孙女的人生都不必考虑了！这又是我儿子多大的福分啊！唉，遗憾了，太遗憾了！命里没那福，遗憾也挽救不了啦，既成事实嘛！我可不愿提这事儿了，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觉得窝囊！至于手机那事儿，我和他爸当时就没太当回事儿！两万来元的一部手机，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算什么呀！只要儿子特别喜欢，即使一开口就要十部，我们当爸妈的，眼都不眨一下就会给买！独生子嘛，不当宝那也是宝啊！可我儿子不赶这种时髦！为第一件事，我和他爸一起去了一次学校。老师和校领导听了我们的话，认为我们说的在理，所以才请公安介入了，为的就是早点儿还我儿子个清白嘛！清者自清，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嘛！第三件事就更不是个事儿了！补考就补考呗！事出有因，加把劲儿，用学习实力证明自己不是一败涂地就行了嘛！”
这女士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竹筒倒豆子般说了这一大番话。看得出来，这些话憋在她心里很久了。
“主要是第二件事！人家女孩子和他分手后，转身就跟一位导演好上了！以现而今的成功人士的概念看，拍过两三部长剧的导演肯定就是成功人士了嘛，哪位不是起码八位数的身价呢？”
“八位数是多少？”
我一时算不过这账来。
“过千万基至几千万啊！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家庭半点儿优势也没有了。我儿子就更不值一提了，等于还处在一无所有的时期嘛！一无所有再加上情商低，既不会好好哄人家，更不肯放低自尊顺着人家，人家姑娘干吗非跟你处下去呀？老师，毫无疑问，正是这件事，将我儿子的精神体系轰垮了！”
我以为她的话已经说完了，不料她又格外强调、重点分析地做了两番补充。她第一次成为我家的客人时，自然而然话里话外所流露的是难以掩饰的优越感。第二次坐在我对面时，由于谈到了她儿子那无可挽救的恋爱，她竟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卑，仿佛她的儿子及她的家庭错失了被册封为贵族的良机，因而也错失了大宗财富似的。她内心里不但对儿子大失所望，其实也存在着幽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她并没说出这种话，但她的表情没骗过我的眼睛。
我十分诧异。
除了默默吸烟，不复有话可说。而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家的客人（特别是一位女客）无话可说的情形，乃是十分尴尬的处境。对双方都是这样。
“梁老师，我……我觉得自己作为母亲有责任使您知道的事，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您了。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您要是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只管问吧……”
她打破沉默的话，使我不得不开口了。
我感谢她特意来我家一趟，没拿我当外人，告诉我那么多不宜对外人道的事。我说的是真心话，被信任是一种好感觉。我说我暂时没什么还想了解的了，并且保证，即使她没陪着，她儿子独自来我家，我也不会将她儿子当成危险人物。对于我，她儿子不但一点儿不危险，而且还曾留下特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向她讲了三四年前我与她儿子认识的经过。
“还互加了微信？哎呀，哎呀，你们爷儿俩这不是有缘吗？我说你们爷儿俩，您不介意吧？”
她又有点儿激动了。由于新话题的产生，我和她终于都从尴尬中解脱了。
我说：“有什么介意的呢？本来就是缘分嘛，按岁数论，我俩也确是爷儿俩的关系啊！”
我说的还是真心话。到那时为止，“六郎”曾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仍没受到任何损坏。我内心里除了对他所遭遇的三件事抱有同情的态度，除了对他居然退学了、居然还住了一次精神病院深感惋惜，并无别的什么负面看法。
“这孩子，从没对我提过，我对天发誓，他可一个字都没对我提过！我回去一定审问他，数落他！”
当母亲的又生儿子的气了。
我赶紧说：“千万别！何必呢？不论什么原因，都没有认真的必要。如果我想知道，以后慢慢会知道的。那么，您不是也知道了？”
“您认为，诗……我的意思是，写诗这件事，能使我儿子的病逐渐好起来吗？”
在泪翳后边，她眼里闪出希冀的光。
我略一犹豫，含糊地说：“对于他，目前有事做总比无事可做好，爱写诗是对任何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我觉得，也许……不，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诗会使奇迹发生的。”
我说违心话了。
“跟您聊了聊，心情好多了，太感谢您了！如果我儿子将来能成为诗人，我们夫妇会接受那样的现实的！反正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养得起他。儿子成了诗人，那也不是多么丢人的事，对吧？”
她终于站了起来。
我肯定地说：“对。不是不是。”
“您刚才说，您儿子的精神体系……据您所知，究竟是怎样的体系？”
在我家门口，在玄关灯下，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这是我唯一主动说的话，也是最想问的问题。
“啊，是啊是啊，我是那么说过，我儿子自己经常那么说，可他说的是思想体系还是精神体系，我记不大清了。反正精神也罢，思想也罢，在我这儿都是一回事儿。也许他那时就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了，精神不正常的人还不都是由于思想出了问题？要不才二十几岁的人，会自以为有什么体系？”
“对不起啊，我的话也许问得太冒昧，您和您丈夫，双方的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呢？”
她的话促使我问了另一个问题。
她说医生也这么问过，绝对没有。
送走她，我又独自吸了支烟—— 一边吸烟一边与朋友的朋友通了次视频。朋友的朋友的脸刚一出现，我就不留情面地将他斥责了一通。他被训了一会儿才明白，我是因为他没告诉我“爱写诗的孩子”住过一次精神病院而生气。
他一脸无辜地替自己辩解，他的朋友也没告诉他，若非听我说，他也不知道！
朋友的朋友一脸慈悲地说：“那么这事儿你更得认真对待了，帮人帮到底，不许当一般事儿来应付！”
四
“阿牛老师，拙诗您又看了一部分没有？”
“全拜读了！”
“那，肯再赐教否？”
“欢迎光临，时间你定。”
“那，如果我单独去呢？”
“同样欢迎。”
我和“王六郎”终于进行微信联系了。对于我，像互用代号的单线联系方式开始启用，感觉古怪，颇神秘似的。
两天后他又出现在我家，还是那一身，脚上穿的仍是拖鞋。这次他倒特随便，居然替我清洗了烟灰缸，之后坐下，大大方方地吸烟。
我说：“经我允许了吗？”
他笑道：“谁跟谁啊，在您家连这点儿自由还不给？”
我严肃地说：“只批准你吸一支。”
“此时此刻，一支足矣。君子言笃，我戒烟那话仍算数。”
他也表情庄重起来，怕烟灰落茶几上，将烟灰缸向自己挪近了些。
他一这样，我反而因自己装严肃不好意思了，笑问：“买不起鞋了？穿双拖鞋到处走很有派？”
他又笑了，亦庄亦谐地说：“有派当然谈不上，一不小心成了诗人，不是想体会体会诗人那种落拓的范儿是什么感受嘛。”
“上次在我家，为什么装作从不认识我？”
“制造点儿悬念，好玩呗。生活中要是连点儿戏剧性的情节都没有，岂不是太无趣了？”
“动机如此单纯？”
“单纯的人，无复杂之念。人一患了精神病，想不单纯都不能了。”
在我心中形成大困惑的事，经他这么一说，仿佛是我自寻烦恼了。偏偏，他又诚恳地加了一句：“对不起，害您想多了。”
“我没往多了想。你……果然学了理工科？”
我愣了愣，一时搞不清他的话究竟是荒腔走板的疯话，还是正常人的正常话，于是明智地转移话题。
他却说：“您已经向我连发四问了，能否容我插一句，也问问您呢？”
我又一愣，只得说：“好吧，请问。”
“我妈也来过了？或者，与您通过话？”
“没有，绝对没有。你想多了。”
我不假思索就立刻否定，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否定得那么干脆，还否定得那么快，没过脑子似的。
“这就不对了。上次我们并没谈过我的专业，如果我妈没来过，您也没跟她通过话，您怎么知道我学的是理工科呢？”
他注视着我又问，几近无邪的眼睛像看着主人的狗宝宝的眼睛。
我不但发愣，简直还有点儿羞耻了。
“六郎啊，别忘了你是为什么来的。你应该理解，我的时间是宝贵的，咱俩你一句我一句逗闷子似的聊些不着调的话，这算怎么回事？有意思吗？”
我又一次试图转移话题，就转移到关于诗的方面。
“那么好吧，当我没问，咱们开始谈诗吧。我必须向您声明，您上次特别欣赏的那首诗，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
“别……人？”
“对，古人。具体说，是清代诗人们写的。”
“诗人……们？”
“对，我从四位清代诗人的诗中各抄两句，组成了那首七律。”
“你……为什么？”
“起初是因为喜欢纳兰性德的诗。也不是多么喜欢，我们那所理工大学有老师开了那么一门选修课，为的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不知怎么一来，许多女生都喜欢上了。后来我认为，纳兰氏的诗并非多么好，浮丽缠绵而已。女生们喜欢的更多是他的豪门身世，还有他的样貌，据说他的样貌像小鲜肉……”
“别扯远了，谈重点。”
“重点就是……”
据他说，恰恰由于对纳兰性德的诗不以为然，促使他想了解一下中国古诗到了有清一代，究竟还有怎样的气象可言，于是在图书馆发现了一部书叫《雪桥诗话》，之后成了枕边书，每每爱不释手……
我边听边在百度上查，还真查到了那么一本书。严格地说不属于诗集汇编，而是一部关于清代诗人以及他们的诗事掌故的小百科书。
“六郎”交代，在他的诗集中，大约凡是入我法眼的，都是他从《雪桥诗话》中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拼凑成的。
“还是没说到重点，究竟为什么？”
“说了呀，您没注意听吧？”
“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说的是关注清诗的起因，并没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一句都没说！”
“您恼羞成怒了？”
我确实有几分恼羞成怒。他这句话点醒了我，使我立刻意识到，对于一名住过精神病院的青年，一名曾给我留下深刻而良好之印象的青车，一名求知欲挺强的青年，我既已邀人家来了，若不能善待他，那么我的表现也太糟糕了。
“我有吗？怎么会！六郎，你应该明白，咱们爷儿俩肯定是有缘的，我很在意这份缘。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没必要兜什么弯子，更没必要互相挑理、抬杠，你说对吗？”
我做出和颜悦色的表情，希望接下来的交谈气氛不再令我神经绷紧。
“百分之百同意。我想在我妈先于我又来了一次之后，您最想知道的肯定是，主要由于什么原因，使我住进了一次精神病院是吧？”
我万没料到他竟如此单刀直入，然而却已点头。
“我妈肯定已对您说过，她认为主要是失恋原因，医生、护士也是那么认为的。我住院不久，从医生到护士到患者，就都私下说‘又住进一个失恋的’！唉，这世界怎么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人？”
“如果不是……”
“当然不是！我才没那么玻璃心！我爱的姑娘，第一她要爱护小动物，以及一切无害的弱小的生命，第二她要爱花，第三她要爱听歌。我在沉浸地听一首好歌时，如果一时感动眼眶湿了，她要能理解，而不是认为我神经出了问题。那小妖姬与以上三点都不沾边，我王六郎怎么会因为她不爱我就疯了呢？心性不同，岂能成为同床共枕之人？”
“你当面叫过她‘小妖姬’？”
“没有。绝对没有！当面我叫她全名，只在内心里将她看成小妖姬。”
“为什么当面叫她全名呢？普遍情况是，恋爱中的青年互相都叫昵称嘛。”
“问题是我对她根本没有过动心的时候！您设想一下，假如我是皮埃尔而她是海伦……”
“容我打断一下，既然你读过《战争与和平》，那么你就得承认，皮埃尔起初对海伦也是大动凡心的。”
“可如果皮埃尔不是由于继承了爵位，成了贵族中的富豪，他起初会爱上高傲、本质上又极其俗气并且水性杨花的海伦吗？在《战争与和平》中，他俩不久之后不是就闹离婚了吗？我与那小妖姬交往，纯粹是由于经不住我妈的絮叨。所以，她转而跟一位导演好上了，正中我下怀！不论她将来多么发达，我也毫不后悔！根本不一样的人成了夫妻，那结果不肯定是同床异梦吗？补考更不是个事儿了，连个坎儿都算不上！稍微加把劲儿，名次也许还往前跃了呢。使我当时想不开而精神失常的，是胡鸿志！”
我忍不住又打断他：“六郎，你承认自己精神失常吗？”
他立刻纠正：“失常过。这一点已经成为事实，我当然承认啰！精神病也不过就是一种病，医院给出了权威性诊断，我也住过一次院了，为什么要否认呢？不过现在我出院了，证明我好了。”
“你这么想我太高兴了。胡鸿志是谁？”
我在心里说：“谢天谢地！”——倘患过精神病的人承认自己曾患过此病，奇迹便有发生的可能。
“胡鸿志是睡我下铺的同学。通常情况是，先报到的同学优先选择铺位。我比他早报到一天，选择了下铺。他最后一个报到，只剩我的上铺还空着了。他是典型的胖子，以后每天不知要上上下下多少次，那对他多不方便啊。所以呢，我主动将自己的下铺让给了他。后来我们的关系就越处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可以用‘虽非手足，情同手足’来形容。他家经济状况一般般，母亲开杂货店，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可他却是各方面都极要强的学生，除了体育。连在同宿舍的六名同学中，他也要暗争谁的影响力最大……”
“要强得不过分的话，并非缺点。”
“是吗？”
“我的话没毛病。”
“可在两方面他争不过我。一是学习，无论他怎么努力，名次总是排在我后边。我承认，我不允许情况反过来，他有多努力，我就比他更努力……”
“你们这是成心内卷。”
“也不能这么说，学校虽然不搞排名那一套了，但同学间还暗中排名呢！我的成绩如果落在了他后边，我就守不住前十的红线了。另一方面他也没法跟我争，我是我们六名同学中的主心骨，是核心人物、结账者。看电影、看戏剧、聚餐、周末郊游，我一向是出钱的主。我心甘情愿，他们心安理得。我爸妈给我的生活费很充足，甚至可以说太充足了，我自己花不完，让同学们沾沾我的光不是挺应该的吗？您知道拉法特这个人物吗？”
我想了想，照实说不知道。
“在《战争与和平》中，草婴译的那版，第一卷第九页，由虚伪又贪财的华西里公爵的口引出过这么一位人物，注解中注明他是瑞士作家，著过《相面术》一书……”
“跑题了，别掉书袋。”
然而我不禁暗自惊讶他读书之细、记忆力之强。同时，内心里又生出大的惋惜。
“《战争与和平》使我第一次了解到，世上竟有《相面术》一类书，这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可不论在校图书馆还是市图书馆，以及国图，都没找到这本书，也许根本不曾译过来。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几本咱们中国的同类书。所有这些书中，无一例外地记载，体胖而眉修目细者，是谓佛相，敦厚有善根，胡鸿志基本就长这样。受面相学的影响，我俩之间虽然也形成了内卷，但我仍将他当成好同学，同学中的好朋友。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其实内心里特别渴望真友情。有一个假期，他还在我家住了十几天。我给他买的机票，因为他没坐过飞机。网约车虽然更方便，但我妈开车我陪着，我们母子二人一起将他送到了机场……可……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害我者，鸿志也！”
“六郎”掏出烟盒，又叼上了烟。他的手指发抖，唇也抖。由于唇抖，一边的面颊抽搐了几次。
我说：“六郎，咱不激动。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管多么严重，都不可能对你造成二次伤害了！”
他却说：“那样的疼，一次就够记一辈子了！”
按“六郎”的说法是，在食堂里，人已经很少时，有一名往外走的学生经过了他们六名同宿舍的同学坐过的餐桌。只剩胡鸿志还坐在那里，被遗忘的手机显眼地摆在他对面。
那位外专业的同学被手机吸引了，看着胡鸿志说：“肯定不是你的呗。”
胡鸿志的表情没做任何反应。
外专业的同学又说：“那我替主人保管了，是谁的你让他来找我，反正咱们以后还会在食堂见到的。”
对方说完，拿起手机匆匆走了。
“如果食堂的那个地方没有监控，如果虽有却坏了，那么我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因为我曾对那手机表现出了喜欢，还开玩笑地说过：‘哪天丢了，别往我身上怀疑啊！’正因为有监控，找到那名外专业的同学易如反掌，而那名外专业的同学振振有词地自辩，自己只不过是替手机的主人保管，如果不是自己当时拿走了，也许还真丢了呢！并且，后来他也确实碰见了胡鸿志几次，倒是胡鸿志反而装作不认识他。监控显示，他分分明明对胡鸿志说过几句话。胡鸿志无法否认，一时也来不及胡乱编，只得承认对方是那么说了。结果呢，公安的同志为难了，无法以‘偷’定罪啊。但公安的同志也很困惑，问胡鸿志为什么不告诉手机的主人。您猜他怎么回答？他说忘了！公安的同志又问他：‘你后来多次见到过拿走手机的人，他没能使你想起什么吗？’他说自己脸盲……”
“别吸了！都快吸到过滤嘴了……”
在我的制止下，“六郎”才将烟头按入烟灰缸，随即站了起来。
我又一次制止：“坐下！否则我不听你讲了……”
他这才坐下，眼里充满愤恨。
“嗑会儿瓜子。”
我将盛瓜子的小碟推向他。
他服从地抓起几颗瓜子，由于手抖，唇也抖，竟嗑不成。
“那，含块糖吧。”
我剥了一块糖递向他。
“含着糖我还怎么说话？”
他没接，拿起带来的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小半瓶。招待“王六郎”这样的客人是很省事的。精神病患者通常要靠安眠药才能保证睡眠质量，所以往往医嘱他们勿饮咖啡或茶，这一点我懂，看来他自己也清楚，并且遵守得挺自觉。
我问：“那些细节，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公安方面既不能定那个外专业的学生什么罪名，也不能定胡鸿志的罪。他一口咬定自己“忘了”“脸盲”，任何一条法律都拿他没办法。公安的同志只得留下讯问材料，由学校自行处理。学校也拿他俩没辙，批评教育了一番，也就将这件事按下了。而学生们在各类“群”里亢奋了多日，各种看法都有，一些细节不知怎么就曝了出来。
“不可全信吧？”
“如果并不属实，校方怎么不出面澄清？胡鸿志又为什么不抗议？不少同学认为，胡鸿志的本念是，想趁食堂里人再少的时候将手机占为己有，被别人抢先拿走了是他没想到的！可谁理解我的感受？在真相还没大白的那几天里，我蒙受了出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胡鸿志，我的好同学，好同学中的好朋友，由于他‘忘了’，他‘脸盲’，使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身背偷名百口莫辩！他怎么能这样对我！我俩可是‘虽非手足，情同手足’的关系啊！有些日子，他往上铺蹬的时候，我恨不得抓住他腿将他拽下来，摔他个仰面朝天！然后骑他身上，掐住他！”
“六郎”的双手做出将人往死里掐的手势，同时咬紧他的牙，这时他两腮的肌肉绷硬了，颈部的血管也凸显了。
我起身找来一把折扇递给他。
“我王六郎为什么会受到朋友如此卑鄙的陷害？”
他接过扇子，没扇，啪地在茶几上击打了一下。
我说：“别发那么大火，冷静冷静。还是刚才那句话，事情已经过去了，不会对你造成二次伤害了。”
“一次还不够受的吗？这种耻辱我终生难忘！”
他又用扇子击打了一下茶几。
我强装一笑，不以为然地说:“如果那种事发生在书中的王六郎身上，你觉得他会像你现在这样吗？”
“好，好，很好，我正想请教请教您对蒲松龄和王六郎的看法呢！既然您先引起话头，那咱俩掰开了揉碎了细说端详吧！您认为，如果蒲松龄是王六郎那个少年溺亡鬼，他会因为大发慈悲而放弃千载难逢的投生机会吗？那机会可是众神出于对他的爱怜，按照冥界合法程序恩赐给他的，对不对？”
“对。”
“如果错失了机会，下次不知要再等多久了，对不对？”
“对。也许几年、十几年后，也许几百年、逾千年后——蒲松龄是那么写的。”
“那是编的！一个女人怀抱一个孩子投河，这是那女人的错！也是那孩子的命，与王六郎并不相干！并非是他自己用了什么不道德的方式，要以别人的命换自己一次投生的机会，是上苍那么安排的，对不对？”
“对。你到底要说什么？”
“还是那句话，如果蒲松龄就是王六郎，他会放弃吗？”
“这……这你叫我如何回答？”
“正面回答！”
他终于展开了扇子，在胸前忽嗒忽嗒地扇，仿佛他是良知拷问者，而我是被审判者。
“你的问题谁都没法回答！如果蒲松龄还活着，我们倒可以问问他，但他已经……”
我有些不耐烦了。
“那么您就当您是王六郎，我们假设哈，您会错过那么一次投生的机会吗？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想好了再回答！作家应该是诚实的人，别一张嘴就胡咧咧！”
他手中的扇子忽嗒得更来劲儿了，一下紧接一下，速度很快。看上去不像是在扇风，倒像是表演手技。
我更烦了，耐着性子说：“我嘛，大约是做不到的，我没有那么高尚的品格。我想，我想蒲松龄大约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毕竟不是圣人，圣人是人类的一种想象，但……”
“哈！哈！”他手中的扇子不忽嗒了，一甩之下唰地收拢，接着不断敲击另一只手的手心，脸上浮现精神胜利者蔑视论敌的冷笑。
我愕住，气不打一处来。
“你！”他用扇子朝我一指，“还有蒲松龄！你们都是一路货！明明自己做不到，为什么还要编出那么多烂故事骗人？虚伪啊虚伪！难怪鲁迅说……”
“别搬出鲁迅！最看不惯你这号年轻人！读了几页鲁迅的书，仿佛就是人性专家了！蒲松龄创作出王六郎这一人物，体现的是他对人性的理想！人性是在理想的熏陶之下一点点进步的！没有理想的熏陶，人类也许至今仍吃人呢！你仅凭自己读那点儿书，一味在我面前掉书袋，恰恰证明你的肤浅！老实告诉你，我忍你多时了！你既然已经开始贬损蒲松龄了，为什么网名还叫王六郎？干脆叫王六鬼算了！”
我失控了，边说边站了起来，挥舞手臂，在他面前踱来踱去，顺手将扇子从他手中夺了过来，用扇子朝他一指：“你！你受那点儿冤枉算什么？‘玻璃心’指的就是你这类青年！疼了一下怎么了？世界上一生从没受过伤害的人很多很多吗？刚被伤害一次就好像把世界看透了？古今中外，这世界上还有不少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呢，你的话明摆着是对他们的大不敬！如果你以后还这样，好人会躲你远远的，你这样下去，根本不值得好人在任何情况下挺身而出保护你！”
谢天谢地，我的手机那时响了。响得可真及时啊！否则，不知我还会对他训斥出什么话来！而那会使我倍感罪过的。终究，他是一个曾住过精神病院的青年啊！
是一次关于采访的通话。我在别的房间通话完，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时，见他复坐得端端正正的，两只手放在膝上，一点儿都不抖了。表情也近于平静，只不过双颊淌下汗来，脸色有点儿苍白。
对于精神病人，有时大加训斥也会使他们平静下来——这不仅是我的经验，而且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在精神病院，这一招往往挺奏效，特别是女护士训男患者，那真叫一物降一物！有的男患者见女护士要生气了，还没被训呢就开始变乖了。不过，得像“六郎”这种轻患者才管用。
我虽对自己的失控心生惭愧，但完成义托的初衷却已荡然无存。这第二次单独见面，我除了由诗受辱，就根本没谈几句诗嘛！而若不谈他的诗，我又何苦非要陪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谈下去呢？
“那什么，对不起，一会儿有人来采访，只得请你告辞了。”
我因索然而撒谎。
那时我的确是虚伪的。即使他没看出来，我之虚伪也是事实。
“骗我。您那么大声说的话，我隔着房门全听到了，您和对方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上午。”
耳听之实，有时比眼见之实更是事实。
我张口结舌。
“其实，您根本不必撒谎，太损害您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了。如果您已经烦我了，直说最好，我这种住过精神病院的人，使别人烦很正常。”
他说时，自卑地笑了。他的话明明是在刻薄地嘲讽我，却还要装出自卑的样子——在我看来他分明是装的，因而我认为那时的他也很虚伪，这使我的惭愧减少了，却同时让我大为光火。
我曾以为精神病人大抵会因病而变得思维简单，不再有虚伪可言，那会儿“王六郎”的表现颠覆了我的认知。
“你给我站起来！”
他服从地缓缓站起。
我朝房门一指，低声却严厉地说：“出去！”
他没动，小声说：“您恼羞成怒？”
是的，我之一怒，因羞因恼。
我又说：“立刻给我出去！”
他便朝门外走去，两步后转身说：“如果我冒犯了您，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他深鞠一躬。
而我走到他跟前，将双手搭他肩上，似乎是在亲昵地往外送他，实际上是在往外推他。
门一开，我愣住，他也愣住——他母亲居然站在门外，眼有泪花。
她说：“请别见怪，我儿子单独来见您，我不是……不放心嘛……”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六郎”说：“妈，搂搂我……”
他母亲就搂抱住了他，并说：“又受伤了吧？谁叫你说那么多惹老师生气的话呢？这下，没脸再来了吧？还不向老师赔礼道歉！”
他说：“道过歉了，也鞠了一躬。”
他说完哭了。
我一转身，背朝那母子，心里难受。
事情居然变得如此别扭，实非我愿。
“梁老师，太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啊，我们今后不会再来打扰了！”
她的话使我不得不向她转过身去。
“我也给您鞠躬了。”
那女士也朝我深鞠一躬。
我不知所措，立刻还以一鞠躬，口中说了些什么，自己都记不清了。
我将他们母子送到了电梯口那儿，邻家的丈夫恰巧在等电梯。他与我很熟，每见必打招呼，但“六郎”母子都哭过的样子使他十分诧异，打招呼不是，不打招呼也不是，往后退让两步，低头看手机。
当天晚上，我主动与“六郎”的母亲通话。
她代表她丈夫再次感谢我，说她丈夫也因儿子惹我生气了向我道歉，请我原谅。她说自从儿子病了以后，她丈夫的一头浓发一下子白了一半，整天唉声叹气。
她说着说着，小声哭了。
而我再度撒谎，说事情绝非她在门外听到的那样，往往亲耳听到也不能据以为实——我的解释是，我成心那样，为的是一旦装出严厉的样子，他们的儿子就怕我。
“他显然是不怕你的，估计也不怕他父亲。还是的，我猜对了嘛！像他目前这种情况，没个怕的人是不行的，你们当爸当妈的，他不怕你们符合普遍规律。而我，虽然非亲非故，却是他希望经常见到的人。你们的儿子，从本质上讲也是读书种子，文学青年嘛！而我是老作家，名气嘛大小也还是有些的。所以，没个人和你们的儿子谈读书、谈文学，他会憋闷得受不了。目前，我是他唯一的人选。可如果我在应该使他怕我一下的时候没那么做，他再见我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今天成心对他发脾气，正是要使自己在他心里成为这么一个人——既是知音而又有点儿怕的人，也就是诤友！所以呢，希望你们当父母的，能正确理解我的一番苦心……”
我真正的苦心，是极力想要修补自己在一位无助的母亲心目中的形象。那一刻，我既同情“王六郎”，也很同情他的父母。甚至，对他父母的同情还多点儿。连我自己也分不清，我口中所说的话，哪几句是由衷的，哪几句只不过是变相的自辩。
“哎呀，哎呀，梁老师太好了，多谢您为我们和我们的儿子考虑得这么细，太令我感动了！那什么，我没理解错的话，您的意思是……我儿子以后还是可以再去见您的？”
“嗯……在我空闲的时候……当然，那当然，您并没理解错……”
我嘴上这么说，内心里也开始同情自己了。
显然，她丈夫正在她旁边，一直在听我和她通话。
这时，与我通话的就换成了她丈夫。他也照例说了些感激又感动的话，并说他们的儿子回到家里后一直挺懊丧，希望我跟他儿子也说几句话……
“儿子！儿子！梁老师要跟你说几句话……”不待我同意，他已高声大嗓喊起他的儿子来。
我赶紧制止他，说“六郎”也许正在消化我对他的劝导，来日方长，我俩加着微信呢，我会主动通过微信与“六郎”交流的……
结束通话，我呆坐沉思，逐渐形成了一种颇能安慰自己的逻辑——所谓虚伪，当指通过心口不一、口是心非的话语，蒙骗别人上当，或对别人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我没这些目的。
这么一想，心情好点儿了。
五
我并没主动给“王六郎”发微信，是他主动的。三天后我才关注到是一篇学诗心得。他的心得没题目也没称呼，起句就谈诗。他认为中国古代诗词除了赋、比、兴三大要义，还有两种美感尚未被充分评论，便是画面感和时空切换之得心应手。他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强调画面的宏阔感；举“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来证明画面的细微感；也举了“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证明画面感的“趣”。至于时空切换，举例尤多，如“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绝壁垂樵径，春泥陷虎踪”“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等等。所极赞者，当属张继之《枫桥夜泊》，认为四句诗中体现了极现代的运用自如的电影语言——中远景、俯仰摄、声色同步等镜头转变方式浑然一体，使人如在看电影。他将以上两点心得归结为动态描写之经验与诗句“剪辑”之精当，统称为古代景象观赏之“四维本能”。而“兴”者，时空三维之外所生主观思想耳。
我一不“小心”又被惊着了。
古今名士讲诗析词的我看过不少，但以上“心得”，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胡鸿志，胡鸿志，你罪过啊罪过！该死啊该死！”
我内心不禁发出了诅咒。
听“六郎”讲胡鸿志时，我虽得出了“小人”印象，却并没怎么恨得起来。毕竟，他那类“小人”并未直接危害到我，难以站在“六郎”的立场换位思考。可这时刻，我感同身受了，并产生了一种由京剧念白引起的喟叹：“上苍上苍，既生王任之，何生胡鸿志！”
“六郎”认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优长继承得好的，与其说是当代诗歌，莫如说是当代歌词。他认为中国当代歌词旑旎多彩的新页，得益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流行歌词的正面影响。其举《黄土高坡》《命运不是辘轳》《沧海一声笑》《天边》《这世界那么多人》等流行歌曲为例，分析了它们是如何从古代诗词中汲取营养的……
他的“心得”内容丰富扎实，如一篇角度新颖独特的小论文。倘我是导师，定会给出高分。
在“心得”最下方，仅以这样一行字结束——期待指正。
他还真够高傲的！换了另外任何一个青年，大抵都会写“请梁老师指正”的，他却连“梁老师”三个字都懒得稍动一下手指打上去，好像他忘了，“老师”二字是他当年主动叫的。难不成他认为那是他当年赐我的叫法，在我伤了他一次之后，决定收回啦？
然而他这篇“小论文”写得多么好哇！好到我根本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做反应的程度——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
于是我回复了几百字拜读“心得”的心得，恭称他为“兄台”，赞赏他的“心得”为“奇丽慧文”——三分“奉承”，七分真话。
对于我的反应，他做出了极快的反应。
“啊……哈哈哈哈！您可真会开玩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大大的承受不起呀！但我现在非常需要表扬的话，全盘收下了！又，我喜欢阁下称我‘兄台’，以后我称您阁下，您称我兄台，就这样一直戏称下去可好？我现在也极需要生活中有点儿乐子！”
他的表达三分嘻哈，七分认真。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再生我气了。也可以认为，虽然他进过精神病院，本质上却还是当年那个内心阳光的大男孩。只有内心阳光的人，会愿意抛弃前嫌而不至于耿耿于怀，积恨成仇。
自这日后，我俩通过微信交流得多了，却也不是太频繁。他理解我各种应酬不断，仅希望我有空就关注一下他，有指导意见就回复一下，没有则算了，不必非得次次回复。
实际上我的做法也只能那样。
他的理解颇令我为他高兴——能替别人考虑是正常人的表现，我真心祝愿他早日成为一个正常人。
我俩主要在谈诗了。与其说是我在指导他写诗，莫如说他在促使我这个门外汉一步步入门。原来他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了，新旧作加起来近百首。他表示要一一认真修改，该淘汰的淘汰，精选出自己满意的，打算出一本诗集。
我支持他的计划。
事情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他父亲也与我通了一次话，说他家在云南什么地方有幢别墅，也可以认为是一处小庄园，极利于休养身心，平常只有一对中年夫妇作为公司员工在那儿看管、打理。他们两口子因为工作忙，一年去不上几次，每次住不了几天，而他们的儿子去的次数更少。他们已对各自公司的工作做了较长期的部署、交代，决定带儿子去那里住一段日子……
这我更支持了，同时替“六郎”感到庆幸。据说现而今患精神疾病的年轻人渐增，绝大多数背后没有“六郎”这样的父母和家庭。
人比人，羡煞人啊！
几天后，他们一家三口起程去往云南了。
又几天后，“六郎”自云南发来三首写景感怀的诗和词。诗皆古体，不若词佳，却也都拿得出手。他特别强调，绝无抄袭组合之句，但自知欠斟酌，并不打算收入集中。
这三首诗和词说明他情绪颇佳，我认为这一点比他的诗和词写得如何更重要、更可嘉。
我也就未加点评，只回复了一句话——“祝兄台在滇天天快乐！”
不料半月后，他给我发来一句话：“我要结婚啦！”
字是红色的，镶金边，背景是他家的别墅。院内树形美观，阶旁花团锦簇，喷泉散银珠，鱼儿溪中游，左右两面墙几乎被蔷薇完全遮蔽，盛开的花朵绚烂多彩。分明还有一对孔雀，看去像真的。放大细看，不但是真的，还是活的。放大时，电脑贴图的喜鹊上下翻飞，并有爆竹无声炸开。
端的是好去处！我不但替许多别家的与“六郎”同病的青年羡慕，连自己也心向往之，顿生占有的妒念。
然而我并未当即祝贺，因不知所谓“结婚”之说是精神不正常状态下的想象，还是果如其言。
隔日，“六郎”的母亲与我通话，证实“六郎”向我发布的喜讯属实。她说对方是当地农家女，年方二十，清纯，有姿色，聪慧。儿子挺喜欢这女孩，他们夫妇也认可，临时决定将一件以前从没想过也不敢想的事顺应天意给办了，可谓不虚云南之行。
我问怎么就是顺应天意了。
她说他们一家三口是在离庄园不远的一个村里闲逛时偶遇这女孩的，“六郎”初见之下目不转睛，一步三回头。他们夫妇就托人去打听，女孩尚未处朋友。再托人试探地商议，女孩父母喜出望外，女孩自己也十分愿意。
“如果没来云南，这良机就不存在不是吗？如果人家女孩已经处对象了，我们也不能硬插一杠子啊！这不是老天有意成全此事，单看我们开窍不开窍吗？当然啰，前提是我们毕竟是不一般的家庭，我们的儿子一表人才，否则人家姑娘和人家爸妈也不肯迈出这么一步……”
我吞吞吐吐地又问：“那，准备在哪儿举办婚礼呢？是云南，还是北京？”紧接着补充了一句，“若在北京，我一定参加！”
她说：“又不是明媒正娶，就不回北京办了。一旦回北京办，一传俩、俩传仨的，想不搞出动静都难。而知道消息的人一旦多了，想不办得有排场些也难，过几天，悄没声地为他俩合了房，就算大功告成了……”
“可……怎么……又不是……”
“您想象贾宝玉和袭人的关系就是我儿子和那女孩的关系就对了。如果他俩一块儿生活后，任之的病彻底好了，那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大幸！白养着他们小两口，我们夫妇也无怨无悔。反正养一个也是养，养两个也是养，我们有这经济实力，养得起。我们夫妇也做了另一种考虑，不瞒您说，我又怀上了。万一事不遂人愿，他们小两口根本过不长，那我们也有思想准备，理性对待，赔偿人家姑娘一笔钱就是了。谁也没长前后眼，走一步看一步呗。即使不遂人愿，那也不是我们的错，而是老天爷成心耍我们！老天爷耍了谁，谁都只能受着……”
我只得说，他们夫妇考虑得还是挺周全的。另有一句话到了嘴边，被我咽回去了。确切地说也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想法。因为不愿直问，所以如鲠在喉般没问。
这想法是，我觉得他们夫妇考虑再周全，似乎忘了还有一个道德与否的问题——对那女孩。结束通话后，转而一想，又觉自己未免迂腐——她已说了，女孩父母喜出望外，女孩自己也十分愿意，钱可摆平他们的得失，谈何道德不道德呢？还好并没问出口，若问了，多讨厌啊！岂非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排除了头脑中的胡思乱想，心绪顿时开朗、敞亮，替“六郎”谢天谢地也！趁着高兴，给“六郎”发了一条特有温度、真情满满的祝福。
“六郎”回得也很快：“最先的祝福必定来自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我愿阁下分享我的喜悦！”
我又想，他既喜悦，果有上帝的话，那么连上帝也会替他高兴的吧？
处于蜜月中的青年，往往认为世上除了爱，再就没什么事儿还算个事儿了！大抵如此。以后一个月里，“六郎”除了给我发些照片大秀他和那女孩儿之间的亲昵，再无新诗发来。而那些照片，多数是他俩自拍的，也有别人替他俩拍的。至于别人是何人，我猜不是他妈便是他爸。
爱本身即最好最美的诗——这是许多诗人的逻辑。“六郎”显然在身心完全投入地验证这一逻辑，无暇顾及其他了。他不但是有诗为证的诗人，而且是年轻的、此前从没爱过的诗人啊！从照片上看，女孩果然秀丽、清纯，双眸晶亮，她的眼神也果然聪慧。
她的美是原生态的。
倘奇迹果然发生，那么将为精神病医学提供一条宝贵经验——男欢女爱具有意想不到的疗效。
我这么思忖时，便不禁为“六郎”虔诚祈祷。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