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村，说起方荣生，人人皆知。虽说他离开人间已有二十余年，村上除了“00后”的新生们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无论男女老少，对“大个荣子”都有抹不去的记忆。他爱打“抱不平”，善于助人为乐，篮球打得好，爱喝酒，喜欢抽烟，因为小时候头上长过癞痢，一顶帆布帽一年四季不离头，一米八五的个子在全村第一高，跟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共同生活，一辈子未娶媳妇。
1979年离开吴村，参加税务工作前，我与他同在一个生产队，林业、农业组都干过。他1937年出生，属牛，大我21岁。1975年村上袁师傅的弟弟袁德明结婚，请了一班人抬嫁妆，我与大个荣子”荣幸入选， 大个荣子当领班。那时，农村“儿大当婚，女大当嫁” ，一般是媒婆牵线搭桥，看家、订亲、拿八字、结婚，也有一定的程序。结婚时，女方陪的嫁妆如梳妆台、木箱、衣柜等等，是需男方请人抬的，抬嫁妆的男士还有一定的讲究，首选就是属相，牛、狗、马、龙必选，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婚否不限。女方家庭条件好的，嫁妆陪得就多，四抬、五抬越多越有面子;其中，还有一挑，挑“子孙桶”(木马桶)，与木脸盆、木脚盆、搓衣扳、棒槌组成一担挑子，马桶里必放“蜂子”(装钱的红包)一元、两元、五元、八元不等，这要看女方家庭条件，是否舍得。要知道当年鸡蛋是五分钱一个，猪肉七毛钱一斤，大米一毛四一斤。如果马桶里的“蜂子”装的是五元钱挑挑子的人就“发财”了。挑挑子的都是18岁以下的男孩，在村上我算是有文化的人了，16岁高中毕业还未成年，袁师傅选中了我这个“文化”人挑“子孙桶”，意思很明确，期望袁家的后代都成文化人，这是袁师傅当面对我说的。嫁妆抬到离家不远，大个荣子领班突然招呼伙计们停下，开始闹腾，不“打发”是不行的，新郎家的“招待”(司仪) 即刻与领班商议“打发”筹码的事宜，最终结果是抬嫁妆的每人两包“东海”牌香烟，我这个挑马桶的五毛钱。嫁妆抬进新房后，开始解绳，我也在马桶里拿到了“蜂子”，拆开一看，“哇!五元。”
新娘子接回三拜后，婚宴开始，就在堂间举行，每次四桌，农村喝喜酒不象城里一次性开宴，即便是现在，仍然是分次开席，土话是“几铃子”。我们抬嫁妆的安排在首“铃子”。我与大个荣子在一桌，同桌的还有一个叫明福生的社员，四十出头，因为新娘子嫁妆较多，他也参加了抬嫁妆的队伍。正宴开始，“招待”带着新娘新郎敬酒，之后便是自由尽兴，记得当年酒杯是陶瓷的，一杯一两，酒过三巡后，明福生开始调侃我了：“王志兵，你今天得了一个‘大蜂子’，还不好好敬敬各位，一人一杯。”那时农村没有圆桌，八仙桌座八个人，一圈下来就是八两多，何况开始还喝了几杯，这种明显带有欺压的语气，大个荣子听不下去了，他突然站起身，对着明福生说道：“你不要欺负他，他还不到18岁，身体骨子都还在长，要喝，我俩喝!”明福生也不甘示弱，“喝就喝。”余下5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激将他俩，旁边三桌子的酒席，已经吃完了三铃子了，我们这一桌还在“斗酒”，为了我，大个荣子把明福生喝成烂泥，“现场直播”了。最后还是大个荣子把明福生背回了家，因为他俩是邻居。
处在大山区的吴村，虽说有百余亩农田，村上的社员口粮仍有一半要靠国家的山区供应。1970年青黄不接的5月份，国家供应的指标从公社下达到大队，大队根据户口分配到人头，然后，分时间段到杨滩粮站购买。吴村因为人口多，安排在最后。那天，全村每户都有一人推着独轮车上杨滩买粮食，其中，有一户叫周和太的老大爷，带着一个哑巴儿，到了粮站后，不知所措，急得团团转。大个荣子在买好自己的口粮以后，即帮忙把周大爷的口粮买好放在自己的独轮车上，推回了吴村。
大队核算时，集体劳动，如挖茶叶地、栽秧、锄包谷(玉米)草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避免“窝工”现象，也实行“包工”制(即把一大块地或水田，划分成若干小块)抽签(拈阄)。1973年的暑期(三伏天)，生产队集中劳力在响岭坟棵挖茶叶地，事先章队长已经安排人把地块划分好了，到了茶地后根据抽签的标号，社员们开始挖地了。芜湖下放的三个知识青年，也拈了一块，在芜湖长大的他们虽说学了一些挖地的要领，但还是挖不过当地人。大个荣子拈了一块不大的茶叶地，挖好后，又帮助知青们挖地，无偿帮助，他乐在其中，应了高尔基那句名言“我知道什么叫劳动，它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情的泉源”。
五合农业学大寨时，乡村文化十分活跃，每个生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和篮球队，国庆节期间是要组织比赛的，大个荣子是当然的队员，除身高外，抢篮板、三分球、三步篮等打篮球的基本功都还可以，每年比赛吴村队因为有这个主力十拿九稳第一名，其他生产队不服气。有一年，在吴村球场比赛，大个荣子一个弱点被杨家冲队一名队员发现，就是汗出得再多，大个荣子头上那顶帆布帽始终不取。他护头，因为小时候得过“癞痢”，头皮花斑。这次，杨家冲队在比赛中，派了名队员专门冲着大个荣子头上的帽子了，打掉他的帽子，就能影响他的精力，可不，比赛开始后，大个荣子头上的帽子被掀掉了三次，结果杨家冲队获得第一名，吴村屈居第二。
山里头有句俗言：“八十岁的婆婆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人高马大的方荣生，就是因为头上曾经长过癞痢，自卑的心理，贻误了他的婚姻，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四十余岁的他，正值壮年，大集体时，他整日出工挣工分，一切家务，浆洗补连、种菜、烧饭、砍柴全部是母亲承担，村上的人们都称呼她“荣子妈”，她心疼大个荣子，溺爱有加，她多么希望大个荣子娶个女人成个家，没有任何条件，离婚的、丧夫的、甚至是身残聋哑的都行。然而，大个荣子始终是两个字“不要”。无奈之下，只怪自己在大个荣子小时候没有把癞痢治好，自责的心态，伴随着生活，家务事料理好之后，就是别着弯刀上山砍柴，七十余岁的老太婆“搞柴火”，在吴村是唯一。那时村上柴火最多的，并且码得整齐的就是大个荣子的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