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许多难以忘却的记忆，我也一样。有年冬天，我和姐姐从池塘里捡回了一条冻鱼，母亲仍让我们送还给生产队的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忘怀。
那年，我大概只有六七岁。这年的冬季，天气异常寒冷，凛冽的西北风刮起来还带着哨子声，扬起的雪花打在脸颊上让人钻心的疼痛。屋沿下挂着长长的冰凌条，河面上也结着厚厚的冰层。
一天早饭后，姐姐喊叫我，让我帮她把洗衣的木盆抬到屋后的池塘边去。姐姐年长我五岁，是姊妹六人中的大姐大。爸妈整天忙于上班，无暇顾及我们，家中那些家务活全靠姐姐帮着做。
那个年代，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哥哥如父姐姐如母，领着姊妹在家干家务活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我家也一样，在家中，姐姐讲的话，对我来说，犹如“圣旨”一般。大木盆里堆满了全家人换下来的脏衣服。姐姐让我帮忙抬木盆，虽心里有点不乐意不情愿，可嘴巴里，却怎么也没敢说出半个“不”字，依然老老实实地服从姐姐，跟着她抬着木盆，缓慢、吃力地向池塘边移动着脚步。
我家老屋座北朝南，池塘就在屋北边。从家门口到池塘边，大概也只有五、六十米远的距离。不一会儿，像刀割一样的刺骨寒风嗖嗖地吹，冻得双手像红萝卜一样，隐隐作痛，难以忍受。
快到池塘边，姐姐让我放下木盆，停下来稍作休息。我赶紧把两只手放在嘴边，用呼出的热气，温暖一下冰冷的小手。身上厚厚的棉祆棉裤，在寒风面前，仿佛薄如蝉翼，感觉那寒风像要吹到骨头里去一般。口鼻中喘出的热气，犹如烟囱一样冒着白烟，鼻孔里清水鼻涕也流个不歇。
池塘呈不规则的椭圆形，水的中央还有一块不大的陆地，上面长满了藤蔓和杂树，充满了神秘感。水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着。池塘边，之前被别人敲打开的冰窟窿，又被新的冰层冻上了。无奈，我只好顺着岸边找来半块砖头，在冰面上帮姐姐用力地敲打着。
也许是我人小力气弱，厚厚的冰层纹丝不动，就在一筹莫展时，几乎我和姐姐同时发现不远处的冰层里，有一条可能是被冻死的鱼。姐姐让我回家拿工具，我跑回家找了把粪铲(北方农村一种劳动工具)。此时，我和姐姐全然不顾天气寒冷和冰层被裂开的风险，小心翼翼走到死鱼的冰面上，轮流挥铲，猛砸着冻着鱼的坚冰。
每当粪铲头砸下去，冰面上都会溅起许多冰屑，一会儿，厚厚的冰层，被我们砸出了一个圆形的窟窿，我和姐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冻鱼捞到冰面上。
这是一条大白鲢鱼，约一尺多长，有十斤来重。鱼被冻得硬邦邦的，因为一个人拿不动，我和姐姐一人抓鱼头，一人抓鱼尾，抬着把这条鱼送回家。捡到这么大的一条鱼，我和姐姐都非常开心，嚷着等母亲回来给我们做红烧鱼，我们全家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鱼肉了。
母亲下班，就急匆匆地往家赶，还未进家门，我和姐姐便堵在门口，像捡到战利品一样，洋洋得意地把捡鱼的全过程向母亲做了汇报。本指望母亲会表扬我们几句，不料，母亲沉下脸告诉我和姐姐说，这条鱼咱不能要，你俩赶快把鱼送到生产队去。
我和姐姐不解地问母亲：这是条死鱼，是在咱家屋后的池塘里捡到的，干嘛要送给生产队啊?母亲听了我们的辩解，并没有当即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咱屋后的池塘不是咱私人家的，池塘里的鱼是公家放养的。
看我一脸茫然，母亲又接着说，生产队为了改善社员生活，每年春季都会筹集资金买鱼苗，统一放养在池塘里，等过年的时候，再集中捕捞，然后按照各家出资份额，分给相应的鲜鱼，这样社员们过年就不用买鱼了。
母亲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和蔼地对我说：孩子，你说这鱼咱该不该还给生产队?听了母亲的这番话，此时的我，早已没有了刚才的理直气壮。母亲又告诉我们：鱼虽然是死的，但它是集体的，捡到东西要归公，这是规距，咱可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啊!
妈妈边跟我们说话，边随手拿出一段细麻绳，麻利地从鱼的腮部穿进去把鱼系好，让我们赶紧去生产队还鱼。就这样，我和姐姐在失望与不情愿中，连拖带拽地将这条鲢鱼，送还给了生产队。
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捡鱼这事，转眼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母亲也离开我们姊妹二十余年了。每每想起母亲的教诲，从内心深处，都会油然而生无限地思念与感激之情。
母亲虽识字不多，没有多少文化，但身为老党员的她，在日常生活中，始终用言传身教来引导着我们姊妹做人、做事，使我们在幼小时便深深地刻下正直、善良和坚强的印记，对我人生的成长和立志献身部队，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