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檀溪，然而大名听说得早。上世纪八十年代，热爱读书还是我们的社会风尚，文学略等于一种宗教信仰，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它的门徒，在一座城市里，忽然一个作者的名字出现在了著名刊物譬如《人民文学》上，消息会像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歌唱着飞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二十多年前檀溪的那篇小说题目可能叫做“河西边走来的女人”。后来我才得知，檀溪的先生是作家，免贵姓温名跃渊。
很多年以后我才又得知，在温跃渊的成长史中，有这样几件事值得一提：解放初期，皖北文化干校和省康复医院的休养所驻扎在他家所在的村子临河集，所以那儿经常放电影、举办晚会或其它文娱活动，并且还有一间图书室。而正由于坐镇着几家“省级单位”，该村又顺理成章地诞生了一个邮政代办所，每当朝霞灿烂霓锦漫天的时分，身着绿色制服的邮差便会披着霞光送来报纸杂志──这一场景很文艺，给那个稚嫩的小脑袋瓜里产生了无数的联想和憧憬。在1950年代中国乡村的文化背景下，穷乡僻壤的临河集居然成了一个汇聚有文艺、电影和书籍的得天独厚的地方。日后身为作家的温跃渊，最高学历虽然小学尚未毕业，其文学艺术方面素养的源头却是滥觞于此，获益匪浅，比起今天作业重压下的孩子们，他的求知过程肯定要快乐得多，路径也不拘一格得多，这在温跃渊往后的文艺实践中可以找到映证。譬如他不仅著书立述，作品迭出;象棋技艺也拿得出手，在群众性的赛事中屡屡建功;书法颇有功力，是资深的省书协会员;丹青的悟性亦很高，尤以水彩见长，甚至举办过个人画展。按说这四大根基集中在一人身上已是出奇了，偏偏那还是“写作未读书，下棋不打谱，书法不临帖，绘画不拜师”的无师自通的四绝。可想而知，温跃渊在文艺家的队伍里理当算是一个异人。
举凡“异人”，必有其特别之处。温跃渊对文学的态度，虔诚到近于眼观鼻、鼻观心的无我境界，然而真要打坐他是万万静不下来的──他崇尚行动。古人将行千里路比作读万卷书，他学上得不够就用跑路来恶补。在不少年里，他都日夜兼程在路上，不到天边不回头。西藏、金三角、神农架、云贵高原……中俄、中蒙、中朝、中缅边界等。那年他穿越青藏高原，抵达海拔四千多米中印边境的一处前沿哨卡，作为第一位深入到这里的作家，受到官兵们的热情欢迎。被前呼后拥着的温跃渊情绪大好，向对面印军的值哨打个友邦招呼“哈喽”，人家吃了一惊，瞧这挺着肚子戴着墨镜的大胖子，估计是来视察的司令长官!那友邦兄弟恐怕没见过大场面，不是顾忌就是拘谨，竟一头钻回工事里就死活不肯露面了，“温司令”颇为扫兴。后来友邦们反应过来，这地方空气稀薄路途险峻，能来位司令长官委实难得，又想求见。温跃渊顿时来劲了，端起了架子表示中国司令不是好随便见的!我推想那天，这位司令阁下的神情肯定过于可爱了一点儿。而更多的时候他是朴素的，家常的：小岗村人来电话告知明天来肥造访，有事情要办，温跃渊不敢怠慢，推掉了其它要务硬是在家空等了一天。翌日小岗村的电话又至，他忿怒，对不起今天我也没工夫，要来改明天，谁叫你们失约呢!不遮不挡直抒胸臆，幸福着你的幸福，也气恼着你的气恼。温跃渊的至爱亲朋周志友周先生曾评价他是胆汁型的人，无论是爱是恨，他都会突然间动情：感时花溅泪，古道热肠敦厚悲悯，恨了则能把人脑子骂出狗脑子。豁达开朗兼蓄疾恶如仇，性格纯真、认真、率真还顶真──四真，所以他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呕心沥血地录载了半个世纪的文坛风雨和世间百态。三十功名不一定尘与土，但八千里路自是他生命里的云和月，如此艰苦卓绝的为了写作而奋斗不止，毅力坚忍、意志坚定得骇人听闻。对于像我等这般不思进取的懒散之徒绝对是难以想像的!
痴迷文学的人我见过。当年我在军营。那一阶段我们都沉溺于文学梦，最大的苦恼是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几个朋友只要聚在一块，总会毫无例外地谈论新的读书心得或新的想法构思，但构思也总是难得有合适的机会落实到纸上。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意外地获得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假──在一个事故中，我右手不慎受了一点儿轻伤，到陆军116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归队后，首长又批准我回家养伤一个月，这差不多可疑似为小伤大养。期间我如鱼得水般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以后在文学刊物上陆续发表出来，给予了我日后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休假期满，返回军营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与我一个分队的梧发生了同样的事故。所不同他伤的是左手。我有疑念闪过：这种事故，一般是不可能伤到左手。然而现实令人无语。梧的家庭负担很重，父亲去世了，姐姐已出嫁，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弟、妹，他十五六岁时便为减轻母亲的重担到外面找活干。在部队里我俩的关系最为密切。我的心刺痛了一下，这种事似乎格外不应该碰到梧的身上。
梧归队时超假几天，受到了上级的批评。我们宽慰他，梧神情黯淡。梧极为羡慕我休假在家写了一些小说。而梧的家利用他这个长子回去养伤的期间翻盖了房屋，梧整日一身泥一身汗的，根本无暇顾及文学。这年底我离开了部队，临告别前梧对我揭开了谜底：那一阵子他构思了几篇小说，苦于没有时间写，受到我受伤回家休养的启发，自残了相对来说作用较小的左手无名指，得以休伤假。梧万分沮丧地说，可惜还是没写成。我的心又刺痛了一下。
梧的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都刺激着我。那时还没有电脑，常在提笔之际，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有那么一个人，他对文学的钟爱胜过了珍惜自己。四季在寒暑中交错，岁月把我们的情感磨砺得粗糙起来，不知不觉间，一笔一画的“笔耕”切换成了雨打芭蕉的“敲字”，许多过去的印痕都随着时光的飘逝而逐渐淡漠了。我好像也愈来愈不思进取了，其不良表现之一，即是变本加厉地不喜欢把老师称老师。
在所谓文学圈内，一般尊称大都喊“老师”，包含有景仰和颂扬的意思，听起来很得文化传承之道。但一声“老师”之后也比较麻烦，举手投足总得彬彬有礼几分吧，敬而是很容易远之的，至少不能像寻常朋友间那样轻松随意。我自认懒散无形，尽量躲着那个麻烦，见到温老师就相当不自觉地“跃渊、跃渊”了。而时下的社会，若一人任过何职，最佳称谓是把他的那顶官帽挂到嘴上去，听起来宛若高高地抬在轿子上，太当家作主了，太功成名就了。其实功成名就的温老师也早就是位当家作主的人物，当年他创办的《文艺作品》是全国创刊较早的文学刊物之一，在广大读者中颇有影响，只是他虽然总负责，然而却缺少个官家最讲究的正式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历史一言难尽，栏杆拍遍也依然难尽。君不见，他的运气仿佛老是差了一个脚后跟：写小说不如妻子，画画让位孙子，即便打个小麻将，别人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据说他反过来，收之桑榆又失之东隅，好像被红十字慈善组织专门培训过，经常壮怀激烈地慷慨解囊。后来他倒是得了一个名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可怎么说呢，知道的，晓得是正经八百的正七品顶戴，主持工作的一把手，不知道的，却……怎么都秘书长了却又是个“民间”的，没听清楚还以为那是草根。所以说人不能比人，像周志友周先生，同样担任秘书长，人家是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听听，哪个字眼不是掷地有声?后又挪了个座椅──《艺术界》杂志主编，瞧瞧，一步一个阳春白雪，步步都是大雅之堂，要是手里有一块惊堂木，他都可以明镜高悬了!不过幸好，跃渊兄不和人比，那活得多累呀，有那个劲头他还要上路。他总是兴冲冲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要么一个乐天派，要么蓦然为某种分歧愤愤然，爱之也深恨之也切，一概皆为真情流露。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就像是老顽童。
金庸的小说中，老顽童周伯通是一位奇情奇性武艺奇高的人物，他永远快活地东奔西跑着，不时给读者带来惊诧与惊喜。2010年，多家媒体都不约而同地称是“温跃渊年”，因为这年他令人震惊地一下子出版了五部新著。此前不久我晓得他还出了一本《文坛半世纪》，本来那部温氏著作和我没关系，然而他赠了我的同事们却独独漏掉我，这便与我就有了关系──伤自尊了!赠与不赠，本来不是问题，周志友周先生主编过一本洋洋大观的《德胜员工守则》，好评如潮，被业界奉为圭臬，再版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又力透纸背地写了一部《德胜世界》，好评继续如潮，他始终也无视朋友的求教之心，不曾馈赠一本以供我等日常学习。但我毫无怨言，因为他谁都没赠。人类社会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穷也罢富也罢，贫富差距一大天下就不太平，周志友周先生的厨艺应该很出色，他懂得烹小鲜亦如治大国。
跃渊兄此前较有分量的作品，大概是以报告文学为多。在这五部新著中，长篇小说《春风秋雨》最为特殊，初稿竟是写于三十年前，犹如一个孩子少小走失了找不到家，老大还乡时堪称“风雨”夜归人，真是一个漫漫的归途!算起来，大约就是我和梧受伤的那一年《春风秋雨》的初稿杀青了。时间很巧，也可以说不是巧合，而是那个年代结下了太多的文学的因和果。我回合肥后的某年，一次闲聊中将梧的受伤说给一位年长的编辑听，他少有地激动了，托我同梧联系，若梧仍在写，他非常想帮梧一把。不久梧回了封信，他后来读了夜大，又担任了一点儿行政职务，家庭和工作事务缠身，信中没再提有关文学的话题。文学到底回归了平淡。
跃渊兄嘱我要读《春风秋雨》，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他出书可是从来没有此说，想来此作不但灌注了他当年太多的心血，还有长达三十个春秋的惦念及期冀，是以格外珍惜。可他当年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它出版?我从来以为小说是感性十足的，无论它的表情是剑拔弩张还是千娇百媚，它在春夏秋冬中的呼吸吐纳亦是分别不同，弥散着时代年轮的生命质感。我当然勤恳而认真地“遵嘱”了。毫无疑问，这部书是他小说创作的扛鼎之作。小说很感性，记录下的不仅是那风蚀的历史年轮，还有年轮上的青春祭坛，还有祭坛里不绝如缕的生命喘息。我不敢去想，这场“春风秋雨”竟然蕴积了三十年，才终于在今天形成了气象景观。也只有像他这样持之以恒的人能够做得出来!我想，倘若当年便刮起了“春风”下起了“秋雨”呢?我又想，难道书也与人一样有自己的宿命?
我是一个庸人，习性自扰。每天推开平凡世界的半扇门，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之余，我习惯了再侧耳听听，天空是否又有鸟群歌唱着飞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