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名叫王新民，一九三二年出生，二零一零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按年龄大小他排行老三，所以爷爷奶奶又喊他“三孩”。父亲一生清贫，做人低调，经历曲折但又充满传奇，关于他的故事是我上了高中之后从我大爷大娘和我母亲那里断断续续获得的，还有一些是我缠着父亲告诉我的。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参军，一九五二年退役，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个时期。他自少年时就对党和军队抱有坚定的信仰。尤其是他的从军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九四七年，父亲刚满十五周岁。这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遵循党中央指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然后一路南下，千里挺进大别山，八月二十日前后，刘邓大军到达沙颍河北岸，准备从西至项城、东至界首长达几十公里的区域内渡河南下。在集结待命期间，人民子弟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时帮助群众挑水、打扫院子、打猪草、修缮房屋等，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父亲恳求爷爷、奶奶还有大伯准许他参军，遭到了爷爷、奶奶还有大伯的强烈反对。爷爷说：“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很强大，共产党根本就站不住脚，你要是当了共产党的兵，咱们全家就得陪你遭殃。”大伯也说，绝对不能去，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这样，当地的保长曾经威胁并警告过爷爷奶奶和大伯。可是，当时的父亲就像着了魔一样，一心要跟共产党走。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动用几十架飞机对沙颍河沿岸各渡口不分昼夜进行疯狂轰炸。这时，别人家的孩子都躲到家中不敢出门，可父亲却偷偷地跑出来帮助子弟兵运送物资、牵马渡河，敌机飞来轰炸时他就趴在花生地里躲藏，听父亲讲花生地里除了被炸出来的白花花的花生外，还有许多从飞机上掉下来的铜质航炮壳子，父亲捡了许多，当时，一位连长为了保护父亲不幸中弹牺牲，他骑的战马也被炸死了，父亲很伤心，哭得像泪人，他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就这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他没有告知家人，毅然决然跟着大军渡河南下了。事后，父亲当了共产党的兵的消息不胫而走，国民党反动武装在保长的带领下，一行几十人将我家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我爷爷奶奶还有大伯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逼迫他们说出父亲的下落。爷爷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去哪了。”这时几个士兵上来就把爷爷打得口鼻流血。大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大声吼道：“有种你们朝我来!”于是他们就放开爷爷，直接把我大伯拉到了河坡下，一群人对我大伯拳打脚踢并用枪托不断撞击大伯头部，致使大伯昏死过去。他们告知我爷爷奶奶，如果不尽快交出父亲，大伯命将不保。后来，这一恐怖的阴影几十年在爷爷、奶奶和大伯心中都挥之不去，也直接导致了大伯与父亲一生不相往来。
在随军南下的过程中，父亲经过几场大小战斗，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由于作战勇敢、头脑清醒、动作敏捷、长相机灵，很快被师部首长发现并安排在师首长身边做警卫，不久又任命为部队司号员。转眼到了一九四八年，父亲跟随部队又一路北上，参加了解放开封、郑州、洛阳等战役，随后又南下解放淮阳。这时，刘、邓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淮阳解放后，父亲所在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趁此机会，父亲向部队请了两天假，想回家看望一下家人。父亲离家已近一年，且杳无音信，爷爷奶奶还有大伯甚为担心。父亲回到家中，见到爷爷奶奶后长跪不起，请求爷爷奶奶原谅自己当初的不辞而别，讲述自己一年来跟随大军南征北战的战斗经历，表达自己一年来对亲人们的思念之情。
不管父亲怎么讲，反正这次爷爷奶奶还有大伯是铁了心不让父亲再回部队。吃过晚饭，爷爷奶奶还有大伯把父亲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三孩啊，你走这一年咱家上下老小整日提心吊胆，可是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啊!保长罚了咱家好多钱，你大哥也差点因为你丢掉性命，他们说只要你回来顺了他们，不再为共产党去卖命，他们就对咱既往不咎，保证不再加害咱家，你就让我们省省心吧，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们真的过够了!”父亲说：“爹，娘，大哥，我知道是我连累了你们，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对不起你们，可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们啊，你们不知道，现在国民党的日子更不好过，共产党很得人心，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很快会打败国民党并统一中国，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爷爷奶奶眼看左右劝不住父亲，于是就又说：“你这次回来无论如何不能再走了，我们拖你俵大娘给你提了个媒，女方比你大两岁，长相很漂亮，明天我们就把她接回来与你完婚，啥事等你完婚后再说。”爷爷奶奶心想父亲结了婚定会收心，想用结婚拖住父亲。父亲告诉爷爷：“爹，这次回来我只请了两天假 ，后天就要返回部队，时间太紧，你看能不能下次回来办婚事?”爷爷说：“不行，你这次要是不依我，我就死给你看。”大伯也跟着说：“三孩，你这次要是不听咱爹娘的话，出门我就打断你的腿，不信你试试?”父亲不想再伤父母的心，于是勉强答应下来，同意完婚。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奶奶准备了一辆独轮车，叫上两个族亲和媒婆，带上早已备好的彩礼前往姥姥家迎娶母亲。父亲的婚礼虽然有些简单，但总体还算顺利，爷爷奶奶准备了四五桌酒席，把能叫的亲戚邻居都叫到了。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各回各家，爷爷奶奶也算安静了下来，看着我父亲高兴的样子，爷爷奶奶心想这回应该没啥问题了，总算收住父亲的心了。晚上，父亲跟爷爷奶奶还有大伯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有时说到动情处父亲甚至哽咽不止，但始终没敢说明要回部队的话，殊不知他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计划。不过爷爷奶奶也多长了个心眼，临走时把父亲和母亲婚房的门上了锁，唯恐夜间出什么意外。爷爷奶奶走后，父亲对母亲说：“翠萍，既然咱结了婚，你就是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有些事我可以瞒父母，但不能瞒你，我明天一定要返回部队，部队有纪律，我不能违反军纪，希望你能支持我并代我在家孝敬我爹我娘，待我返乡时，我一定对你加倍回报，这次真的要委屈你了!”母亲也看出了父亲的执着，明知拦也没用，不如顺水推舟，于是就说：“你走吧，家里有我，你不用挂念，在外照顾好自己，注意自身安全。”夜已很深，大多数人已进入梦乡，可父亲无论如何难以入睡，因为天亮之前必须悄悄离家归队，所以，父亲早已整好行李，大概三更左右，父亲起身开门，不好!门已上锁，怎么办?深更半夜，又不能喊叫父母，这下可急坏了父亲，父亲在屋里走来走去，快速想着离开的办法。忽然，他眼睛停留在窗户上，心想：“破窗而出?对，破窗而出。”过去的窗户都是木质的，护栏经过多年风刮日晒，早已腐朽松动，父亲找了个木凳，没费多大劲就把窗户砸了个大洞，只见他身轻如燕，纵身一跃窜了出去，捡起地上的行李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此时村中传出几声狗叫声……
父亲走后，家中情况暂且不讲，他很快回到了部队，第二天部队就向豫东南方向开拔了，两个多月后，父亲所在的中原野战军部队与华东野战军以及其他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于一九四八年十一至翌年一月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略性进攻的战役——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是终生难忘的一场战战斗那就是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合围黄维第十二兵团的双堆集战役。当时，战斗异常惨烈，国民党将领黄维顽抗到底，拒不投降，指挥国部下垂死挣扎，凭借先进的美式装备并利用火海战术给我军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父亲也险遭不测，下身衣服被溅上燃油燃烧起来，父亲就势滚地，用身边黄土很快扑灭，未造成大的伤害。最后，我军采取土工作业迫近攻坚法，对十二兵团逐渐缩小合围圈，从根本上切断黄维兵团的粮弹给养使其陷入困境，并于十二月十二日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一举全歼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黄维被生擒。至此，淮海战役进入尾声。
一九五零年六月，在新生人民政权成立还不到一年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对朝鲜发动了战争，威胁到中国本土的安全。此外，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触及到了新中国的底线。经过反复权衡，中国政府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派兵入朝作战。此时的父亲已复员返乡，九月中旬接到返回部队的通知，父亲所在部队作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迅速进入东北进行战前适应性训练，十月份的东北已天寒地冻，此时的室外最低温度已零下二十多度，据父亲回忆说，在训练时，有的战士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用手去搓脸搓耳朵，结果耳朵断了下来，好多战士还未上战场就已冻伤，所以，后来许多有经验的教官在对新兵进行野外适应性训练时，首先提前告诉大家，在气温极低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用手搓耳朵，学会自我保护。总之，当时我们战士的军服比较单薄，东北的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广大官兵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入朝之后的十一月、十二月份，天气更加寒冷，有些时段气温低的简直是超出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在零下近四十度的恶劣环境里，许多官兵被严重冻伤、冻死，部队减员非常厉害。父亲说，在那个年代，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实力比自己强大许多的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和极端恶劣的极寒天气，自己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感谢上天眷顾。父亲活着回来了。不过，父亲的两腿却落下了终身伤寒。
父亲生前讲，他们在入朝作战之前，上级要求所有战士都要把自己军服上的肩章和军帽上的五角星等中国军人标志一律摘掉，水壶上的八一标志也要用刀刮掉，目的就是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认为这不是中国政府派的军队，他们入朝作战都是自愿的，与中国政府无关。另外，每个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基本上都配了一把汉阳造大砍刀，这种刀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实践证明，这种刀在以后的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敌人魂飞胆丧。由于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我军白天与敌军直面硬钢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只能发挥我军善于夜战的优势，白天潜伏，夜晚神不知鬼不觉摸上敌人阵地，从敌哨兵背后，照着胳膀或腿或颈部，手起刀落，干净利落，肢体分离，随后，战士们一拥而上，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许多美军在睡梦中见了阎王，志愿军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就感觉好像末日来临，此时他们最想做的事就是天明赶快卷铺回家，去见自己的爹和妈。
抗美援朝中，父亲参加了第一次战役中的飞虎山阻击战、第三次战役中的高阳追击战和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每次战役打得都十分惨烈。美军和韩军靠的是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后勤保障，我军靠的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我军一人能坚守一个阵地，敌人一个排一个连却守不住一个阵地，这种对比注定了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终胜利。在第四战役横城反击战中，父亲所在连队在战斗结束后负责打扫战场，父亲和其他几十名战士逐人查看伤亡情况并不断捡起地上的美式武器。这时，离父亲二十多米远的一个美国重伤兵举起卡宾自动步枪朝着父亲就是一梭子弹，击中了父亲的右腿，顿时鲜血直流，父亲眼明手快，抬枪快速回击，一枪击毙敌军。正是父亲的这次受伤，所以未能如期参加第五次战役，一九五一年年底回国，一九五二年复员返乡。
父亲复员返乡后，曾长期担任我们大队的治安主任，母亲也受父亲影响积极向组织靠拢，入了党并负责村里的妇女工作，可以说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几年里，父母为我们村的村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同时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个年代真是是非颠倒、人鬼不分的年代，你的人格、你的尊严随便可以践踏;你的权利、你的自由随时可以剥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的亲情和友谊随时随地可以消失，可以说当时农村的政治斗争激烈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城市。父亲的遭遇与当时我们大队的支书赵某有关。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春天，父亲带着两个民兵巡察麦田，发现大队支书的母亲领着一群羊在集体麦田里啃麦苗，他们就上前驱赶并告知她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作为干部家属应该有更高的觉悟，认真遵守大队的规定。这一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支书的母亲大吵大闹，说父亲他们找她难看，故意欺负她。回家后给他的支书儿子学得一丈水来一丈波，从此父亲与支书算是结下了梁子。那时的支书权力很大，他领着人随时可以抄你的家、抓你的人，随时可以开会批判斗争你，甚至可以置人于死地，趁着文革运动，他给父亲定了好几项罪名。一九五八年赵某领着群众搞大跃进，弄虚作假搞浮夸，当时父亲说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作为农民就应该老老实实种好地，多打粮食吃饱饭才是正事。正是父亲的这句话，支书后来给父亲上纲上线，说父亲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毛主席，是典型的反革命分子。父亲在生产队里是个使唤牲口耕田犁地的好把式，有一年秋收后在生产队的红薯地犁地，从地里捡了一些犁出来的红薯碎块，父亲觉得量又不多，丢了挺可惜，于是收工后拿回了家，洗洗蒸吃了，这事不知道支书是怎么知道了，于是就给父亲定了个偷盗分子的罪名。后来生产队为牲口炒玉米大豆混合饲料，父亲收工回来把牲口送回饲养室，临走时顺便抓了一把炒好的饲料吃了起来，被饲养员徐某发现，徐某是支书的老俵，他告诉了支书，于是支书说父亲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再后来，因为父亲为了给我挣一块二毛钱的学费，托关系从县城批发了三十斤碱面(又称小苏打)，回家后包装成袋卖给村民，每袋可赚两分钱，支书知道后说父亲这是投机倒把。当几种罪名收集全后，他对父亲的报复便开始了。他命令民兵把父亲抓进了学习班进行学习改造，后来当政治运动需要时他便召开群众大会，把父亲与我们村的所谓地主富农坏分子捆在一起，进行公开批斗，宣布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偷盗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同时宣布开除父亲、母亲的党籍和父亲大队治安主任的职务。会后，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把父亲用绳反手捆着，地主富农戴着高帽子，父亲胸前挂着“反革命分子、偷盗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的牌子，敲锣打鼓在全公社走街串巷进行游街示众。清醒记得，那是一九七四年，我已满八岁，看到父亲被公开批斗并游街示众的那种场景，我感到非常恐惧，非常耻辱，非常无助，同时又感觉到非常愤怒。母亲因为此事感觉到丢人，整天在村里抬不起头来，邻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有的趁机讽刺挖苦你、羞辱欺负你。在学校，我和三哥也经常遭他人嘲笑，他们在我们身后指着、骂着并不停地喊着：“小偷的儿子，小偷的儿子……”那时大哥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尽管长的英俊潇洒，可人家姑娘一听我家成分，立即敬而远之，母亲彻底陷入了绝望，一天上午，大哥上工干活去了，母亲让二哥带着我、三哥带着小弟出去玩，她把我们支走后，没想到她随后会去悬梁自尽。母亲寻短见时换上了干净衣服，头上戴着孝帽，腰里束着麻绳和白布孝带，把堂屋门从里面关紧并插上了门插板。母亲的异样行为被我家细心的大娘发现，因为父亲从前当兵的事，他和大伯一直不与我父母说话，更何况文革父亲蒙冤期间他们也不敢与我父母说话，但她担心我母亲出现意外，于是大娘迈开三寸金莲一路小跑，在街上找二哥和我，气喘吁吁地说：“你们快回家，我看见你娘束着孝带，上着门，怕是要出事”。二哥一听立即带着我朝家中飞奔而去，回到家中，二哥叫不开门，叫娘娘不应，趴到门头缝里往里一看，顿时吓得瘫倒在地，哭着喊着：“我娘上吊了，快来救我娘啊!快来救人啊!”这时，我家东面的邻居韩贵大叔听到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很快跑到我家，使劲踹门，踹不开，随后又过来几个男劳力，一起踹门，最后把门踹开了，发现我娘已吊在梁头上，它们迅速把我娘从梁头上救下来，此时我娘嘴唇发紫，已完全没有气息，大家七手八脚的，有掐人中的，有捶背的，有拍胳膀的，并不停地喊着母亲的名字，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母亲慢慢地有了气息，随后断断续续地哭出声来，我和二哥紧紧地抱着母亲也一起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我们不敢再离开母亲，唯恐再也见不到母亲，我们差一点成为没娘的孩子，是我大娘救了俺一家，是几位好邻居救了俺一家，他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终生难忘。每当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心中不免伤感落泪。
乌云再厚，总会散去。一九七六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它标志着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文革基本结束，随着邓小平同志复出和拨乱反正工作从城市到农村的不断推进，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父亲的问题也得到了公正解决，恢复了名誉，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一九八六年，党和政府又恢复了父亲的军人待遇，政府每月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抚恤补助，尽管很少，但父亲非常满足，到二零一零年去世前，父亲每月能从政府那里领取六百多元的抚恤补助，这也算是他前半生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一种回报吧。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又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又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是一个低调的人，但又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令人尊重的人。我爱我的父亲并深深地怀念他。
二零二三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