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虽然很热爱这项工作，但当初学医纯属偶然，更不情愿。说起在部队当卫生员的经历还颇具戏剧性。
那是1969年7月，我生病住院归队不久，连队通知我去团部机关报到，说是当通信员，大喜过望。当通信员就意味着开军用摩托(三轮带斗那种)，戴着墨镜，风驰电掣，既神气又威风，战友们都很羡慕，纷纷向我道喜。到团部报道后才知道，同时调来的还有3人。当天下午，机关协理员找我们谈话，问我们文化程度，哪知都是小学文化，我和另一位是高小(我初中没毕业，一直说自己是小学文化)，另外两位是初小。这时协理员说：“你们两个文化高的当卫生员，你们两个文化低的当通讯员”。我一听傻了，怎么还有卫生员呢，连队通知不是当通讯员吗?虽然我生过大病，对医务工作者心存感激，但是叫我干这一行，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更何况，哪个热血青年愿意和针头药片打交道呢!不愿意归不愿意，不敢不服从分配，只是一肚子不高兴，垂头丧气，像霜打茄子一样蔫头耷脑。那两个当通讯员的家伙倒是春风满面兴高采烈，还假惺惺地安慰我们。此时此刻，我犹如落第举子面对状元郎那般羡慕嫉妒恨!
到卫生所后，因为只有两个新卫生员，虽然安排医生给我们讲课，其实真正讲课的时间并不多，多半是出一些思考题，叫我们自己看《卫生员教材》，主要还是以实践为主。医生护士都很热心，手把手教我们，慢慢也就进入了状态。由不会到会一点，特别是亲手为病人做治疗，见到一些效果后，更是兴致倍增。之后与两位军医到附近集镇上设立便民卫生站，目睹山区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才真正感受到医务工作的光荣与神圣。从此就爱上了这一行。
转眼到了1969年11月份，所长通知我随他去湖北省汉阳县接兵。我当时以为听错了，怎么可能呢?我还是新兵啊!因为在部队有个惯例，派出去接兵的战士一般都是“干部苗子”。后来听说安排我接兵是有争议的，所长的提议团首长不同意，说，“哪有新兵接新兵?”因为所长的坚持才得以成行。
接兵之行让我倍感骄傲。我比许多应征青年的年龄都小，走到哪里都被羡慕的目光所包围。所长在体检中遇到什么阳性体征，如肝脾肿大、心脏杂音等都让我去体会一下，也就是学习。地方体检医生误以为叫我会诊，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这个军医怎么这么年轻啊!我说我是卫生员，他们说我是“谦虚”。有人时不时考我一些医学常识，我也能回答个大概，不知道的就巧妙敷衍，将错就错，使他们不知我的深浅。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医生，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小朋友，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回答：“是解放军大学，还没毕业呢。”
在接兵回部队的轮船上，接到上级命令：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接兵部队全体开赴贵州省绥阳县办农场。我们连队接管一所劳动大学的房屋和土地，开始了新时期的“南泥湾”生活。从此，我也就正式履行连队卫生员的职责。
整个连队200多号人(相当于两个建制连)，五个排住在三处，一段时间全部卫生工作只有我一人承担。因为是生产部队，为了抢季节，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总是在劳动。缺乏起码的生产工具，只得用土办法、笨办法干，如翻地用人拉犁，浇地用肩挑手提等。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战士伤病自然就多，我天天是“眼皮一睁，忙到熄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还要巡诊、出诊、采集和种植中草药。为了预防感冒和“拉肚子”，每周至少熬两次草药汤，挑送到各排驻地，并且“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喝不走”。无论是深更半夜还是雨雪交加，只要电话一响，说哪里有病人，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出发。
在这期间我还同时兼任“勤杂班”班长。勤杂班由文书、通讯员、理发员、饲养员等组成，共计十人，这可是全连最难管的一个班。谁的信件丢了，谁的头发长了，猪生病了以及谁又在闹思想情绪等等，都要找我，我就得去过问，去做工作。可以说，我是全连最忙的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充沛的精力，象陀螺一样成天不停地运转。在我以后的人生旅途中似乎再也没有那么忙碌过。
努力工作是本分，并非刻意奢求什么，可组织上却厚待了我——批准我加入党组织，并推荐我上了大学。
我要感谢人生起步时的“乱点鸳鸯谱”，它成就了我终身的挚爱，我更要感谢那段“忙并快乐着”的经历，它奠定了我人生的必然。平凡的岗位做不平凡的事，青春当有为，奋斗成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