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瘦而高的人，坐在他的肩膀上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地方。
小时候，总觉得外婆家太远了，由于长期营养匮乏，我们的身体都很弱，走长了路便腿脚酸痛。父亲就把小一点的孩子“打马肩”，一手抓住孩子的脚，孩子则用手抱着他的头，手上再牵一个。母亲也是这样。父母一共有六个孩子，走出去就是一群。经过双港镇博士湖圩坝时，呼呼的横风吹来，单薄的衣服紧贴着我们单薄的身体，我总担心自己会被吹下圩坝，幸亏父母有力的大手将我们紧紧抓住。
记忆中的父亲每天都很早起床了。朦胧中听见厨房水缸里哗哗的水声，是父亲在挑水。每天六七担水父亲都在天亮前完成。水桶里荡漾着星星和月亮，父亲是挑着星月追赶太阳的人。每当我们随便乱舀水倒掉的时候，奶奶总是说：“莫造孽!冷水要人挑，滚水要人烧!”后来我自己开始挑水，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一担水重重地压在肩上，我弯腰曲背，却是越来越重，左右乱晃，到家时已是两个半桶，地上一溜水痕，泥巴地上洒上这些水，仿佛抹了一层香油，一不小心就滑倒了人。奶奶直摇头，父亲止住我，还是让他来挑。有时遇上大旱年份，井里泉眼枯竭，父亲要到三四里外的河边挑水。满满的一担，滴水不漏，地上干燥整洁。我曾向父亲请教挑担的秘诀，父亲说：“挑东西时，把腰伸直，站稳，一步一步走好。”
一个十一口人的大家庭，每天都有一大堆的大事小事，其中挑担的事基本上是父亲承包了。米缸里没米了，父亲要从谷囤里放谷出来，用两个大箩挑到磨坊里去，一担谷满满的重达一百八十多斤，那条粗壮的扁担都压弯了，箩上的麻绳绷得紧紧的，好像随时要断了。父亲的肩膀上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但是他脸不红，气不喘。为了省一点钱，他尽量装满，箩筐里的谷还要凸起来。我曾经试了试，那一担谷子好像钉在地上，纹丝不动。另外，猪圈，厕所都要及时清理，总不能让它们溢出来，父亲就不停地挑，挑，挑到菜园里去，挑到田地里去，一勺勺淋到庄稼根部，农作物有了充足的肥料，长势喜人，于是奶奶到菜园里能摘到茄子，辣椒，南瓜，东瓜，西瓜⋯⋯真如古话说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一家人每日开门即是柴米油盐四个字。父亲从天刚亮就为它们而奔忙着。
从前村里山上都是茂盛的草木，到了秋冬之际，村里组织开山，母亲们拿着镰刀，柴刀，上山斫茅草，砍枯树，父亲们则一担担挑下山，码在山脚下，再分到一家一户。这段时间，村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白烟，处处弥漫着松脂的香气。
农事稍闲，父母则到田野里寻找茅草或小灌木，斫倒捆扎，父亲再挑一担回家，那些草木犹带青色，十分沉重，父亲一担有一百几十斤重，他要挑好几华里到家，全身湿透了，衣服紧贴着身体，肩膀都压肿了，父亲说，担子是越挑越重的，它考验着人的耐力和意志。父亲几乎天天都要负重，他已习惯了。一担柴草到家，也才上午八九点钟，父母吃点稀饭，又要赶到田地去正式上工。门口摆放着这些带着青色的草木，晒干后被奶奶一把把送进灶膛，用来做饭，炒菜，热水，我们吃着喝着一天天长大。
我家十几亩田地就是父母的主要战场。
先说说地里的工作吧。过去家里为了增加收入，主要是种棉花。这东西从小到大离不开人的手脚。幼苗时候，它身上蚜虫特多，长大后，又容易长“红蜘蛛”，父亲三天两天打药，几十斤重的药桶子背在背上，他的身上汗水混着药水，从来没有干过，棉花大了，他钻在里面打药，只露出了一个人头。药水的微沫难免会洒到嘴边。温度也近四十多度。父亲苦苦地撑着，从不叫苦叫累。村里每年都有一些体弱的人打药中暑中毒的。父亲好像很幸运。
棉花的另一个工作是施肥。我们带几个陶壶沥水，父亲负责挑水，放入化肥。七八亩地棉花，父亲要挑几百担水，一些小小的水塘很快被父亲挑干了。估计他的肩膀早已结了厚厚的老茧，我曾试过从老远的地方挑水，结果肩膀也肿了，脚也痛了。
到摘棉花时，父亲一担一担地挑回家让我们剥，刚刚开的棉花带着壳子和露水，沉甸甸的，越挑越重。最后是棉花杆子拗起来，晒干后又是父亲挑回家。
田里的劳作也是十分繁重的。一包一百多斤的肥料，父亲把它们扛到田里，然后又是扛着搾耙等工具，把田打好，又是挑着秧苗进田⋯⋯到收割时，正是高温天气，一到九点就四十多度，每年都有人中暑死亡。父亲本身怕热，但他作为一家之主，从来没有退缩过。我和他抬着三百多斤的禾斛(过去打谷子的很原始的工具)走过很陡的圩坝，又走过狭窄滑腻的田埂，父亲抬在后面，根本看不见路，只凭自己的感觉。他把禾斛尽量靠近自己，让我承受最小压力。我压得又弯了腰，父亲不停地提醒：把腰伸直!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父亲脖子上搭一条手巾，开始驮谷上圩坝，每一袋谷有一百几十斤重，他微微倾斜身子，一步一步走向圩坝，汗珠顷刻间像大雨一样哗哗直流，他一手撑着腰，一手拿毛巾在脸上抹一把，眼睛因汗水而模糊，他必须不停地擦，不停地擦。到圩坝脚下时，周围像火一样燃烧，温度达到最高，父亲稍微停顿，吸一口气，又一步一步往上爬，他的汗水从头流到裤脚，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终于到了圩坝顶上，站在平地的制高点上，凉风四面吹来，父亲卸下谷袋，擦一把汗，张嘴吸了一口凉气，四处望望，又走下圩坝。
收割完毕，晒在田里的禾秆又要挑回家了。那时，禾秆是个宝贝，冬天，牛要吃它，人要烧它，冷了还要睡它。
挑禾秆是个十分繁重的活，为减轻父亲的压力，我们主动去挑一点是一点。父亲把禾秆装在两边的“扳楼”(一种竹制农具)，足有一米多高，矮小的人挑不够。人在中间被禾秆紧紧地拥抱着，好像进入了一个大保温箱，再加上禾秆本身的灰尘袭入人体，人一下子变得又热又痒，用手去挠，一道道的红杠。父亲怕我们累坏了，总是转身来接，上圩坝那段最难的路总是由父亲完成。
后来有了大板车，父亲的担子减轻了很多。每次到老远的田里拖谷回家，父亲总是把车子装得满满的，一两千谷子上坡时十分的沉重，我们在后面推，累得心跳气急脚打软，父亲则像一头牛一样拼了命：他肩上拉着一根皮带，身子尽量俯下，脚紧紧地攒着力，一步一步往上挪，肩上的皮带掐入了他的肉里。这情景多像臧克家先生诗中所述：“总得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家里所有的重活脏活都扛在他的肩上。母亲说父亲是“肩不离担，担不离肩”，我说，父亲，你太辛苦了!父亲却说，这点苦算什么呢?以前⋯⋯
父亲说，以前出门挑圩才叫苦呀。父亲是家里十一个人的代表，每次队里抓阄出门都有他的份，一年倒有几个月出门在外。挑莲花山水库，滨田水库，离家几百里，带干粮，咸菜，住在棚子里，一担泥有一百几十斤，挑上二三十米高的陡坡，腰都差点累断了。如今那些连绵几十公里的圩坝正是父辈的杰作。
以前，出门替生产队打草，一担青草一百几十斤，走在软乎乎的草坪上，十几里路，又累又饿，有人都晕倒了。
以前，上街为生产队买粪，挑担粪，也是一百五六十斤，从老远的街上走到河边，又走上船上的跳板，那板一弹一弹的，一不小心，人就掉进河里了。
父亲个子高，腰板挺直，好像天生为挑担而生。无论是生产队时期还是包干到户，他始终像一个浴血奋战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
父亲一生都是个极平凡的人，然而他凭着他的肩膀，扛起了国家交给他的使命，扛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
他多像一座山啊!大半生都在为他的父母，弟弟(我的叔叔，有残疾)，儿女挡风遮雨。
如今父亲已经年过八旬，一身的毛病，每天都要吃几种药。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说：“现在的社会好啊，农民种田不要交承包，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还有一百多块钱的补助。”一百多块钱，对于乡村某些老人可谓雪中送炭，它可以买米，买菜，解决生活的燃眉之急。
父亲挑了一辈子重担都笔挺的腰身，终于有些弯曲了，每天傍晚他都要在崭新的柏油马路上走走，满满的幸福感。我突然想到，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多想再让父亲“打马肩”，坐在他的肩上，看看更远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