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夫是一个本分踏实的人，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子憨厚劲，不知道偷奸耍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生产队里的一些容易让大家眼红的活，多派给大姐夫干。
那年，他被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员是生产队的管家，管理生产队的粮食、棉花、黄麻和农资，等等，是有权力的角色。在任保管员的日子里，他的时光都是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和仓库里度过的，无论是露水遍地的清早，还是烈日炎炎的正午，大姐夫都是在忙着晒谷、收麻，抑或整理仓库。因此，他乐呵呵地在村里挣得一个又一个荣誉，那些奖状像一朵朵艳红的花儿在他灰暗空白的人生履历里开出属于他的春天，那些奖励——笔记本，大多成了我的学习用品，它让我时时盼着大姐夫再创佳绩。
秋忙结束后，生产队把棉花秆分给社员当柴火烧。有的棉花秆上还残留着一些干瘪的小棉桃。当时棉花紧缺，一家人分到的棉花不够做棉衣棉被，大姐夫就和大姐把这些小棉桃摘下晒干，把残留的棉花抠出来用。有人开玩笑说：盛保管，仓库里的棉花多的是，你抓一把，就够你抠大半天!大姐夫正色道：当保管员，是良心活儿，抓一把棉花没人看见，可是我知道自己做了贼!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不得安心!
大姐夫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有经济头脑，计划开一爿谷酒作坊，增加生产队的收入。大姐夫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酿酒的人，熟练地掌握了整套酿酒的工艺流程。虽然酿酒的过程并不复杂，做起来却需要极大的耐心，还要有责任心。经过讨论，大家一致推荐大姐夫经营谷酒作坊，作坊就设在大姐夫家里。酿酒的日子是辛苦的，因为到处“空气弥漫着酒香，汗水淋漓了衣服”。我曾听大姐夫对人说，刚开始经营谷酒作坊的那段时间，真的是提心吊胆，洗粮、蒸煮、摊晾、撒曲、发酵，每一个环节都不敢出差错。
大姐夫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从来没有因为家长里短和乡亲们红过脸，更没有跟人吵过嘴。邻里红白喜事搭棚扯架，寻板凳拉桌子，借碗碟挑水，村民谁都能想起他，都愿意叫他帮忙。在那个靠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的年月，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清贫，因为他去给别人帮忙干活，常常和生产队的农活发生冲突，村子里有人不理解，背地里说“盛保管傻”，大姐有时也抱怨他“死心眼”，他总是淡淡地说：我以前答应过人家。
分田到户后，沉睡多年的土地获得了最大的尊重，夜以继日地耕作，让乡村充盈着空前的激情，农民的自豪化作金黄的稻谷与动人的笑脸，成为乡村最美的风景。那时的农民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快乐最富有的主人。
我的大姐夫呢?起早贪黑，什么苦都吃，什么活都干，不嫌茶饭，不讲穿着，只知道拉车，不抬头看路。不管春夏秋冬，他都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家只是他用膳、睡觉的栖息地，苎麻地、稻里才是他追寻梦想的广阔空间。每一天都那么忙碌，而且带一点点的潦草。我去大姐夫家，时常看到他在把水沟里的肥泥一担一担地往稻田里挑，以改善土性。唉!积肥这玩意，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就被几乎所有的农户抛弃，而他，还在坚持着。但是，由于大姐夫缺乏一般庄稼人的智慧，地里的活，不是秧苗未育好，就是农药要了禾苗的命，而且，他家的农活总是比别人家迟干完。也让他们家的日子比当时大多数的家庭都贫困，柴火不够烧，粮食不够吃。
晚年的大姐夫爱看戏，对戏曲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看戏很是有些故事。离家不到二里路的乡里有一间戏院，隔三岔五搭台唱戏。在那个娱乐生活几乎为零的年代，每次看戏都是大姐夫喜庆的节日。那天，剧院出演湖南花鼓戏《刘海砍瞧》，这消息带着彩色的翅膀，飞进了大姐夫耳里。他忙完地里的活，撂下锄头不及擦把脸就往戏院赶，家里没有现金，他就带着几个鸡蛋准备去换钱买戏票，由于不小心，鸡蛋因挤压而破裂，让大姐夫一路的奔腾犹如竹篮打水，这件事，很快在村子里家喻户晓，包括许多已经尘封的他年轻时的故事和韵事。
大姐夫五十岁以后，身子愈来愈瘦，声音愈来愈弱，走路脚都提不起，神色跟冬天的田野一样荒芜，大多时间就是躺在床上。他吃得极少，肚子觉得很饿，却又没有胃口，食物在嘴里徘徊难咽，就在这样一种健康人无法理解的折磨中，大姐夫的心肺系统逐渐衰弱下去。
1991年正月，我去给大姐夫拜年。他躺在床上，形神衰瘦，面容枯槁，眼睛像一口枯井，他甚至说话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望着苍老羸弱的大姐夫，我一阵战栗，心里隐隐作痛，不待开口，泪便滚落下来。他的言语之间也洋溢着无奈和痛苦。我极力掩饰心中的苦涩和痛楚，装作很轻松地样子跟他交谈，我发现他由于和我聊着天，心情好了很多，还露出了轻微浅漾的笑。
没想到，这次见面，竟然是我和大姐夫的永别。当年夏天，辛劳一生、帮人无数的大姐夫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