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有云：“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而状元李振钧的启蒙老师刘国策生前通籍很晚，品衔不高，宰治僻远，纵观他在乾嘉道时期的一生，称得上一位颇有治绩和政声的优秀人物。
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上下卷中有关业师刘国策的记录有两处。一处为上卷的开篇自序;另一处为下卷编入《余园诗存》中的《挽刘香芸夫子》(后文简称《挽诗》)，该诗撰于道光六年(1826)，此年李振钧正在太湖准备第八次应举乡试。道光五年八月初二日，刘国策卒于四川梓潼知县任上，毕竟两地相距较远，信息传递不便，故此李振钧得讯撰诗略有延迟。该组诗与李振钧《结肠集》中的《悼亡四组》、同为《余园诗存》中的《挽廉访兄十首》等挽悼诗作风格一致，保持着诗传“实录”的特点，以小注、背景描述和情绪渲染来表现人或事。该《挽诗》一题十首，言简意赅，充分展示出刘国策的人品、修为和治绩，颇具很强的故事性，寄托着李振钧对恩师的眷怀与哀思。
另外，刘国策担任教席、编纂志书、从政为官等情况，在《北京通史》《安徽通志》《永定河志》《重庆府志》《太湖县志》《江安县志》《梓潼县志》《直隶绵州志》《刘氏族谱》等文献中分散有载。
一、刘氏编修族谱和刘李两家姻缘
刘国策和胞弟刘国筠作为太湖天禄堂刘氏支系的第十二世孙，嘉庆辛酉六年(1801)共同创修了天禄堂《刘氏宗谱》。各自撰写内外传引，将祖父母辈的义举、笃学、懿行等行述编入谱内，有的直接采录于省志和县志。他们的子孙于道光戊戌十八年(1838)再修族谱，继续保留嘉庆辛酉族谱的主要内容，同时遵省郡邑志的记载，将刘国策、刘国筠等品级官员以及新故义行、笃学、忠节者的生平、事略补录进内外传。《刘氏族谱》“卷首四”另载短文《省志香芸公传》，见载于光绪四年刻本《重修安徽通志》，而族谱中增撰了刘国策创修《永定河志》一事。正因如此，刘氏家族重要人物的事迹得以流传至今。
据宗谱所述，太湖刘氏“于彭湖散布于安庆、怀桐潜太、池州、都昌、鄱阳等处。”共同认刘天奇(字平一)为迁湖始祖。“巨荣公二十至天奇公，由江右徙至太湖，家于邑之南乡白庙、刘集河一带为我族发祥之始。”《平一公传》载，刘天奇“尝过湖邑之南乡，爱其山川风土，遂居焉。后裔蕃衍所处成聚，人名其地曰刘集河。”刘氏族人按族谱标识山形地界的绘图进行考证，刘集河位于现在的徐桥镇前进村和桥东村一带，为太湖天禄堂刘氏世代居住地。
刘国策入幕李振钧之父李长森，主要因为受到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影响。城西乡树林冲李家和徐桥镇刘集河刘家分别属于太湖县的西乡和南乡，相距不过二十公里。后刘国策高祖刘一寰于康熙初年迁居晋熙县城，两大家族向素往来密切，互缔姻缘。李长森的父亲李声节初配太学生刘士标的次女，也就是说李振钧是刘士标的外孙。而刘士标与刘士梁为族堂兄，刘士梁初配宋氏，生长子为刘维陶，刘维陶的三女还嫁给李长森叔祖父李家让的三子李声中(嘉庆己巳科进士李振庸、嘉庆戊辰科举人李振先的祖父)。后树林冲李家李振秀次女配李维迥的玄孙太学生刘学源，他们的长子刘振溶再配李经纶长女，等等。刘士梁继配庞氏，生次子刘维煦。刘维煦初配石氏，石氏为浙江仁和场监大使、历任萧山县、嵊县知县、福建云霄同知的宿松人石山之四女。他们共同生育两子一女，长子刘国策，次子刘国筠。按祖父辈的血缘来区分，刘国策、刘国筠为李振钧的堂姑父。
族谱中还存有刘维煦亲撰的《石孺人传》，载石氏“性淑慎处，富贵无矜容，织纴组紃不烦。”“值岁歉，尽质簪珥，以供膳无怨容。居丧，髽毁尽礼。予壮年游幕，孺人课子策、筠读，勤则喜，少间则色不怿。至治家以俭，驭下以慈，姻娅皆称贤焉。”刘国策虽出嗣伯父刘维陶，但无论怎样，刘国策兄弟后来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从小受到母亲严格且良好地家庭教育。
道光戊戌天禄堂《刘氏族谱》对刘国策的世系、生卒、过嗣、配偶和子女、历宦和治绩等记录较为详备。“国策，嗣行一，生行一，字简堂，号香芸，广膳生，乾隆乙卯恩科第七名经魁。补咸安宫教席，嘉庆甲戌科第三十三名进士。”刘国策生于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卒于道光乙酉五年(1825)。乾隆乙卯年(1795)考取举人，时年32岁，年龄并不算大。李振钧《挽诗》第一首云：“四海齐名一子由，双丁二陆动诸侯。纵循弟不先兄例，到得名成已白头。”“双丁二陆”中的双丁是指三国魏国的丁仪、丁廙兄弟，二陆是指西晋陆机、陆云兄弟，用来比喻刘国策、刘国筠兄弟俩的才学。“纵循弟不先兄例”，指的是胞弟刘国筠(1775—1849，行二，字湘圃，同治《太湖县志》记为湘浦，号寿云)在嘉庆甲子九年(1804)中举，比刘国策迟九年，直接举人补官，未再考进士，后直接选授贵州仁怀县知县，历宦至任仁怀直隶同知，奏署思州府知府，政绩同样斐然。该《挽诗》后注：“先生五十始成进士。”指的是刘国策到嘉庆甲戌年(1814)才考取进士，已达50岁，确属高龄。从中举到中进士，长达十八年，功名成就，白发满头。
二、担任李振钧业师
李振钧《诗草》自序云：“余五龄入学，即解辨四声，七龄受业刘香芸师。”时年刘国策37岁，在考取举人之后，以授业的方式入李长森幕。《挽诗》第九首写道：“惊闻老凤陨西川，我是彭宣涕泫然。剩有藤花明月在，照人老大廿三年。”后注有：“钧八龄随侍莱州观察署，先生课读于古藤书屋者三载。”嘉庆三年(1798)五月，李长森由福建盐法道，内用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署(代理)山东盐运使和按察使。从诗句和序言中推知，刘国策应在考取举人后，前往京师参加嘉庆四年的会试，会试落榜未返籍，直接留京专授李振钧的课业。也有可能会试落榜回籍，再携李振钧去山东。嘉庆六年，再携时年8岁的李振钧来到山东莱州。当年李振钧的二妹出生，翌年二妹周岁，李振钧还专门写了《女弟洁晬盘》，才华初崭。到嘉庆九年六月，李长森升任贵州按察使，此时刘国策没再随往，离开山东或再往京城寄寓，准备参加下一轮会试。“照人老大廿三年”，是指二十三年前教授李振钧的这段经历。李振钧自序里还写道，在古藤书屋，他日课写了一首五绝题画诗：“水绕前村绿，山横远树青。诗人工著笔，添个小茅亭。”刘国策非常称赏少年弟子李振钧的诗歌才华，但他指出“颇不欲其专务也。”冀望他还要专心攻读四书五经，追踵父兄，力图科举功名。
三、出任咸安宫教席
家谱再载，刘国策曾“补咸安宫教席”，这大概在嘉庆九年六月后，他再此回到京城，参加第二年的会试，会试虽落榜，或许被补选录用。
咸安宫位于西华门内，是清朝内务府专门为紫禁城内八旗子弟、景山官学中之优秀者所开设的皇家官学。咸安宫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建，初为被康熙废黜的太子胤礽的幽禁处所。乾隆十六年(1751)咸安宫改建后称寿安宫，将咸安宫官学移至西华门内、武英殿西的尚衣监处，乾隆二十五年在尚衣监西边为咸安宫官学新建校舍，到雍正七年(1729)改成官学。但凡入官学的学生在学期间，享受优厚的待遇。除日常一应学习用品由内务府发放外，每月还可领到二两白银的补助。而且，官学生出身的人，一般学习好的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属。能够到咸安宫官学学习的，也绝非等闲之辈，必须经过严格细致地筛选，个个品学兼优。还必须具备一个特殊条件，那就是要长相俊秀、一表人才。如曹雪芹大约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进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受到良好的正统教育，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2014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李旻编著的《细说故宫》所载，咸安宫官学的教席，一般都由翰林充任，最差的也得有个举人出身。刘国策以举人身份担任教席，应该经过严格地考试筛选才被录取。官学分为汉书12房、清书3房，各设教师一人，这些师傅负责教授文化知识。因为满族依靠骑射才夺取天下，清廷特别重视对子弟进行军事方面的教习，另安排师傅3人教授骑射和满语这些功课。正是由于咸安宫官学的课程全面、正规而多样，且要求严格、教学质量高、效果好，所以自它开办以来，成绩显著，为大清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得力干才。
刘国策担任教席的这段经历和任职时间不详，《太湖县志》《梓潼县志》《味灯听叶庐诗草》均未记载。
四、创修《永定河志》
《省志香芸公传》后文还增撰：“先是嘉庆壬申、癸酉岁，受李河帅逢亨之聘，创修《永定河志》，成书，现锓板行世。”嘉庆壬申十七年(1812)刘国策应时任永定河道李逢亨(1744—1822，字垣斋，号培园，又号平湖，陕西平利县人，品学兼优，乐善好施。初署河北同知，掌管治河工程，治水有方，兴筑河堤，多次奉命参加抗洪无虞，历宦至直隶总督)的邀请，前往河北固安县道台衙署创修《永定河志》，仅用两年时间，到嘉庆十八年志书竣稿，嘉庆二十年成书刊行。
成书后的《永定河志》总计三十二卷，收录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嘉庆二十年(1815)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的资料。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作为一位长期的游幕学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入永定河道陈琮幕，乾隆五十四年完成《永定河志》的编纂工作。刘国策参照章学诚编纂《永定河志》的体例，卷首附录《诏谕》一卷，即谕旨、宸章、御制诗文。正文32卷，分绘图、集考、工程、经费、建置、职官、奏议、附录等8个门类。正文以外，还附录了李逢亨所作的《治河摘要》二十余年的心得体会。该志集中记述了清前期治理永定河的各种思想方略、工程措施及经验教训，是京津冀地区防洪的重要参考书籍。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杨虎城、邵力子修纂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第46册所载，李逢享“在任多年，黄流顺执无决溢之患，帝以福星奖之。”因李逢享编志和治水有功，嘉庆二十年升为河东河道总督。
参编《永定河志》应该不止刘国策一人，但刘国策功不可没。惜历代县志无载，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里也未提及，详史失考。
五、三任梓潼知县的经历
编完《永定河志》后第二年，刘国策于嘉庆十九年甲戌科龙汝言(1778—1829，桐城状元，今安庆市杨桥镇螺山村人)榜，终于考中第三十三名进士，复试二等，钦点即用知县，从此步入仕途。《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之二百九十载：“候选知县林闻鹤、刘国策、李世猷、苏鏊、雷学淇、吴人杰，著交吏部以知县即行选用。”刘国策虽没像同科进士祁寯藻那样，被士林推崇为“一代儒宗”，成为一代重臣，但在州县基层同样取得不俗的实绩和良好的口碑。
刘国策首任为梓潼县知县。李振钧《挽诗》第二首云：“藜阁朝朝爇瓣香，飞来玉相奉文昌。宰官定有前缘结，若问潼乡是帝乡。”后注还说：“先生少拾文昌像，供奉甚虔，后果宰梓潼。”东晋人张亚子即蜀人张育，为反抗前秦苻坚时阵亡，后人为纪念张育，于梓潼县七曲山建祠，一度被奉为梓潼神。从唐玄宗李隆基到宋理宗赵昀，屡次追封，并加以重祭。到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封梓潼神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将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为一神。张亚子遂被称为文昌帝君，从此变成广为人知的文曲星化身。刘国策少年时虔诚供奉文曲星，缔结前缘，如此巧合竟任梓潼知县，似是命中注定，颇有传奇色彩。
梓潼自古英流硕彦辈出，“梓潼七曲山、九曲水，地之灵也。自汉迄明及国初，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垂诸邑乘者，人之灵也。”(刘维植《文塔记》)历史名人有东汉廉官景毅、西汉两代忠烈李业和李翚父子、北宋才子文同、国医圣手蒲辅周、归有光好友之廉臣魏用晦等等。梓潼的佳山秀水曾赢得无数名人的眷顾。司马相如五次往返途经梓潼，曾观景读书蚕婆山;李白游览七曲山，留下千古名篇《蜀道难》;杜甫避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之乱至此，留下诗作二百多首;性灵派三大家之一的张问陶多有赋诗留此。
境内还有七曲山大庙、长卿山李业阙、卧龙山千佛岩石窟三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古巴蜀地区通往中原的金牛古道，栈道相连，蜿蜒崎岖，最为奇险;红军长征过梓潼建立了三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留下了许州红军桥、马迎红军墓等革命遗迹。新中国三线建设后，梓潼又成为中国“两弹城”遗址所在地。梓潼县是一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吉地。
刘国策从嘉庆二十年到道光五年，整整十年，前后曾三任梓潼知县，后也卒此任上，一生的主要仕途都在梓潼县。雍正五年(1727)绵州从成都府划出，升为直隶州，梓潼县从保宁府划出，入隶绵州。据曾任梓潼知县张香海于咸丰八年编纂的《梓潼县志》和同治十年的《直隶绵州志》记载，刘国策在嘉庆十九年底初宰梓潼知县。《梓潼县志》卷三和《直隶绵州志》卷三十五“职官”中分别有历代梓潼县令的任职时间列表，在首个“刘国策”条有注：“邑令刘国策，安徽太湖县进士，由广西桂平县调任。”此年也为嘉庆二十年，应该是桂平知县未到任，直接改调梓潼。三年后，即嘉庆二十三年，刘国策升任署涪州知州，在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同治九年《重修涪州志》和民国十七年续修《涪州志》均有载。而同治九年《重修涪州志》卷五“国朝秩官·知州”条还载;“刘国策，安徽太湖进士，嘉庆十八年署。”是年刘国策还未考中进士，直接署任知州，不符合清朝官制体例，为错载。嘉庆二十三年署任涪州知州一年后，回任梓潼知县，这是第一次回任。任期三年，直至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外署江安知县，道光九年江安知县高学濂纂修的《江安县志》有载。道光二年再次回任梓潼知县，直至道光五年卒于任上。《刘氏族谱》载：“选授四川梓潼县知县，历任江安县，升补涪州知州。”三任梓潼知县，记载基本吻合。
六、平息宏仁堰灌溉纠纷
咸丰八年重修《梓潼县志》卷三“刘国策”条载：“安徽泰湖县乙卯科举人，嘉庆二十年任。宏仁堰放水互控，为之理息立案，俾无争评，民至今称之。邑岁贡吕函钟识。”当地有位叫吕函钟的贡生，虽误“太”为“泰”，但很好地记录了刘国策初任时的施政功绩。
梓潼江为嘉陵江支流涪江的中游左岸支流，在梓潼穿境而过，迁迁回回，曲水弯江，流经宏仁镇，人称“九曲水”。有秀才王化隆于龙潭寺口修堰，开挖引水渠，未竟而赍恨而亡。乾隆三十七年知县朱廉也是一位爱民循吏，被此事感动，他反复勘察地形，在龙潭寺口下老鸦洞大潭附近拐弯处择新址，用两年时间修好堰。取七曲山文昌封号“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中“宏仁”二字，将这一水利工程命名为“宏仁堰”，并勒碑为记。“朱廉”条载：“兴修宏仁堰西坝，溉田三千余亩，民享其利。”堰修成后，到刘国策上任伊始，老百姓又因良田灌溉用水引起纠纷，相互控告到县衙，刘国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好地平息了这一事件。
摄影：王远金
七、历时七载昌建崇文塔
重修《梓潼县志》还载录有刘国策的《新建文塔记》和《新建崇文塔后记》各一篇。且保存着前后继任知县汪诚、顾玉栋以及教谕刘维植、潘永澈等人有关新建崇文塔的记文赞诗。
刘国策在文中记载道，早在嘉庆甲戌十九年(1814)他刚到任之时，“余莅斯土，下车即访山川，考图籍。”听到下僚和地方士绅进言，从雍正到乾隆，梓潼登榜的士子甚少。究其原因，“邑之西山高峙，而东南岗阜平衍平。”梓潼北有七曲山，东有凤凰山，西有长卿山。唯有东南方向地势平坦，文脉被潼水冲走，文运不佳，人才培育乏善可陈。早在乾隆二十六年，前任知县程公立本有意培植风脉，于南岭建高耸的木桅，并悬灯其杪;到乾隆四十三年，知县朱廉撤除长石枋。文武联翩而起者，依然不足十人。刘国策为知县陈存衡的继任，陈知县考虑木桅需定期修葺更换，首倡捐建崇文塔，但顾虑重重，一直未选择好塔基。
次年，在教谕潘永澈等当地士庶的鼓动之下，刘国策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择南岭最高处修建崇文塔。“基周围八丈，高十级，计十丈许，巍然为一邑之巨观。”体量很大，费时费力，需筹措经费数千金。刘国策带头捐俸，梓潼本地乡绅、百姓纷纷捐资，积极参与筹建。“是役也，始于嘉庆乙亥菊月丙午日，竣于道光辛巳年花月丁巳日”(邑教谕刘维植的《文塔记》)，历时七年，到道光元年终于建成。
期间，即便刘国策外任涪州和高安两地，但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他在后记中先写道：“尚未也，余旋摄篆涪陵，惓惓以塔之未成焉为念。每与邑人士通问，闻其工之末绰也，则辗然喜;闻经费之不足而难为继也，则惶然虑，如是者经年。”每每梓潼人士来见，得知工程在建，喜形于色;得知经费不足，心有戚戚。整个工程“共计石工、金工、木工、土工，约费二千余缗。”(教谕刘维植《文塔记》)刘国策再写道：“夫以冲途瘠壤之邑，猝然性数千金之巨工，其始不可谓不难;七阅寒暑而功始竣，其成也亦不易。使稍存萎靡畏葸之见，未有不半途而废者，而卒能功用具蓄，崇隆巍峨，存诸久远。”如此巨量工程能顺利完工，相当不易。崇文塔建成后，梓潼果然文风兴盛，一时间人才辈出。
李振钧《挽诗》第三首诗云;“曾闻仙令飞凫舄，遗爱无传事或讹。大块阳春真有脚，怪他遮道脱乌靴。”诗后备注“先生去江安、涪州，民争脱靴为遗爱。”可见刘国策的施政之策，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如此贤明地方官，老百姓待刘国策换上新靴，争相脱下他的旧靴﹐纷纷拦住道路，不忍让他离开梓潼。
为此，教谕潘永澈在四言诗《文塔赞》中写道：“孰托乔基，建竖峥嵘。孰乘地势，高秀奇横。惟我父母，刘公香芸。卯金好学，蔾阁传经。鸾坡重望，雁塔蜚声。”“左右其事，实勷厥成。”“用蒇伟绩，霞蔚云蒸。”“千秋一塔，佑我人文。”建成崇文塔和刘国策的亲自捐俸、倾情倾力过问分不开。当然，也和梓潼人的不畏困难、不移志气、同心同力、一干到底的奋斗精神分不开。
可惜旧塔毁于1966年。目前在梓潼县潼江边的塔子梁上有一座石塔，建于1990年。仿照旧塔规制，高三十多米，共九层，现已成为新梓潼的重要地标建筑，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隔江照应。
八、设法全力赈济饥民
光绪《安徽通志》和历代《太湖县志》刘国策专传有载：“知四川梓潼县，有声。岁饥，为粥以食饿者，不足，则称贷他邑以益之，全活甚众。”早在1815年4月，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开始大爆发，持续喷发到7月中旬。坦博拉火山爆发带来的“火山灰效应”，让全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将近2℃，导致1816年及之后十年的北半球没有夏季，史学家称这些年为“无夏之年”，全球也进入百年未见的低温时代。
此时，正处于嘉庆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二年之间，云贵、四川等地，六月不仅下起了飞雪，正值炎热的夏天，还结了厚厚的冰霜。作物荒歉，粮食紧缺。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这一重大事件史称“嘉庆大饥荒”。
为了拯救饥民，刘国策打开备用粮仓，在梓潼辖境实施煮政，煮粥利民饮食。粮食供应跟不上，再次带头捐俸，还到全省各地借贷，救活了很多老百姓，挺过了难关。李振钧《挽诗》第五首写道：“抚字心劳鹤俸捐，清原如水指潼川。使君本是荒年谷，转要囊中选大钱。”诗后注：“梓再饥，先生赈之，民立碑。”将恩师比作“荒年谷”，鞠躬尽瘁，不止一次，不计个人得失，勇于为事业奉献。不仅赢得全县士庶的口碑，还专此树立石碑，予以纪念。
九、修建城隍祠和乐楼
重修《梓潼县志》再载，在道光二年(1822)刘国策还增修了在衙署西侧的城隍祠，“修正殿五间，前厅三间，两廊房各六间，头门五间。乐楼一座，两面厢房各一间。”
至于乐楼，刘国策应该还修建一处。据201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何光涛著的《被冷落和损害的戏楼:四川古戏楼掠影》所载。早在嘉庆二十年，刘国策修建的乐楼位于梓潼县石牛镇金牛街53号的三圣宫内。该乐楼坐北向南，占地约三千三百十六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九百四十四平方米。始建于明代嘉靖十七年(1538)，毁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余部，乾隆四十三年(1778)知县朱廉倡修。
刘国策于院坝前修建的乐楼，穿斗抬梁混合式全木框架结构，为古典造型，体量很大，气势恢宏，精美犹存。正殿为单檐歇山式九脊顶，现已小青瓦覆盖屋面，饰滴水，四角起翘，脊饰火珠鸱吻。过路台三面观，分上下两层。房内顶置八卦型藻井，望板上曾彩绘《收姜维》《八阵图》《江油关》《卷草套环》等图案，惜“文革”时撤除，天花、藻井、檐下花板均已不存。梓潼乐楼作为川剧的舞台，与蜀地众多隐于山野的百年古戏楼一样，即便铿锵锣鼓声在当代人生活中渐行渐远，但这些历史遗存，依然凝积着曾经流行于乡土民间最具川味的文化气息。
十、题字七曲山大庙
梓潼为川北重镇，素有“蜀道南大门”之称。紧邻108国道的七曲山大庙古建筑群，为道教圣地，这片深藏古林的洞天福地，整个建筑群错落有致，集元、明、清三代古建筑于一体。公路对面有盘陀石殿，为元代建筑。还有启圣宫、关帝庙、观象台等十处明代建筑。历代名宦的匾额和楹联饶多。在盘陀石殿前悬对联一幅：“在天垂象光照日月;过化存神泽被士民。”为刘国策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撰写;启圣宫前悬横匾“观文成化”一道，也为他于嘉庆二十三年所撰写。
十一、担任乡试同试考官
《刘氏族谱》还载，刘国策曾任“戊寅恩科四川乡试同考试官，道光乙酉科殁于科闱，旌奖劳于王事，奉旨入城。诰授中宪大夫，晋封中议大夫。”这是因为刘国策为人正直，治绩优著，才被四川省府择优选取，于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道光乙酉五年(1825)先后两次担任四川乡试同考试官。
李振钧《挽诗》第四首诗云：“分校辛勤每夜分，主司曾读少时文。同官不敢先呈卷，一榜门生两冠军。”诗后长注：“先生分校四川，壬午乡试得一元一魁，主司顾耕石学士约诸帘官，以先生荐卷为式。”李振钧错将嘉庆戊寅科乡试记成“道光壬午乡试”，对刘国策是否担任道光壬午乡试，暂无稽考。《嘉庆实录》有载，嘉庆二十三年五月，“翰林院侍讲顾元熙为四川乡试正考官，编修颜伯焘为副考官。”顾元熙(字丽丙，号耕石，江苏长洲人，嘉庆十四进士，历宦至广东学政)曾读过刘国策少年时的文章，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刘国策每天阅卷到子夜时分，顾元熙告知其他考官，以刘国策的卷评为示范，其他同考官都在他呈卷后再提交结果，当年乡试竟中得一元一魁。
道光乙酉五年，刘国策第二次来到成都担任四川乡试同考官，因阅卷严谨认真，过度劳累，未曾想到当年八月卒于考场，享年62岁。李振钧《挽诗》第六首诗云：“岘碑同洒泪纷纷，深入民心比建勋。见说梓潼诸父老，麻衣为位哭神君。”诗后自注：“先生奉檄殁于成都，梓民为位哭，有服衰绖者。”梓潼父老闻说刘国策于成都遽逝，皆披麻衣来到他的神位前恸悼。后梓潼专门为刘国策立祠，四川省府还奉旨也将他归入全省名宦祠，以示永念。第八首《挽诗》还写道：“海棠似带泪痕开，水下瞿塘浪作堆。夜半声声啼蜀魄，先生底事不归来。”海棠垂泪，蜀水呜咽，杜鹃哀鸣，恩师一去不复返矣。
李振钧《挽诗》第七首诗云：“讼庭无事即神仙，自扫琴床手一编。可似浣花诗集好，墨痕香渍薛娘笺。”第十首《挽诗》云：“醉倒花前北海樽，伤心父执几人存。年来前辈风流尽，况有师门未报恩。”这是李振钧对恩师的施政举措、诗文才情、琴书自好深表敬仰和惋叹。在刘国策去世四年后，他终于不负恩师夙愿，于道光九年一举考中状元，这也是对刘国策的教诲之恩作了最好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