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阅读史书，往往勾起回忆，而年轻人阅读史书，则会昭示未来。最近翻阅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就被《黄生借书说》勾起了不少关于借书的回忆。
这篇文章开篇就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接着说，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袁枚这借书的遭遇，很是令人唏嘘不已。袁枚也是穷苦出身，买不起书，想到富贵而有书的张姓人家去借，结果碰了壁，回到家里连做梦都忘不了。袁枚借书不得，反而生出了一番感慨：“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富贵人家的书堆满了屋子，但又有几个人去读？富贵有书无人读，这就是产生纨绔的家庭环境。
我也是有过借书遭遇的人，年轻时借书的往事难以回首，但又充满温馨，那希望书籍滋润的心灵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励志，那样的渴望。现在思想起来，却感到不是滋味，生长在贫困山区农村里的孩子，尽然是那样的可怜和令人同情。但在一些有固定收入，且收入不菲，诸如当时吃官饭的人的眼里，这“不是滋味”就是一种矫情，你就是农村穷人家的坯子，还想超越么！不允许农民超越，理论上叫“重农”，在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传承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全村人除了孩子们的课本外，很少有其它书籍。原因很简单，就是贫困。那时人们能把孩子送到学校，给孩子买上课本、纸张、铅笔、橡皮就很不错了，绝不会再有闲钱去给孩子买“闲书”。在村子里最流行的是一二毛钱，甚至几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大家互相交换着阅读，从中获得一点少的不能再少的精神营养，已经很是满足了。至今我还存着几本，如《董存瑞》《我的大学》《南征北战》等，顺手翻翻，每一本都有袁枚一样的慨叹。如此环境，怎能铸造出超越的“坯子”来。
越是贫乏的，就越是向往。买不起书籍，便希望通过借阅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求知欲望，借书，就成了花季少年时的追逐。有的年龄大一点的小伙子，还把借书当作讨好姑娘的手段。当年能够看到的一些大部头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学校里同学们的相互交换，主要来自学校小小的图书室和老师们的私藏，诸如鲁迅、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以及浩然、曲波、李英儒、罗广斌、冯志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者的作品应该说都是纯政治文学，共同特点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风貌展现。浩然《金光大道》里的主人公叫高大泉，后来被人在评论时改称“高大全”，变成了那个时代文学人物刻画“三突出原则”的代名词，也是语文老师每上作文课必然提及的范例。现在能够读到的中外文学名著、历史典籍，在那个时候不用说读，连听说都没有。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村里一个在县城读书的学生在假期带回来一本《青春之歌》，人们私下里议论，说这本书里边有找对象的事，是被批判过的，不能公开阅读。不过批判归批判，书应该是好看的，特别是找对象的情节更能让一个青春勃发的少年心旌摇动，那段时间，这本书让我整晚的睡不着觉。
有一天我来到这个学生家里，希望借书看看。他家养着两条黄狗，应该是母子俩，特别厉害，白天拴着，晚上就放开。我刚走到木栅栏们前，那两条狗就狂吠起来，牵动得拴狗的铁链条“铮铮”作响。听见狗叫，那个学生出来了，听说我要借书，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说书已经被人借走了，今天晚上才能送回来。还说这本书是禁书，不能随便外借，如果让特派员（当时派驻农村的警察）逮住了，会坐大狱的，所以不能白看。要想看，拿五毛钱来，没有钱五个鸡蛋也行。这给我出了极大的难题。钱我是没有的，我知道家里母亲存着几颗鸡蛋，倒是可以考虑，但五颗这样的数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看一本闲书，“偷”家里五颗鸡蛋，被父母发现，我的腿一定会被打断。我和他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两颗鸡蛋，但只能看一天。当天晚上拿书，第二天晚上必须给他送回去。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明亮，在雪地的映衬下，和白天差不多。天气干冷干冷的，没有一丝风，大约在零下20多度。我手里攥着两个鸡蛋，再次来到这个学生家，希望快点把这本书借来。来到他家门口，两只狗就冲了出来，爬到木栅栏门上，龇牙咧嘴地对着我咆哮。学生的父亲出来了，听说我要找他儿子，他说儿子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估计他是去要书去了，便在街门口等他。直等到我的脚和脸都冻麻木了人还没见回来。我感到十分沮丧，正准备返回时，就见这个学生“嘎吱嘎吱”踩着雪走了过来，腋下夹着一本书。我的沮丧顿时烟消云散，把两个鸡蛋递给他，接过书来，迅速回到了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便和书中的林道静、卢嘉川、于永泽等青年学生聚集到了一起，和他们商量着一起游行，一起散传单，一起入党，当然更与他们一起分享爱情的甜蜜与苦涩，竟然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的。
我是按时把书还回去的，还书之后才发现，取书那天晚上，在街上站的时间太长，两只脚和耳朵都冻伤了，特别是耳朵，因为没有及时用雪搓，第二天便起了水泡。父亲发现后，用干西瓜皮熬水，为我擦洗冻伤的部位，心疼地说：“这几天千万别出门了，再着了冻，可就要年年犯病了……”
两个鸡蛋换来阅读一天的一本书，比袁枚幸运不少，因为袁枚没有借到，我最终还是借到了。不知袁枚当时和张姓人家借阅的是什么样的书，肯定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因为袁枚22岁那年，先夺举人头衔，后摘进士桂冠，一年连中两元，这在中国科举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见他对“三坟五典”的精进和仔细，我推想，他一定想借的是科考必须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书。
遗憾的是，我借的不但不是《四书》《五经》一类，连袁枚不屑一顾的《三国》《水浒》都不是，而是一部现代体的小说，既不是坟典，也不是名著，虽然借来了，但依旧是贫困的阅读和阅读的贫困，付出的却是母亲千辛万苦在冬天好不容易才积攒下来的两颗鸡蛋，并且还是“偷”出来的。今天看来，那阅读似和不阅读没有多少差别。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就是今天人们所说“买书不如借书”的滥觞。后来我还是买了一本《青春之歌》，但再也没有看过，一直压在一堆旧书里，这次要写这篇文章，才想了起来，翻了半天，终于翻了出来，不过已是发黄，书根、书顶积了厚厚的灰尘。应验了袁枚“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的说法，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220多年前袁枚的小文，似乎就是为今天写就的。
那时的老师也经常借书给我们看。特别是教我语文的王振天老师，不但借书给学生，有时候还讲一些借书看的道理。“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就是王老师第一个传授给我的。王老师教语文，所有古文和一些当代、现代经典散文除了要求背诵外，还要让抄写下来。同学们大多有意见，背后认为王老师是个年轻的老学究，故意刁难学生。王老师知道了学生们的想法，在一次课堂上，讲了一番“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的道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观点原来来自清代的大文学家袁枚，王老师只是一个传承人，是一座传统文化和学生之间的桥梁，王老师用他的肩膀做桥墩，托负着学生，从历史的桥梁中走过，又漫步迈向未来。听了王老师的讲解，我对借阅《青春之歌》的经历不但没有感到委屈，反而觉得自己还挺有追求，是契合“买书不如借书”思想的。
今天再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不但勾起了很多回忆，而且感到非常亲切，文章朴实无华，道尽了借书的冷暖，也展示了微妙的人际关系，当然最大的感慨还是“开卷有益”。令人回味的是，今天阅读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不是借来的，是最近才买来的，不是否定“买书不如借书”，而是抱着一个新的心思：不再给别人添麻烦，自己的书自己看着方便，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不用再担心黄狗的咆哮和耳朵的被冻坏。
2024.10.3
这篇文章开篇就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接着说，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袁枚这借书的遭遇，很是令人唏嘘不已。袁枚也是穷苦出身，买不起书，想到富贵而有书的张姓人家去借，结果碰了壁，回到家里连做梦都忘不了。袁枚借书不得，反而生出了一番感慨：“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富贵人家的书堆满了屋子，但又有几个人去读？富贵有书无人读，这就是产生纨绔的家庭环境。
我也是有过借书遭遇的人，年轻时借书的往事难以回首，但又充满温馨，那希望书籍滋润的心灵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励志，那样的渴望。现在思想起来，却感到不是滋味，生长在贫困山区农村里的孩子，尽然是那样的可怜和令人同情。但在一些有固定收入，且收入不菲，诸如当时吃官饭的人的眼里，这“不是滋味”就是一种矫情，你就是农村穷人家的坯子，还想超越么！不允许农民超越，理论上叫“重农”，在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传承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全村人除了孩子们的课本外，很少有其它书籍。原因很简单，就是贫困。那时人们能把孩子送到学校，给孩子买上课本、纸张、铅笔、橡皮就很不错了，绝不会再有闲钱去给孩子买“闲书”。在村子里最流行的是一二毛钱，甚至几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大家互相交换着阅读，从中获得一点少的不能再少的精神营养，已经很是满足了。至今我还存着几本，如《董存瑞》《我的大学》《南征北战》等，顺手翻翻，每一本都有袁枚一样的慨叹。如此环境，怎能铸造出超越的“坯子”来。
越是贫乏的，就越是向往。买不起书籍，便希望通过借阅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求知欲望，借书，就成了花季少年时的追逐。有的年龄大一点的小伙子，还把借书当作讨好姑娘的手段。当年能够看到的一些大部头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学校里同学们的相互交换，主要来自学校小小的图书室和老师们的私藏，诸如鲁迅、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以及浩然、曲波、李英儒、罗广斌、冯志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者的作品应该说都是纯政治文学，共同特点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风貌展现。浩然《金光大道》里的主人公叫高大泉，后来被人在评论时改称“高大全”，变成了那个时代文学人物刻画“三突出原则”的代名词，也是语文老师每上作文课必然提及的范例。现在能够读到的中外文学名著、历史典籍，在那个时候不用说读，连听说都没有。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村里一个在县城读书的学生在假期带回来一本《青春之歌》，人们私下里议论，说这本书里边有找对象的事，是被批判过的，不能公开阅读。不过批判归批判，书应该是好看的，特别是找对象的情节更能让一个青春勃发的少年心旌摇动，那段时间，这本书让我整晚的睡不着觉。
有一天我来到这个学生家里，希望借书看看。他家养着两条黄狗，应该是母子俩，特别厉害，白天拴着，晚上就放开。我刚走到木栅栏们前，那两条狗就狂吠起来，牵动得拴狗的铁链条“铮铮”作响。听见狗叫，那个学生出来了，听说我要借书，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说书已经被人借走了，今天晚上才能送回来。还说这本书是禁书，不能随便外借，如果让特派员（当时派驻农村的警察）逮住了，会坐大狱的，所以不能白看。要想看，拿五毛钱来，没有钱五个鸡蛋也行。这给我出了极大的难题。钱我是没有的，我知道家里母亲存着几颗鸡蛋，倒是可以考虑，但五颗这样的数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看一本闲书，“偷”家里五颗鸡蛋，被父母发现，我的腿一定会被打断。我和他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两颗鸡蛋，但只能看一天。当天晚上拿书，第二天晚上必须给他送回去。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明亮，在雪地的映衬下，和白天差不多。天气干冷干冷的，没有一丝风，大约在零下20多度。我手里攥着两个鸡蛋，再次来到这个学生家，希望快点把这本书借来。来到他家门口，两只狗就冲了出来，爬到木栅栏门上，龇牙咧嘴地对着我咆哮。学生的父亲出来了，听说我要找他儿子，他说儿子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估计他是去要书去了，便在街门口等他。直等到我的脚和脸都冻麻木了人还没见回来。我感到十分沮丧，正准备返回时，就见这个学生“嘎吱嘎吱”踩着雪走了过来，腋下夹着一本书。我的沮丧顿时烟消云散，把两个鸡蛋递给他，接过书来，迅速回到了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便和书中的林道静、卢嘉川、于永泽等青年学生聚集到了一起，和他们商量着一起游行，一起散传单，一起入党，当然更与他们一起分享爱情的甜蜜与苦涩，竟然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的。
我是按时把书还回去的，还书之后才发现，取书那天晚上，在街上站的时间太长，两只脚和耳朵都冻伤了，特别是耳朵，因为没有及时用雪搓，第二天便起了水泡。父亲发现后，用干西瓜皮熬水，为我擦洗冻伤的部位，心疼地说：“这几天千万别出门了，再着了冻，可就要年年犯病了……”
两个鸡蛋换来阅读一天的一本书，比袁枚幸运不少，因为袁枚没有借到，我最终还是借到了。不知袁枚当时和张姓人家借阅的是什么样的书，肯定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因为袁枚22岁那年，先夺举人头衔，后摘进士桂冠，一年连中两元，这在中国科举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见他对“三坟五典”的精进和仔细，我推想，他一定想借的是科考必须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书。
遗憾的是，我借的不但不是《四书》《五经》一类，连袁枚不屑一顾的《三国》《水浒》都不是，而是一部现代体的小说，既不是坟典，也不是名著，虽然借来了，但依旧是贫困的阅读和阅读的贫困，付出的却是母亲千辛万苦在冬天好不容易才积攒下来的两颗鸡蛋，并且还是“偷”出来的。今天看来，那阅读似和不阅读没有多少差别。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就是今天人们所说“买书不如借书”的滥觞。后来我还是买了一本《青春之歌》，但再也没有看过，一直压在一堆旧书里，这次要写这篇文章，才想了起来，翻了半天，终于翻了出来，不过已是发黄，书根、书顶积了厚厚的灰尘。应验了袁枚“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的说法，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220多年前袁枚的小文，似乎就是为今天写就的。
那时的老师也经常借书给我们看。特别是教我语文的王振天老师，不但借书给学生，有时候还讲一些借书看的道理。“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就是王老师第一个传授给我的。王老师教语文，所有古文和一些当代、现代经典散文除了要求背诵外，还要让抄写下来。同学们大多有意见，背后认为王老师是个年轻的老学究，故意刁难学生。王老师知道了学生们的想法，在一次课堂上，讲了一番“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的道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观点原来来自清代的大文学家袁枚，王老师只是一个传承人，是一座传统文化和学生之间的桥梁，王老师用他的肩膀做桥墩，托负着学生，从历史的桥梁中走过，又漫步迈向未来。听了王老师的讲解，我对借阅《青春之歌》的经历不但没有感到委屈，反而觉得自己还挺有追求，是契合“买书不如借书”思想的。
今天再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不但勾起了很多回忆，而且感到非常亲切，文章朴实无华，道尽了借书的冷暖，也展示了微妙的人际关系，当然最大的感慨还是“开卷有益”。令人回味的是，今天阅读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不是借来的，是最近才买来的，不是否定“买书不如借书”，而是抱着一个新的心思：不再给别人添麻烦，自己的书自己看着方便，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不用再担心黄狗的咆哮和耳朵的被冻坏。
2024.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