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后，雨水变得缠绵起来，一场接一场，耐着性子。偶尔弹开一角，到底支撑不过片刻，又稀稀拉拉着下来。
医生们一身白地坐在诊室里，有捧茶杯发呆的，眼睛对着天花板，目光是散发的，慢慢地，眼皮垂下来，头跟着来了鸡啄米。也有的翻报纸，报纸上露出半个白帽子，一缕青烟袅袅着上来，过会儿报纸边伸出一只手，弹下烟灰，再缩进报纸后。
医院里安静极了。
雨，长着脚走来走去，把走廊里的那个“静”字踩得瓷实，还在屋檐下说着它的心情——滴滴又嗒嗒。
病人看病逢日子，病情来袭时能忍则忍，能熬则熬，一直熬在市日（初三初七）才来镇上，手里提着竹篮，脚高脚低往集市赶，那里晌午未到就要散了，而医院风刮不走，时间轰不跑，医生也是，院长规定市日谁也不准休息，大家老老实实等病人。
我的同事大多有赤脚医生的经历，在镇上安的家，坐诊是主业，下了班各人有自己的副业，有做生意的，生意也是五花八门，卖小商品的，也有开小超市的，甚至在家偷偷摸摸给人拔个牙什么的。
病人被市日劝进医院，也会被坏天气劝留在家。
除非是急诊、生小孩，才会坐着拖拉机，一路颠着来卫生院。
所以，下雨天医生的到岗率最高，反正也看不了几个病人，在单位还落个清闲。
只有，院长一脸黑地坐在那把破木交椅上，下巴顶着茶杯，一脸的不明所以。
下班前的半个小时，挂号室梅姨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带着某种焦躁与不安。偶尔，中间会停顿，雨声仿佛突然放大，一种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的虚空咬住医院。
院长站在旁边，盯着梅姨打出来的数字，虽然面无表情，因眉头拧着川字，整个人看起来像是隐忍了许久似的。
之前，他翻了处方，也就十来张，每张处方的末尾吊着数字，绝大部分是二位数，偶尔还有一位数的，看起来显得细脚伶仃。那些枯瘦的数字里，我的那张更苦寒，今天我仅看了一个病人，她其实是来镇上做客，因这几天老是突然出汗，月经也没来好几个月，顺便来看个门诊。病人49岁了，做了普通的检查，我诊断是更年期的症状，也没什么特效药，只能慢慢挺过去。我看她情绪有些低落，再加上主诉中有头痛，便给她开了一瓶谷维素，一块多钱吧。
院长离开挂号室后，是勾着头，弓着背，后面的白大褂翘着角，仿佛被打蔫的茄子。
下班后，院长召集我们开会，大家挤在一起，白挨着白，有时拎出几句荤段子。不过，大家也不敢多开，因为院长脸色凝重，仿佛被满腹心思压着。
院长开了口，通报了两个数字，医院半年度的收入与支出，然后给出一个结余的数额。我对数字不敏感，再加上院长报得快，两只耳朵抱不住那些数字，只觉得它们很瘦很薄。
卫生院是差额拨款单位，而且这个差额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医院里的正常开支还得依靠自己去赚。说赚字，还真有些抹不开面子。医院的入口写着“发扬白求恩精神，救死扶伤”，墙壁是雪白的，字是血红的，只是现实太骨感了。
我刚到卫生院的时候，刘会计给我一本公费医疗证，上面的单位居然是一家中心卫生院。刘会计跟我解释卫校毕业生是全民事业身份，我们卫生院是全民集体单位，享受不了公费医疗待遇。卫生院除了我，还有一位护士，她早我两年毕业。卫生院里能真正享受公费医疗的，也就我跟她。其他同事如果生病了，得服从医院的规定，住院报销百分之七十，门诊只能报百分之二十。这些，也得从医院的资金池里开支。
为了节流，院长想尽了办法，有时还辅助脸色与神情，看到浪费现象，他会虎着脸，本来有点驼的背感觉更弓，仿佛我们的不知轻重压垮了他。
医院里的自来水只能用于煮饭烧开水，洗衣服要么用井水，要么端着脸盆找溪水。处方笺用完一本领一本，笔也是，用空笔芯来换。药库里的纸箱，输液瓶，攒起来要卖掉，不能随便丢。添置办公桌电扇什么的，一般要静候三个月，如果你不催，院长以为你自己能克服了，便会抽掉那张报告，妇产科的那台电扇，我们从立春就开始申请，总算在立夏那天搬来了。
有一年邮政所来鼓动院长装程控电话机。起初，院长毫不所动。邮政所长一次次地游说，最后半是劝半是恐吓，如果不装电话机，以后没得电话可打，邮政所的总机也要取消了，你要跟领导汇报只能靠自己的脚头了。
这一招，挺灵，电话机装上了，血红地卧在内科办公室，可也就三天，它被装进了特制的木盒子里，外面还挂了锁，似乎替我们噘着嘴。
院长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电话响了几声，话筒就在院长手边，可院长就是不接，大家也各自托着表情，有眼睛朝上的，几乎半天没下来过，也有低着头，或双手叉胸，眼睛朝窗外。玻璃窗上反射着金色的光芒，那光一直伸到院长面前，把那张写着支出与收入的纸映得通红，我感觉院长的手在抖——纸烧着了。
院长说，每个月的开支明摆着，年终奖金只升不降是共同的心愿，而医院现在的业务量一直上不去，今天请大家说说看，如何提高门诊量。
外科的谢医生眼皮动了下，但目光还是黏在天花板。牙科的丁医生换了一下腿，把左腿压到右腿，还顺带把自己的手压了进去。注射室的程护士托着腮帮子，眼睛盯着地面，既像是出神，也像走神。
总之，医生们都陷入了沉思，或者，大家都等着院长继续讲下去。
院长说，大家的门诊量是年终分配奖金的依据。
童医生突然咳嗽了一下。
我很想抬眼跟她对视一下，但，还是忍住了。
院长提议大家替医院的未来想一想，头颅风暴一下。我乍一听，觉得这词半生半熟，可能说对，又似乎没说全。
此时，医生们的头颅忽高忽低，忽正忽歪，外科谢医生的头颅还放着光——谢顶。
会场陷入了寂静，估计谁也不想主动发言。
院长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们回去想，想好了随时可以跟他谈，没想好的，继续参加下次会议。
大家三三两两地起身，悄无声息地脱掉白大褂，回家的回家，回寝室的回寝室。
第二天，还是下小雨。医生却请假了几个。我跟童医生开玩笑，说他们估计回家去想未来了。童医生头枕着椅背，脸上的笑是一点点出来的，眉头的那个“川”字，可能是心里拧的。
说实话，如果不是院长通报收支情况，可能会计室里的那些数字，跟我毫不相干。
世上两个职业最光荣，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企业家。前者是让病人更少，后者是让穷人更少。那天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还记得另外一个版本，说做医生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别人做好事需要自己去寻，而医生是病人自己找上来的。我记不起来是哪本书上读到的，之所以记得，可能自己选择了学医。因为院长通报了医院收支情况，还有那个差额性质，那句话显得很突兀，究竟哪里格格不入，我一时觉得词穷。
快到中午时，几个医生被空闲逼到屋檐下，其中有我与童医生。
这样的闲聊，平时也会有，没什么话题，无非聚在一起穷开心，偶尔带点半隐半显的荤段子，无伤大雅，在意会中摘取一串笑声。
那天，大家的情绪并不那么积极，似乎被什么东西罩着，也没有了以往说话时的不管不顾，阿其医生在石凳上跳上跳下，像一片白纸扑闪着。谢医生靠在廊柱上，说一句，脖子往前伸一下。谢医生有咽喉炎，此炎不同于其他，往往痒代替了痛，可又挠不到，只好不停地伸脖子。丁医生抽着烟，手里摆弄着一副假牙，在校正上牙与下牙的咬合。中药房的丽姨正勾着头，偶尔身子往前倾，我知道她在打毛衣，桌上放一本杂志，边织边瞟几行字，看完一页，用针挑过去。
我用手接着从屋檐下来的雨滴，它们在掌心飞出啪啪的声音，也带来一缕清凉。
童医生呷了一口茶，问阿其医生今天看了几个病人。阿其医生说，也就三个，其中两个还是自己的亲戚，来医院量了个血压。童医生说，我跟小干摸了五个大肚子，产检也不需要挂号的，估计今天院长又要黑脸了。说完，童医生吐了一下舌头，既调皮又有些尴尬。
一个人可以不坐火车，不逛商场，不看电影，甚至也可以不进镇政府的门，可医院的门，多多少少会进一次或几次，一辈子不看病的，毕竟少之又少。只是医院哪能跟商场比，他们的宣传可以大张旗鼓，对面的电影院也可以张贴海报。医院劝病人来看病，实在有点不知轻重。
唯一做广告的是老军医，从电线杆贴到墙头，贴得横七竖八，密密麻麻，连学校门口都有，字还印得特别大，老远看到那些字，几乎劈头盖脸，浑身不舒服。白天撕掉，晚上又有人再贴，有时门缝里都被塞进来，家里的小孩仅识几个字，还会拿给父母看，一边跳着念，一边问什么字，父母尴尬，又窘迫。
童医生说她女儿就拿过来一张，上面的内容，几乎掀翻了妇科半部书，真晦气。
谢医生龇牙咧嘴，说，我碰到过几个病人，问问病史支支吾吾，看看病症应该是老军医的范畴。童医生嘻嘻着，那些广告好像为你贴的，你做过军医，只不过你当时还是后生一枚。童医生的话引来大家轰轰烈烈的笑声。
谢医生不气也不恼，伸了下脖子。
丁医生弹了弹烟灰，一声响，谢医生你可以开设特色门诊，你的老军医是名副其实的。一声响，是丁医生的口头禅。只要说话，这一声响会左奔右突，甚至不留空隙地夹杂在话里。
院长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提出了外请专家的建议，他请大家提提请什么样的专家好。起初大家静静地坐着，跟上次那样各管各的目光。听院长说到专家，童医生、丁医生、阿其医生，还有我，齐刷刷地看谢医生。谢医生装作没看见，目光还在天花板上。童医生不住地跟我挤眼睛，我会意，但没办法笑。院长正用目光征询着大家的意见。
那天，院长似乎心情挺好，可能卫生院顺利通过了文明单位的考评。他面带着微笑，请大家发表意见。童医生到底没忍住，说是可以让谢医生开个特色门诊。院长一愣，问她什么特色门诊。丁医生说，一声响，谢医生做过军医，现在老军医的势头太强劲了，我们可以让谢医生来开设这个门诊，名正言顺，一声响。我以为院长会虎起脸，这到底有点不太正经。谁知，院长也笑了。院长一笑，大家都哈哈起来，连同谢医生，他的目光不得不从天花板上下来。
经院长四处活动，医院开设了中医骨伤科，请的是中医院的骨科主任，姓李，他定期每周二次来卫生院坐诊，他一来，我们所有人为他服务，因为病人多，他方子上面只有1，或2，或3，拿到药房，丽姨马上取出一张完整的方子，我们对着方子抓药。
之前，院长担心镇上的病人不知道，嘱咐我写了一则医讯，又让梅姨从供销社买来几叠的红纸与黄纸，我跟阿其医生用毛笔抄在上面，完了后一张一张贴到村委的广告栏，居中，端正。
特色门诊，毫无悬念地成了谢医生的绰号。
医生们一身白地坐在诊室里，有捧茶杯发呆的，眼睛对着天花板，目光是散发的，慢慢地，眼皮垂下来，头跟着来了鸡啄米。也有的翻报纸，报纸上露出半个白帽子，一缕青烟袅袅着上来，过会儿报纸边伸出一只手，弹下烟灰，再缩进报纸后。
医院里安静极了。
雨，长着脚走来走去，把走廊里的那个“静”字踩得瓷实，还在屋檐下说着它的心情——滴滴又嗒嗒。
病人看病逢日子，病情来袭时能忍则忍，能熬则熬，一直熬在市日（初三初七）才来镇上，手里提着竹篮，脚高脚低往集市赶，那里晌午未到就要散了，而医院风刮不走，时间轰不跑，医生也是，院长规定市日谁也不准休息，大家老老实实等病人。
我的同事大多有赤脚医生的经历，在镇上安的家，坐诊是主业，下了班各人有自己的副业，有做生意的，生意也是五花八门，卖小商品的，也有开小超市的，甚至在家偷偷摸摸给人拔个牙什么的。
病人被市日劝进医院，也会被坏天气劝留在家。
除非是急诊、生小孩，才会坐着拖拉机，一路颠着来卫生院。
所以，下雨天医生的到岗率最高，反正也看不了几个病人，在单位还落个清闲。
只有，院长一脸黑地坐在那把破木交椅上，下巴顶着茶杯，一脸的不明所以。
下班前的半个小时，挂号室梅姨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带着某种焦躁与不安。偶尔，中间会停顿，雨声仿佛突然放大，一种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的虚空咬住医院。
院长站在旁边，盯着梅姨打出来的数字，虽然面无表情，因眉头拧着川字，整个人看起来像是隐忍了许久似的。
之前，他翻了处方，也就十来张，每张处方的末尾吊着数字，绝大部分是二位数，偶尔还有一位数的，看起来显得细脚伶仃。那些枯瘦的数字里，我的那张更苦寒，今天我仅看了一个病人，她其实是来镇上做客，因这几天老是突然出汗，月经也没来好几个月，顺便来看个门诊。病人49岁了，做了普通的检查，我诊断是更年期的症状，也没什么特效药，只能慢慢挺过去。我看她情绪有些低落，再加上主诉中有头痛，便给她开了一瓶谷维素，一块多钱吧。
院长离开挂号室后，是勾着头，弓着背，后面的白大褂翘着角，仿佛被打蔫的茄子。
下班后，院长召集我们开会，大家挤在一起，白挨着白，有时拎出几句荤段子。不过，大家也不敢多开，因为院长脸色凝重，仿佛被满腹心思压着。
院长开了口，通报了两个数字，医院半年度的收入与支出，然后给出一个结余的数额。我对数字不敏感，再加上院长报得快，两只耳朵抱不住那些数字，只觉得它们很瘦很薄。
卫生院是差额拨款单位，而且这个差额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医院里的正常开支还得依靠自己去赚。说赚字，还真有些抹不开面子。医院的入口写着“发扬白求恩精神，救死扶伤”，墙壁是雪白的，字是血红的，只是现实太骨感了。
我刚到卫生院的时候，刘会计给我一本公费医疗证，上面的单位居然是一家中心卫生院。刘会计跟我解释卫校毕业生是全民事业身份，我们卫生院是全民集体单位，享受不了公费医疗待遇。卫生院除了我，还有一位护士，她早我两年毕业。卫生院里能真正享受公费医疗的，也就我跟她。其他同事如果生病了，得服从医院的规定，住院报销百分之七十，门诊只能报百分之二十。这些，也得从医院的资金池里开支。
为了节流，院长想尽了办法，有时还辅助脸色与神情，看到浪费现象，他会虎着脸，本来有点驼的背感觉更弓，仿佛我们的不知轻重压垮了他。
医院里的自来水只能用于煮饭烧开水，洗衣服要么用井水，要么端着脸盆找溪水。处方笺用完一本领一本，笔也是，用空笔芯来换。药库里的纸箱，输液瓶，攒起来要卖掉，不能随便丢。添置办公桌电扇什么的，一般要静候三个月，如果你不催，院长以为你自己能克服了，便会抽掉那张报告，妇产科的那台电扇，我们从立春就开始申请，总算在立夏那天搬来了。
有一年邮政所来鼓动院长装程控电话机。起初，院长毫不所动。邮政所长一次次地游说，最后半是劝半是恐吓，如果不装电话机，以后没得电话可打，邮政所的总机也要取消了，你要跟领导汇报只能靠自己的脚头了。
这一招，挺灵，电话机装上了，血红地卧在内科办公室，可也就三天，它被装进了特制的木盒子里，外面还挂了锁，似乎替我们噘着嘴。
院长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电话响了几声，话筒就在院长手边，可院长就是不接，大家也各自托着表情，有眼睛朝上的，几乎半天没下来过，也有低着头，或双手叉胸，眼睛朝窗外。玻璃窗上反射着金色的光芒，那光一直伸到院长面前，把那张写着支出与收入的纸映得通红，我感觉院长的手在抖——纸烧着了。
院长说，每个月的开支明摆着，年终奖金只升不降是共同的心愿，而医院现在的业务量一直上不去，今天请大家说说看，如何提高门诊量。
外科的谢医生眼皮动了下，但目光还是黏在天花板。牙科的丁医生换了一下腿，把左腿压到右腿，还顺带把自己的手压了进去。注射室的程护士托着腮帮子，眼睛盯着地面，既像是出神，也像走神。
总之，医生们都陷入了沉思，或者，大家都等着院长继续讲下去。
院长说，大家的门诊量是年终分配奖金的依据。
童医生突然咳嗽了一下。
我很想抬眼跟她对视一下，但，还是忍住了。
院长提议大家替医院的未来想一想，头颅风暴一下。我乍一听，觉得这词半生半熟，可能说对，又似乎没说全。
此时，医生们的头颅忽高忽低，忽正忽歪，外科谢医生的头颅还放着光——谢顶。
会场陷入了寂静，估计谁也不想主动发言。
院长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们回去想，想好了随时可以跟他谈，没想好的，继续参加下次会议。
大家三三两两地起身，悄无声息地脱掉白大褂，回家的回家，回寝室的回寝室。
第二天，还是下小雨。医生却请假了几个。我跟童医生开玩笑，说他们估计回家去想未来了。童医生头枕着椅背，脸上的笑是一点点出来的，眉头的那个“川”字，可能是心里拧的。
说实话，如果不是院长通报收支情况，可能会计室里的那些数字，跟我毫不相干。
世上两个职业最光荣，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企业家。前者是让病人更少，后者是让穷人更少。那天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还记得另外一个版本，说做医生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别人做好事需要自己去寻，而医生是病人自己找上来的。我记不起来是哪本书上读到的，之所以记得，可能自己选择了学医。因为院长通报了医院收支情况，还有那个差额性质，那句话显得很突兀，究竟哪里格格不入，我一时觉得词穷。
快到中午时，几个医生被空闲逼到屋檐下，其中有我与童医生。
这样的闲聊，平时也会有，没什么话题，无非聚在一起穷开心，偶尔带点半隐半显的荤段子，无伤大雅，在意会中摘取一串笑声。
那天，大家的情绪并不那么积极，似乎被什么东西罩着，也没有了以往说话时的不管不顾，阿其医生在石凳上跳上跳下，像一片白纸扑闪着。谢医生靠在廊柱上，说一句，脖子往前伸一下。谢医生有咽喉炎，此炎不同于其他，往往痒代替了痛，可又挠不到，只好不停地伸脖子。丁医生抽着烟，手里摆弄着一副假牙，在校正上牙与下牙的咬合。中药房的丽姨正勾着头，偶尔身子往前倾，我知道她在打毛衣，桌上放一本杂志，边织边瞟几行字，看完一页，用针挑过去。
我用手接着从屋檐下来的雨滴，它们在掌心飞出啪啪的声音，也带来一缕清凉。
童医生呷了一口茶，问阿其医生今天看了几个病人。阿其医生说，也就三个，其中两个还是自己的亲戚，来医院量了个血压。童医生说，我跟小干摸了五个大肚子，产检也不需要挂号的，估计今天院长又要黑脸了。说完，童医生吐了一下舌头，既调皮又有些尴尬。
一个人可以不坐火车，不逛商场，不看电影，甚至也可以不进镇政府的门，可医院的门，多多少少会进一次或几次，一辈子不看病的，毕竟少之又少。只是医院哪能跟商场比，他们的宣传可以大张旗鼓，对面的电影院也可以张贴海报。医院劝病人来看病，实在有点不知轻重。
唯一做广告的是老军医，从电线杆贴到墙头，贴得横七竖八，密密麻麻，连学校门口都有，字还印得特别大，老远看到那些字，几乎劈头盖脸，浑身不舒服。白天撕掉，晚上又有人再贴，有时门缝里都被塞进来，家里的小孩仅识几个字，还会拿给父母看，一边跳着念，一边问什么字，父母尴尬，又窘迫。
童医生说她女儿就拿过来一张，上面的内容，几乎掀翻了妇科半部书，真晦气。
谢医生龇牙咧嘴，说，我碰到过几个病人，问问病史支支吾吾，看看病症应该是老军医的范畴。童医生嘻嘻着，那些广告好像为你贴的，你做过军医，只不过你当时还是后生一枚。童医生的话引来大家轰轰烈烈的笑声。
谢医生不气也不恼，伸了下脖子。
丁医生弹了弹烟灰，一声响，谢医生你可以开设特色门诊，你的老军医是名副其实的。一声响，是丁医生的口头禅。只要说话，这一声响会左奔右突，甚至不留空隙地夹杂在话里。
院长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提出了外请专家的建议，他请大家提提请什么样的专家好。起初大家静静地坐着，跟上次那样各管各的目光。听院长说到专家，童医生、丁医生、阿其医生，还有我，齐刷刷地看谢医生。谢医生装作没看见，目光还在天花板上。童医生不住地跟我挤眼睛，我会意，但没办法笑。院长正用目光征询着大家的意见。
那天，院长似乎心情挺好，可能卫生院顺利通过了文明单位的考评。他面带着微笑，请大家发表意见。童医生到底没忍住，说是可以让谢医生开个特色门诊。院长一愣，问她什么特色门诊。丁医生说，一声响，谢医生做过军医，现在老军医的势头太强劲了，我们可以让谢医生来开设这个门诊，名正言顺，一声响。我以为院长会虎起脸，这到底有点不太正经。谁知，院长也笑了。院长一笑，大家都哈哈起来，连同谢医生，他的目光不得不从天花板上下来。
经院长四处活动，医院开设了中医骨伤科，请的是中医院的骨科主任，姓李，他定期每周二次来卫生院坐诊，他一来，我们所有人为他服务，因为病人多，他方子上面只有1，或2，或3，拿到药房，丽姨马上取出一张完整的方子，我们对着方子抓药。
之前，院长担心镇上的病人不知道，嘱咐我写了一则医讯，又让梅姨从供销社买来几叠的红纸与黄纸，我跟阿其医生用毛笔抄在上面，完了后一张一张贴到村委的广告栏，居中，端正。
特色门诊，毫无悬念地成了谢医生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