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一些年纪，总喜欢回首往事，在已经走过的人生路上，拾回些值得珍惜的记忆。我也不能免俗，自1986年退居二线时开始，就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分阶段写点回忆录，既作为家庭文学，传阅亲朋好友，也作为精神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孙。我虽庸常之辈，一生微不足道，但赶上了那个时代，在平凡的人生中也有若干亮点。
一、学生时代和初出茅庐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1938年，正当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家乡南通被日寇占领，时在香港中南银行任职的父亲，为了妻儿免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不顾生命危险辗转把我们接到香港。1941年底，我在香港读小学六年级，这时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经过18天的炮火，又沦陷于日寇之手。与成千上万居住在香港的国人一样，我们在缺衣少粮、惶恐不安中度过了艰难的一年。1942年底，父亲总算觅得机会带着我们重回沦陷区的故乡。我们搭乘的是一艘日本货轮，在海上漂泊了十三天才抵达上海。在海轮上，我们看到所有的高级船员都是日本人，而当水手、伙夫的则清一色是中国人。望着茫茫大海，父亲慨叹地对我说，当一个船长很不简单，需要有丰富的航海知识。中国太落后了，将来你可以学航海。其实父亲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想不到这句信口一说的话竟深深埋在我心里，日后成为我对一生事业的选择。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南通城成了国统区，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期盼着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国家就此走向富强。然而国民党为了实行一党独裁，不断制造磨擦，挑起内战。为了反内战、争民主，刚刚考入高中的我加入了进步同学的行列，向来通调停内战的三人小组表达我们的愿望。不料却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进步青年，他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通“三·一八”惨案，八位青年惨遭杀害，抛尸江中，其中就有我敬爱的老师钱素凡和担任记者的好友孙平天。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南通城，激进的同学纷纷离开南通，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也受到三青团的监视，甚为苦闷。这时，正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武汉海事学校来沪招生的广告，要我前往报名应试。经过体检、游泳和笔试，我幸运地被录取了，由此开始了我在海事学校三年的寒窗生活。
在海事学校学习的最后一学期，行将毕业之际武汉解放了，我与同届的大部分同学被输送到中原大学又学习了四个月，这四个月使我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在我一生中是人生观的一个转折和飞跃，并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1月初，从中原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中航政局人事科。
武汉海事学校毕业照
与华中航政局人事科的同事合影
二、投笔从戎
1950年秋，抗美援朝开始。在此之前，我除投入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火红的日子外，还知道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经历过许多艰难曲折的历史，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浴血抗战、三大战役等各个时期的历史和涌现出来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我心中激起了涟漪和敬仰。加之从当时的影片中看到苏联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如：青年近卫军、丹娘、马特洛索夫等悲壮事迹，给我很大的震撼和感染。一种学英雄、做英雄的革命英雄主义思潮强烈地驱使着我，我自恨参加革命晚，没能赶上这样的壮烈斗争，总想在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仗中一显身手。此前参加海员参战大队准备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结果队伍快到海南岛时海南岛已经解放了，使我深以未能参加实战为憾。如今祖国又发出了召唤，要她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当然义无反顾地报名应征。我当时是长航人事处教育科的科员，当我向处长贺文同志报告已被录取时，贺处长非但不同意，还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强调参加革命不一定要参军。最后我去找了中南交通部刘惠农副部长，才获得了放行。
1950年入伍之初，与同学兼战友谢潜敏(左)、二哥孙鸿敞(右)在武汉合影
三、黄埔时期
1950年底，我和谢潜敏等八位同学以及另外20名青年作为武汉海员被录取参军。在武汉大学集中了几天后，我被直接分配到位于广州黄埔岛的海军第一舰队。几个月前这里曾是担任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的江防大队所在地，所以对参加过该战役的谢潜敏来说，又回到老地方。不过第一舰队刚成立，除保留了江防大队原有人马外，还加入了一个独立师(173师)的建制，此外还从别的野战部队抽来一些汽车兵，再就是留用了一部分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原海军，以及从各地招来的一批懂驾驶技术的青年。
黄埔是一个离广州市区十几公里位于珠江上的岛，岛上居民不多，有山有水、郁郁葱葱，十分秀丽。这里曾是北伐时代黄埔军校所在地，所以留下了北伐和大革命时代的许多建筑和营房。抗战时期，虽驻扎过日军，但主要建筑尚完好，如中山先生的故居、鲍罗廷楼、东征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等。
鉴于我们是武汉海员，许多人又在船上工作过，有的还是“科班”出身，甚受部队首长重视。经过短期集中后，26人被分到各种舰艇，谢潜敏因参加过万山海战，立过功，又是我们的领队，被戏剧性地分在他参加解放万山群岛时的“母舰”——“国础号”当航海长。其余都是水兵，唯独把我和唯一的一位女同志余汉英留在机关，我被分在作战科。对于这个分配，我当时真有点情绪，因为我这次参军就是为了上舰艇，以发挥我所学的专业特长。于是，到作战科报到后，我又向科长请求下舰艇，科长武毓桐是位工农干部，他只简单地叫我服从组织分配，并未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司令员知道了，司令员原是173师师长，叫赵北原，河北人，身材特别魁梧，像一位典型的武将。听说他生长在富农家庭，当过旧军队的宪兵，后来参加了革命，觉悟提高，主动把家中的田契当众烧掉。在作战中特别勇敢，常常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警卫员拦都拦不住，是位传奇式的人物。有一天，他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对我特别和蔼，让我坐下，亲手用一只大口杯泡了碗糖水递给我。他先简单地问了我的年龄、籍贯和家庭情况，接着和我谈起心来，问我是否不愿意在机关工作，我说是的，我希望下舰艇，像同来的其他同志们一样。他沉吟了一下，说把我留在作战科是舰队党委研究后所作的决定，说部队有文化的人不多，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又懂点技术，又来自海员，比较难得，希望我安下心来，发挥作用。他甚至还诙谐地用了“帮帮我们的忙”这样的语句。一位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能与一名普通新兵这样坦诚平和地谈话，已使我受宠若惊，他的和蔼谦虚更使我感动和羞愧，并深深感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寄以厚望，由此，我的怨气一下扫清，不再提下舰艇的要求，从此安下心来。谁知这一步定下来也就奠定了我一生主要是蹲机关的命。
赵北源将军(1917—1964)，亦名赵北原，河北大名人。原四野58军173师师长，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军衔。
作战科是部队要害部门之一，不仅掌管部队的指挥调遣，而且还管部队训练，在当时还没有设办公室的情况下，又兼舰队办公室的职能，掌管部队的关防大印，是当时机关中最繁忙并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的部门。我当时的职务是航海员、正班级，是科内最年轻、资历最浅、职级最低，但同时又被认为是文化最高的，因此许多带文字性的工作，诸如起草通知、通报、会议记录，常由我担任。其实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已虽多识几个字，但文字水平并不高，许多部队情况和术语很生疏，只不过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罢了。但我生性活泼，自幼一直比较喜欢画画，也喜欢唱歌，所以不久我就自告奋勇地在机关直属队担任教唱歌的任务。此外还与友邻的训练团一位养军鸽的战士自制了一部土幻灯机，自已画幻灯片、编解说词，在食堂里为部队放映，甚受欢迎，被认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材。
随着对工作的熟悉，我在科里还有点小改小革。首先建立了许多资料台账，包括部队序列、各舰艇战术技术性能、武器装备以至各级干部的花名册，从而使工作得心应手。记得我还根据资料绘制了一个气象区域图，压在玻璃板下自已使用，不料被基层大队部看到了，拿去复制，若干年后我调海军司令部工作，以工作组身份下部队，居然在湛江基地还看到这样的复制件。
当时，第一舰队刚成立不久，头绪很多，既要防御国民党空袭，又要迅速把来自各方面的人员整合起来，形成战斗力，还要解决部队的给养以及维修舰艇的机械设备，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员素质。而这方面面临的矛盾重重，从陆军来的同志(包括舰队领导)，不熟悉海军业务;从旧海军来的人员又沿用国民党的一套;从地方招募来的船员虽有一技之长，但又不习惯部队生活;而新参军的青年学生，虽有一定文化，但既缺乏实践经验又缺乏部队生活的磨炼。当时虽有十几艘杂牌舰艇，但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来掌握，形成不了“拳头”。加之有的舰艇技术状况不好，能开动的不多，平时多停泊在码头、岸边或抛锚在江中，即使能开动，也因航道不熟，能执行航行任务的就更少。那时只有几个引航员出身的航海长能独立航行，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没有陈福(引航员出身的航海长)就出不了珠江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部队迅速提高技术和战斗力，当务之急是进行练兵。
有一天，赵司令又让通讯员来喊我去，说他要准备一篇大练兵动员大会的发言稿，要我帮他整理。方法是由他口授，让我记录和整理。说实话，此前我还从未担任过记录，文字水平也不高，更不懂部队术语。但由于他的口授，所以还不觉得怎么困难。记不上来时，他重复一遍;不懂的术语，他给我解释。使我吃惊的是，我原以为他只是个赳赳武夫，谁知他竟出口成章，语言丰富，水平很高。口授时，他还引用了不少古今成语和诗一般的语句，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部队的一切行动要像钟摆一样的准确”、“爱护武器装备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等等。对我来说，与其说帮他记录发言稿，不如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为了准备这个发言稿，从口授、记录、整理、修改到誊清，我们用了整整一天，最后他满意地向我道谢。这次大练兵动员大会是第一舰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大型会议，是借广州市一个电影院举行的，十分隆重。当赵司令以洪亮的声音在台上作动员报告时，我听得特别认真和激动，因为这个发言稿中也有我的劳动，而且是我入伍后第一件值得回忆的工作成果。
我在作战科三位营级参谋的帮助下，不到一个月便参加了值班。但不久镇反运动开始，除日常必要的工作外，其余活动一律暂停。机关分成几个学习组，作战科与一群国民党起义人员编为一组，政治部派来一位姓苏的组织干事担任组长，先进行了《论联合政府》等文章的学习，然后进入向党交心的阶段。在学习阶段，我以一个青年团员的身份带头积极发言，并把在中原大学时期学到的革命道理滔滔不绝地发挥出来，被组里公认为发言积极，也被组长视为骨干。但进入向组织忠诚坦白阶段时，组长引导大家把矛头集中到几名起义人员的身上。组长似乎掌握了他们的老底，开始对他们的交待不满意，而且厉声厉色地用了许多过激的言辞，说他们“不老实”，“与党两条心”，“企图蒙混过关”等等。甚至要他们站起来、低头、烤电灯泡和采取“疲劳战术”。我对此甚看不惯，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会上制止。组长料想不到骨干内部竟有人公开与他“唱反调”，马上休会，事后召开党团员会议(团员实际就是我一个)，批评我立场有问题，“右倾”。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运动，当时真想不通。后来此事又被赵司令员知道了，他利用一次空闲与我谈心，善意地告诉我这是一次内部审查，主要是弄清每个人的历史，纯洁队伍，清洗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对分子，难免有些过激言辞。作为个人应向组织忠诚坦白，即使没有问题也要接受组织审查，这也是对个人的一次考验。他还告诉我1942年延安整风中，那时比现在还要严厉得多，但审查结束，弄清了历史，便会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经他这一番谈话，我思想终于通了。但组长对我仍耿耿于怀，在通过我个人自传时，专门找茬。其实我的历史再简单不过，出了校门便直接参加革命，没有在旧社会做过一天事，但组长还是怀疑我是三青团。说：“根据我们分析，南通是国共拉锯之地，南通城是白区;你在城里读书，不可能不是三青团。”我回答说：“你不提此事则罢，提了此事，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但没有参加三青团，而且还受到过三青团的监视……”于是我把我在1946年南通“三·一八”斗争期间的事说了说。但组长说：“你说你没有参加过三青团，要找个证人来证明。”于是我立即写信给当时通中的同学，证明我不是三青团员。但组长还是不肯罢休，说：“这不行，你还要找个参加三青团的人证明你不是三青团员。”对于这样的苛刻要求，我当时真有点气愤，但我还是找了位参加过三青团的同学证明我不是三青团员，才算了结。但组长又说：“你的自传尽说些好的，难道就没有参加过一点不好的活动吗?”我绞尽脑汁，把1947年在武汉参加过“反对四国外长讨论中国问题”的全市性大游行说了说，后来听说这是一场反苏游行。组长叫我把这段写上去，但还不满足，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去台湾，我说海事学校一二三期数百名学生，按定义说，他们都是同学，据我所闻有几个去了台湾。组长如获至宝，叫我把知道的名字写上，这才算了结。殊不知这竟成了我日后档案中“不光彩”的两点，而正是这两点影响了我1955年本来已被选派去苏联留学的一次机会。其实1947年那次游行除武大以外，在汉的所有大中学校都参加的;而去台湾的同学与我也并不同班。我对这种审干方法和凭档案办事比较反感。镇反运动中，也揪出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富农出身、在旧社会有过反攻倒算行为的政治干事。运动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
当时，万山群岛虽已解放，但进出珠江口的水道主要是东水道和大西水道，其中东水道太靠近香港，不利于舰艇进出。为此，1951年夏，军区海军(即后来的南海舰队)为了启用中水道，决定扫一次雷。而当时第一舰队虽有四艘“Y”字号缉私艇改装的扫雷舰，但还没有进行过扫雷训练，不得不租用地方拖轮用双船兜底的办法进行清扫。围绕这一任务组成一个临时班子，军区海军指定舰队要有一名航海参谋参加，舰队首长便指定我担任。我第一次以见习航海参谋的“头衔”出现在红头文件上——虽然我当时还穿着水兵服。
扫雷任务结束后不久，苏联专家来帮助工作，要有对口参谋陪同，我就陪同航海专家米哈依洛夫逐个舰艇去了解航海仪器设备和人员素质。后来，舰队建立业务长制度，担任航海业务长的是一位原海军上校程法侃，他曾在英、德两国留过学，精通航海业务和英、德两国语言。我既担任作战值班，又协助他工作。
当时舰艇上的练兵究竟如何开展，大家都没有底，只能由各专业自编教材，组织培训。我曾参与举办了两期舰艇长培训班，并担任部分航海知识的讲课。那时部队的技术水平低，尤其是舰艇长多由陆军调来，文化程度不高，我们不得不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讲义。后来，苏联专家提供了一本《水面舰艇战斗训练教范》，按由浅入深分为若干科目，每个科目都规定了应知应会的要求，但如何组织实施，大家仍没有底。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这次运动对我这个经济上不沾边的“小兵辣子”当然安然度过，但我们的航海业务长程法侃和我科的营级参谋高勇却成了“大老虎”，每天交待问题、挨斗。这次运动领导上不叫我参加，要我担任作战值班。为了加强“打虎”力量，我科的另两位营级参谋也被抽去。这样，担任值班的只剩了我一人，这样共持续了一个多月，因长期得不到替换，睡眠不足，人也消瘦了许多。
程法侃，原国民党“长治”、“常德”、“民权”等军舰副舰长、舰长。曾奉派到英国、德国学习海军业务。起义后，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训练科副科长。
1953年，舰队几位首长先后调海军学院学习，另从华东海军第六舰队调来一位曾在南昌舰担任过第一任舰长兼政委的曾泉生同志来担任参谋长，并把我和一位从大连海校毕业的高材生陈世棽同志抽上来专门搞训练。曾参谋长大概看过我的档案，知道刘襄是我们海事学校副校长。有一次他跟我个别谈话中告诉我刘襄也当过他的老师，原来他早年曾在旧海军学校学习过，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接受过严格审查，解除审查后才受到重用，并被委任过公安局长，新中国海军成立时才调到华东海军的。曾参谋长善于学习，作风严谨，要求严格，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既感到紧张又感到舒畅，工作效率和能力也提高很快。开始时，我起草的文件老是不符合他的要求，不是言之无物就是面面俱到，以致经他大修大删后，能用的所剩无几。但是我不灰心，经过多次反复磨炼，逐渐掌握要领，以致后来起草的东西他很少修改便签发。他对我的努力也表示赞赏。若干年后他调中南军区海军担任训练处长，还经常以我为例讲给他的新部属听。
曾泉生参谋长(1917—1990)，河南新县新集镇人。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
1954年春，我被破格提为正排级作训参谋。那时，我接受新鲜事物快，勤于动手动脑，又经常深入基层，掌握不少第一手情况资料，能提出一些好的合理化建议，所以逐渐成为舰队司令部一名很得力的参谋。
那时我毕竟年轻，生性好动，不甘心长时间蹲办公室，所以一有空隙我就喜欢到户外活动，我甚至主动代替通信员去基层送文件。我们科室前面有个大院子，工间操和下班后，我常与几位爱好者掷垒球。岛上有俱乐部，空余时间我也常去借书、下棋、打乒乓球。黄埔岛四面环水，加上有黄埔军校时期留下来的两个简易游泳池和废弃的船坞，游泳的地方很多，我常利用午休时间去游泳。岛上还有个大操场，晚饭后不值班时我常去打排球。另外，军区海军文化部还经常派人来放电影，这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各舰艇上常常可以下来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观看，我们机关只要不值班都可以看。海政文工团也来慰问演出过多次，每次来都带来许多好节目，在岛上特别是在年轻水兵中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们机关的年轻人也不例外，常常学着模仿演员的唱腔和表演动作。《歌唱二郎山》、《藏胞歌唱解放军》、《英雄战胜大渡河》等成了我们最爱唱的歌曲。俱乐部还在岛上装了许多高音喇叭，常播放音乐，既有我国的古典乐曲、军旅歌曲，也有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歌曲乃至世界名曲，这对于我这个热爱音乐的人来说真是一种享受，当时的文娱生活可说是丰富多彩。
海军强调人人会游泳，而那时会游泳的人不多，我便被直属机关推选为游泳教练员，每天辅导大家学游泳，进步也很快。有一次晚饭后，我与一位枪炮参谋利用落潮的机会游到黄埔岛对面一块长出来的沙洲，不料正欲返回来时他突然抽筋，无法再游，这时江水眼看要涨到齐腰，而天色已暗下来，不能再等了，我只好让他抱着我的腰游向停在江面最近的一艘舰，并高喊舰上的值勤水兵，舰上人员把我们拉起，并放下舢舨把我们送回岛上。事后同志们都说我太胆大了，让人抱着腰，万一对方挣扎，两人都活不成。
1953年，军区海军举办首届水上运动会，我们第一舰队也组队参加，我是队员之一，获得了一百米和二万米蛙泳亚军。军区海军要从获奖者中挑选一批人集中起来训练，以便参加全军、全国比赛，本来也有我，但舰队首长鉴于工作需要，不让我去。后来我们军区海军这支队伍出了全国著名蛙泳冠军林锦珠和几名全军水球队主力队员。
我在黄埔岛上一共生活了四年半的时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虽然当时职级很低，比较幼稚，也经历过一些运动，但给我一生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此期间，我与许多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更使我难忘的是我受到几位老首长的垂爱，尤其是赵司令员和曾参谋长，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终身难忘。
黄埔时期留影
黄埔时期与战友合影
1954年在黄埔一舰队当作训参谋时留影
赵北原同志1953年调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调北海舰队当参谋长。1956年，我调海司军训部，在军训会议上遇到他，十分亲切，后来一直保持联系。1957年我在青岛海军校阅中担任会议秘书，又与他有过多次接触，他几次邀请我去他家作客，但一直脱不开身，直到1960年出差青岛时，利用星期天去拜望他，并在他家巧遇我们的老院长曹海波同志(海波同志当时任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当他知道我是当年海事学校一期学生时，非常亲切，还给我留下北京地址和电话。可惜因为忙，一直未去看望他)。1960年，我和赵北原同志又在首届潜艇工作会议上相遇，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一次潜艇海难事故(即张明龙所在潜艇)吸取教训。赵北原同志要作个发言，我主动帮他准备，仍然是他口授，所不同的是，这次记录我基本没有困难，最后成为会上一篇很重要的发言。会议结束后，他还专门到宿舍来看望我。回青岛后，他还特地为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人的合影送我。1964年8月，赵北原同志不幸在北京病逝，我为这位对党无限忠诚、耿直，对部队严格要求而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首长的早逝痛惜不已。
老首长赵北原将军全家合影
四、湛江两年
1954年秋，中南军区海军改为南海舰队，而海军第一舰队则更名为混合舰一支队，前伸到湛江的东营(麻斜)，下属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猎潜艇四个大队。除猎潜艇大队仍驻扎黄埔外，其他三个大队队部均随舰。湛江市地处广州湾，系由西营、东营、赤坎三个镇组成，是一个美丽的南方沿海城市，二战前曾为法国租借，这里有宽阔的马路和许多二三层楼的建筑，港内水深，可容万吨轮进出。
我们刚到湛江，就经历了一次十二级台风中心过境的洗礼，我们新建成的营房屋顶全部被风掀走，凡开着的门窗也被卷到不知何处，巨大的海浪打上岸来，这种情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第二天风小后出来一看，真是满目疮痍，地上一片瓦砾，海滩上还有一些被卷上岸小鱼和受伤的海鸥，大树被刮倒，门框上镶嵌着许多碎玻璃和瓦片，对面西营的标志性建筑老教堂上的十字架也被吹弯，停泊在港内的一艘巨轮被吹上了岸，这一夜的大风仿佛像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而令我们最担心的是当时港内还停有舰艇，开始我们还通过信号台与舰艇保持着灯光联系，后来便失去了联系，不知下落如何，幸好是他们都搁浅在沙滩上，涨潮后都脱浅下来了。仅有一艘登陆舰甲板上后加的木质建筑被刮走。我们在无顶的营房里露天度过一个月，后来重新修复。据当地的老人说，这是60年未遇的台风过境，让我们赶上了。后来湛江又经过几次台风来袭，但风力都远不及那一次大，加之我们有充分准备，故均安然度过。
我们支队部驻扎在东营(现称麻斜)，是公路边一个比较偏辟的海边，与西营(现称霞海)隔水相望，南边不远处便是公路尽头，这里有轮渡码头，凡由广州方向来的车辆要去雷州半岛，多由这里渡海，汽车轮渡也就成了我们去西营的交通公具。
到湛江后，支队不再管后勤，除日常海上巡逻外，主要是训练。因为部队分散、流动，或厂修，这样，在湛江港内的舰艇数量不多，这给支队组织训练带来了难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曾泉生参谋长带领下采取长计划短安排的办法，抓住舰艇到港的机会，有几艘算几艘组织各种训练活动，包括科目测验，居然也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段时间，作为作训参谋，我除参加作战值班外，组织训练成了我的主要工作，组织上专门给我配了两名见习参谋当助手，我们配合得非常好，我们非但制订和实施全年训练计划，还制订月、周训练计划和各种合练课题训练计划。舰艇一到港便登舰了解训练情况，观看他们的演练。为了掌握全支队舰艇的训练进度，我还收集和积累情况资料，印发训练简报，组织经验交流。全年的训练总结和训练通报也是由我起草、归纳、整理的。由于领导上信任、大胆放手和自身努力，手勤、腿勤、脑勤，我不但对全支队训练进度了如指掌，而且掌握了各舰艇和主要干部的素质水平以及执行任务的能力，成为支队首长的得力助手和“活字典”。
1955年夏，全国又开展“肃反”运动，在基层部队以工农为主的群体中，我作为在白区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再次受到严格审查。我接受“镇反”运动时的教训，尽管会上对我有许多“大胆怀疑”的过激言词，我还是耐心接受考验，很快便“过关”了，一来我在旧社会的经历毕竟单纯，二来我的工作不能长期空缺。
1955年秋，为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军委命令我们组织护航。因政策性很强，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曾参谋长领导我们组织了一次培训，吃透军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我还随舰参加了一次由榆林至黄埔的直接护航。
1955年底，海司参谋长张学思率工作组来湛江视察训练工作，其时，我们支队换了新参谋长，对部队情况还不太熟悉，故带着我去向工作组汇报，张参谋长问了许多情况，我均对答如流，给工作组留下良好印象。1956年春，海军干部部来调令指名调我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工作，支队先不愿放，命令到了快一个月才通知我去北京报到。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1916—1970)，奉天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五、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军训部工作的岁月
1956年3月，我到了北京，向干部部报到后被分配到海司军训部组织计划处担任参谋。由于我来自基层，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文字水平，很快成了制订计划的主力。当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叶剑英元帅在军委分管军事训练工作，他要求各军兵种军事训练也要拿出个五年规划。这个规划如何制定，大家都没有底，我提出以科目训练进度为衡量水平的依据，得到一致同意，并被采纳。
到了海司军训部，管的范围已不局限于水面舰艇，还包括海军其他兵种，如航空兵、潜艇、快艇、岸炮、雷达、通信兵、陆战队等，我除与三个舰队、两个基地训练处保持密切联系外，还与各兵种训练处甚至各海军院校都有联系。全海军的训练文件都汇总到我手中。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处里没有处长(在运动中停职)，另外两位资深的高参去海军学院学习，全处的组织计划工作几乎落在我一人身上，成为部里工作量最大最忙的人。每年的全海军训练计划常由我综合起草;同样，全海军的训练总结也由我汇总。一年一度的训练会议文件多由我准备，全海军的许多重大训练活动，包括1957年青岛校阅、1964年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舟山现场会议和在吴淞口向叶帅汇报表演，以及1965年全海军在青岛大比武等，总的计划和总结均由我为主起草和汇总，而且常在这些活动中担任会务秘书和负责整理简报。由于我对部队训练情况熟悉，加之在长期磨练中获得了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工作效率，所以尽管我那时的军阶级别较低，还没有入党，但在海军司令部乃至整个海军大院都小有名气，常被抽去担任全军性会议的会务工作，甚至被破例参加只有党员才能担任的工作。
1958年，海军抽调了许多有水平的高、中级干部编写《舰艇条令》，这是一部指导舰艇战斗和日常勤务的基本指导性文件，质量要求高，从确定指导思想、开列编写提纲、分工编写初稿，到逐条讨论通过，都经过多次反复争论和严格推敲，前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共分五篇，而其中第五篇战斗训练全部是由我在兼顾日常工作的情况下执笔完成的。由于比较系统全面，既贯穿了当时的指导思想，又概括吸取了几年来部队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定稿时只用了很少时间便顺利通过了。此外，我还担任了《舰艇部队战斗训练守则》的编写和参与了各舰种训练大纲的编写。
1958年与妻镇定之、女儿海兰摄于北京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军委决定要建军事博物馆，成立了专门筹备会，各军兵种也成立分会，抽调专人担任筹备工作。我在不脱离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兼任“十年建设馆”中有关海军训练部分的筹划和陈列品的收集工作。
1961年，为摸清舰艇长的素质，海军举行了一次全军舰长考核。除笔试外，还要现场考核实际操作水平，我是这项考核的具体组织者之一，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结合下部队考察，跑遍了各主要军港，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受到部首长的好评。
马冠三将军(1913—1991)，山东寿光人。原三野22军64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海军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开国少将。
1961年后，海军每月要出《军训简报》，上报到叶帅办公室和各总部，下发到基地、师以上单位，这成了我经常性的工作之一。
1965年，邓小平总书记视察海军，发现海军术语中带“中央”二字的特别多，如“中央舱”、“中央指挥仪”、“中央弹道”……等等。要求把它改掉，部领导把这一工作交给了我，我迅速组织海军各专业、兵种作了一次术语清理，把凡带“中央”二字的名词和术语一一改换掉，较好地完成了这一整改任务。
我是当时部里工作最忙的人，但又是资历最浅、职级较低的小年轻，海司直属政治部分摊我部的许多任务指标，诸如：助民劳动、下放锻练和各种艰苦的差事总少不了我。我曾参加包括兴建十三陵水库、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团结湖、八一湖的劳动，两次下放当兵锻练(一次为去福建前线岸炮当兵，一次为去护卫舰当兵)，一期农村四清工作队和每年的三夏支农劳动，此外还参加过大兴县水灾中抢救灾民的任务。这些在我一生中都是很好的磨练和难忘的经历。
1962年下放当兵时在418潜艇遇难烈士陵园凭吊
1966年，当我在河北易县参加四清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月份，我们提前撤回部队，参加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这也是一项没有先例的群众工作，对象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他们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来京串连和接受毛主席接见，是毛主席的客人。毛主席自8月18日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参加有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后，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次。我参加接待的是第6、7、8三批。这么大的接待量，首都许多学校、机关不得不腾出房子来供外地师生食宿，而且食宿、交通都是免费的。我们的任务是以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各接待点担任辅导员，引导他们遵守纪律、确保安全和维持首都秩序，保证他们顺利地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任务回到部里。
1967年新年过后不久，海军院校的造反派来海军大院“点火”，贴大字报、揭批海军党委的“资反路线”，来势凶猛，许多机关办公室被征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造反有理”等语录歌，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机关已无法办公，陷入瘫痪。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先是不理解，领导上也要求我们不要与“造反派”对立，以免“挑起群众斗群众”。后来上面又允许军以上领导机关可以开展“四大”。几天时间，海军司政后机关的群众也分别自行成立“造反”组织，我也参加了一个名为“红潮”的战斗队，开始时是学习有关“文革”的文件，观看和抄录大院内的大字报。后来，大院的大字报产生了观点分歧，由此形成了两大派，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标榜自己是“造反派”，本来都是很熟悉、很要好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夫妻，因为观点不同，一夜之间竟成了对立面。大字报辩论的文字水平都较高，而且都运用了毛主席语录和成语典故。后来，有一派得到了“左派领导”李王张(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的支持，并不久进行了大联合，但派性并未消除，我参加的战斗队虽在两派对立时没有参加激烈的行动，但被认为是“站错队”，所以尽管后来大联合了，但仍受到歧视、排挤和压抑，常被安排一些打杂的工作。当时部里的正常工作虽然已陷于瘫痪，但每月的《军训简报》仍要定期出，这项工作是我主办的，当然不能中断。此外，1968年的夏天，我还被抽去担任“八一”湖游泳场的值班参谋，这个游泳场是驻京部队(包括陆、海、空)共同使用的，每年轮流派一名参谋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担任值班管理和救生工作，这一年刚好轮到海军负责。
1968年海司军训部战友合影于主席像前。后排右二是我。
1968年海司军训部战友合影于主席像前，前排右二是我。
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这一年夏天，海军、空军和总参都各在“八一”湖举行了盛大的水上活动。海军于7月15日第一个举行，具体方案由我设计。鉴于水上运动是海军的强项，理应做得好一点，所以我设计得比较精彩，当时适逢海军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三个舰队和各兵种都有代表队参加，我把他们组成了十四个方队，外加仪仗队、护送领袖像队、武装泅渡队、大幅标语队，十分壮观。活动开始的那一天，“八一”湖两岸彩旗招展，海军主要首长都悉数到场亮相，张学思参谋长还亲自下水参加活动。方队从上游一公里处顺水而下，沿途高呼口号，播音员不断介绍方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海军特有的旗语表演，这些都给两岸观众包括其他军兵种的参观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海军首长们也比较满意。这也是我在海军参与组织的最后一项大型活动。可惜此后不久，张学思参谋长就再也没有露面，他被诬为有特嫌，受到不公正待遇，以致含冤而死。
1968年底，海军直属机关在天津草坨子办“五七”干校，凡“站错队”的人多数被送往那里劳动，我也在其中，前后度过了九个月的草棚生活。1969年秋，全军精减人员，凡是有点“问题”或连以下除特殊需要的外，都作复员处理，我也在复员之列。
1969年秋，“文革”到了中期，虽然党中央强调大联合，但几年来结怨已深的派性却没有消除，加之林彪、“四人帮”抢班夺权，许多老干部被打倒，正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是非颠倒，规章制度遭受严重破坏，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继续留在部队已没有多大意思，所以当组织上宣布我复员时，我没有异议(当时也有一些人不愿走而留下了)。按照从哪里参军仍回到哪里去的原则，我又回到了当初的参军之地——武汉，就此离开了服役20年的海军，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1969年在天津草坨子海军“五七”干校留影
六、复员回武汉
复员后我只身来到武汉，最初在工作安排、解决住房等问题上颇费周章。不得已我向部队反映情况，部队接到我电话后，立即派人来武汉帮助我联系解决。跑了长航在汉的几个单位，最终长航武汉分局表示可以接收，这样我就被安排在长航武汉分局工作，不久我们全家都搬迁到了武汉。在武汉分局工作6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我有绘画特长，先后被安排协助船员科、宣传科做美工文宣工作，其后又担任驳船大队安全员。我妻子镇定之来汉不到一年，就被组织任命为分局家属连的指导员，领导300多人的“娘子军”从事船舶的铲绣、维护等工作，表现十分出色。
1976年3月，为了照顾年迈体衰的父亲，我们向组织提出申请，通过长航内部调动，调到同属长航系统的南通港务局，这样我又回到了阔别30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七、回到故乡南通
初到南通港务局工作，我先是担任专职安全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辩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国各地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还历史本来面目。部队也开始清理因错误路线而错误处理的离队干部，我也在其列。这一年的年底，海司派专人来我局说明这一情况，并来函欲让我回归部队以落实政策，恢复部队级别。但我已习惯了地方工作，加之一家老小都在南通，有了安定的生活，因此谢绝了部队的挽留。部队遂为我改办了转业手续，按照正营职干部转业。从北京海司办结转业手续后不久，局里就任命我为劳动工资科副科长，仍分管安全工作。其后，我又先后担任安全科科长、南通港口开发公司第一任经理、南通高速客轮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获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南通港务局工作的16年中，我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尽心竭力，勤勉工作，为南通港口建设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1992年底，我光荣离休。
八、结束语
1950年底参军入伍时，有位朋友曾把保尔的名言写在我的纪念册上，作为临别赠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终生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临死时就可以骄傲地说：‘我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几十年来，这段名言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龄，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令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曾为新中国海军的初期建设与军事训练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长江航运事业添过砖加过瓦;为家乡的港口建设与发展尽过一份绵薄之力，故今生无怨无悔。此心坦然，他何恤焉。
2003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