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槛外梨花》《河流里的母亲》《雪线上的空响》《最后的照相簿》《在我和我们之间》《汝来看花》等十部散文集。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作品近400万字，散文多次入选全国各种年选以及中高考试卷。
实验室1号肯定轮不上我们，即便是8号9号也不行，于是，我们这些毫不起眼的小娃娃，只能选实验室10号。即便是10号，也是经过千争万论左排右数而来的。跟我们同龄的男娃并不愿意用10这个数字，但又说不出理由，就是嘴硬，不同意。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在禾苗咄咄逼人的气势中，他们最后不得不垂下头，用手里的树枝抽打着脚下的黄土，表示自己的妥协。对于我们来说，10之后的数字，是无法用指头数出来的数字，那就表明它们是一些似有非有似在非在的数字。虽然我们能从1数到1000，正在逐渐掌握100以内的加减法，甚至在跳皮筋的时候，也会高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但它们跟我们，还隔着一段距离，就像暖村以为的外人一样，知道他们存在，但并不熟稔，甚至没有被我们接纳为一个确凿的存在。实验室10号，排在暖村所有实验室的最末端，左手小拇指位置。
实验室10号是个移动实验室，除去参加人员不变，实验地址会随着实验项目的变化而随意更换。如果只是吹肥皂泡，编箭秆灯笼这些简单的实验，我们的教室就是实验室。我们坐在各自的课桌前，分成几个组，每组都指定一个操作者，认真切割一根光滑的箭秆，其他组员目光炯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手。一只灯笼的成功，既取决于箭秆，更取决于做它的那个人。所以操作者一定是我们之中最胆大，最心细，最手巧的人。起初，他试图不借助任何工具徒手完成，但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一根箭秆在实验过程中被损坏后，他不得不在我们充满遗憾的叹息声中，小心翼翼开始下一次尝试。他抬起头，脸上带着愧疚，仿佛在为自己的轻敌而自责。他问谁有刀，一把刀适时递过去了。又说，铅笔，尺子。他在箭秆上量出三等份的记号，用刀在箭秆顶端小心划下十字，将箭秆皮分成四份，缓慢而谨慎地扯，扯到中间有记号的位置停下，小刀切下多出的一截棉芯。之后用同样的方法，做另一面。他长出一口气，定了定神，才将两面撕好的箭秆皮弯成半圆，插到对面的棉芯里，灯笼实验成功。有人早已把草叶编成绳子，将灯笼穿到另一根箭秆上提在手里，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由高年级同学组成的实验组，他们的灯笼做得更复杂，更大，更圆，更真实，也更好看，里面甚至还用纸叠了一个灯盏，纸上放一块小瓦片，倒了点洋油，又揪下一根打帘子用的粗棉线，灯笼便点亮了。毕老师说，实验就是大胆勇敢地去实现每个人的想象，尝试让石头和木头飞到空中，水里燃起火焰。实验室也是允许失败永存的地方，所以他们并不满足灯笼的不圆满，又想加一个灯罩，像戏里那样的浅色纱幔。他们的理由是，灯笼做成功了，距实用还差一大步，这一大步就是更加丰饶的想象和无休无止的争论。在浩大的语言洪流的冲击下，火苗从灯笼里猛然窜出来，箭秆皮很快就开始燃烧。毕老师从水瓮里舀了一盆水，才将灯笼扑灭，它冒着虚弱的烟，成为灰烬和残渣。
毕老师二十出头，掌握着实验室的实验内容和实验次数，永不疲倦。除去教我们识字算术、唱歌、画画、做广播体操，还亲身尝试吹笛子，拉二胡，学拳术刀术剑术枪术棍术，打乒乓球，养兔子，喂猪，训练鸽子。我们动不动就流鼻血，他只用手按压我们手臂和脚腕的某个穴位，鼻血就止住了。初秋，他带我们去杨树沟采一种叫青叶子的草，那种草灰不溜秋，紧趴在地上，得用铲子才能挖起来。摘掉枯叶，洗净，毕老师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口大锅，用几块大石头支起来，将水和青叶子放进去，下面塞了柴火，煮了两节课时间。快放学时，他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轮流喝完不停舀到碗里的淡黄汤药，说喝掉它可以预防感冒和咳嗽。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残留在舌根的淡淡苦味和甜味提醒我们，从此我们就是铜墙铁壁般的小孩。
春天，毕老师说要做烧石灰实验。所以，一定要找略微发青的那种圆石头，河槽里没有，我们就沿着一道沟，一直往里走。符合描述的石头更多被垒在地边上，我们用手搬，用脚踹，卖力地拆掉地边上的石头，并不为一场大雨将田地冲塌而忧心。那些比我们年纪大的同学，比我们兴奋，因为他们很不屑两人舁一筐石头这样的幼稚行为，更愿意像大人一样，挑着一个担子。毕老师不允许他们将筐装满，但一转眼，他们又悄悄装满了。石头太重，他们走起来颇为吃力，满脸通红，连脖颈都憋粗了，青筋暴起，过河的时候，更没法走搭石，只能脱掉鞋袜蹚过去。
我们在学校外面的空地上，挖了一个深坑，又从各家炭场舁来煤炭放在下面，在毕老师的指挥下，紧靠坑体竖着围一圈石头，然后石头上面再竖着放两圈石头，以此类推，到上面，石头就铺满了，根本看不出下面有一个空心。点火那天，全村人都来观望。这种暴露在众人面前的实验，有点骄傲，但同时也有隐约的尴尬，毕老师一个劲地跟人们说，还不知烧成烧不成呢，大家先回吧。但那些大人们宛如在看西洋景，笑嘻嘻的，不理不睬。我们也觉得大人碍手碍脚，明明是一场秘密实验，现在变得尽人皆知，真是没意思透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开始羡慕起实验室1号来，那是一间铁匠铺，它有固定的位置和房间，又有固定的实验者六娃大爷，他作为实验室的操控者，跟铁匠铺一样，以厚重、黝黑、深邃的形象，牢牢陷在村东头的羊圈旁边。那是一间用灰渣铺顶三面透风的低矮屋子，唯一的那面墙被燃烧的火焰照得通红。炉膛旁边架一风箱，拉风箱的小徒弟隔段时间总会换张新面孔，用六娃大爷的话说，年轻人性子急，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打铁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学成的事，不止得拉好风箱，还得熟练使用手锤、砧子、大锤、磨石等等，要有眼神，有窍头，还得勤琢磨，看起来也简单，但要成为师傅，最少也得当三五年学徒。这些显然并不吸引我们，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手里的铁，任意变幻形状的恣意，像孙悟空吹了一口气，铁块就变成了刀斧铲。人们不停地拿一些捡到的铁或旧农具、坏掉的菜刀和剪刀、断掉的火柱等去往铁匠铺，但并不会停留多久，只是将自己的诉求说清楚，便会退出铁匠铺，仿佛，怕自己惊扰了那些铁器的脱胎换骨。
禾苗说，也没见大人们到任何一个实验室2号去参观啊。被我们称为实验室2号的是暖村每家每户的厨房和院子，那里不断上演着食物由生变熟的实验，立冬和春节的糕，端午节的粽子，中元节的面人，中秋节的月饼。因为平日不常做，每次我们的母亲和祖母都怀着忐忑而恐慌的心境，诚心拉开实验序幕。但她们常常失败，不是糕蒸不熟，就是豆子焖糊了，而白面的稀缺和难得，更让她们战战兢兢，总是在心里提前上演发面过程，甚至整夜守在灶台边等。但这样的诚心并没有换来一帆风顺皆大欢喜的成果，她们蒸出来的馒头和面人，不是布满不规则的气泡，就是开盖那刻馒头生气变脸，抽缩一团。特别是当村里有人过世，要祭拜的时候，在一锅抽抽了的馒头面前，她们会汗津津地跪下来，据说，那是鬼气突来的缘故。她们的实验室远不止这些，还有炼油实验，染布实验。在五道庙前，男人们总是说，女人都是些胆小鬼。但他们肯定不知道，女人为什么胆小。她们在春天养蚕，夏天又让母鸡孵小鸡，缝被子，秋天沤酸菜，冬天绣花和搓麻，所有实验予她们都是既令人陶醉，期待，忐忑又害怕的过程，她们不停地通过各种实验，纠正错误的认知，得到准确经验，并获取生命的意义。我的祖母在将一锅糕面变成一锅毫无用处的生面后，生命中的实验时间正式结束，她宣布，从此再不参与任何实验。在暖村，所有老汉汉老婆婆都会经历这样一次走出实验室的过程，这种突至时刻，并未使他们灰心，乃至看起来他们轻松极了。
此时，实验室10号的我们，不得不忍受身后大人们意味深长的目光，并努力将自己拉回到这场新鲜的实验中，等待毕老师点火，期望毕老师带着我们走向成功的阶梯，又怕他一不留神，让失败提前蒙上我们的双眼。他先点着秸秆，再点燃烂木头，足足用了一个钟头，浓烟才从石头中间冒出来。第二天，浓烟变成了青烟，第三天早上，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一大团闪烁的烈焰，不是通常见到的橘黄色，而是无色的，就像有什么东西，把空气点着了，只要站远一点，就能看见那团无色的烈焰，在空中抖擞，不久，我们的脸就变得通红，那是被看不见的烈焰烘烤的结果。虽然毕老师说最少七八天才能烧好石头，但并不妨碍我们一有空就守在实验场。所有鸟雀经过时都会惊叫着飞走，蚂蚁苍蝇和蜜蜂更是无影无踪，想来，它们也跟我们一样，根本看不见火焰的存在，却能准确感知到危险和死亡的威力。夜里，我梦见身后有一团火焰赶着我跑，刚开始只是一滴雨大小，在地上不停滚动，越滚越大，后来就跟我一样大了。我鼻息里灌满浓烟，那是火焰滚过落叶和枯草将它们点着的气味，它离我越来越近，热烘烘地炙烤着我的后背，我高声呼叫祖母。醒来发觉满窑洞的烟雾，我祖母正打开门，用笤帚狠命地拍打着褥子。原来是炕火太旺，把她身下的褥子点着了。
白火焰吸引着全村人的目光，他们对这次实验半信半疑。据说，石头经过火的炙烤，会烧成石灰。石灰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烧好的石灰要做什么？大家也不知道。但也不用过多久，有人自是会问询毕老师，也有人会在外出的时候向镇子上的人打听。于是，我们知道了石灰是让房子变白的物质，但如何变白，大家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场反常的、令人期待的实验，让暖村的人们开始怀疑它的真假，乃至有人还说毕老师带着一群娃娃瞎闹呢。
也是，比起剃头匠占槐大爷的实验室3号，这种陌生而毫无把握的实验，确实太过冒险。每年二月二，占槐大爷都会拿两张凳子出来，一张对着街门摆好，另一张上放他的剃刀包和洋布围裙，地上的脸盆里舀了两葫芦瓢水，旁边石头上是新买的胰子，他像菩萨般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人们来。第一个出现的，肯定是戴着毡帽的老人，他拥有六七十年生活经验的底气，看起来勇敢而睿智，剃刀锋利的声音像风雨雷暴，倾盆而下，却兀自不动。这样有把握又令人们接受的实验，占槐大爷和受试者都极为享受。不久，小孩被大人领着前来“斩贼毛”。据说小孩魂符低，不仅能看到大人们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还会在长大过程中，不停被一些隐秘事物吸引而变得越来越大胆，这种勾引其中之一就是对他者之物的贪欲，所以，为了不使他长大后走了歪路，就需要在每年二月二这天，将他的帽子摘下，头发剃掉，让早春凛冽的寒风，吹着他的光头，让他能提早清醒明白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这场实验因为拒绝我们小闺女参与而可疑，我们只能作为看客，站在占槐大爷家的街门外面，看着一个又一个发青的光头从门里出来，得意洋洋，仿佛他是那个最成功的受试者。也有人并不愿意充当受试者，因他刚刚出世，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只能用哇哇的哭声来抗拒占槐大爷的剃刀，可惜，他只能坚持不到一袋烟工夫，等胎毛剃尽，很快就遗忘自己对剃刀的不满，乃至在其后年月，要不断接受剃刀的降临，清除他的毛发同时也清除他的抵抗。暖村所有人都认为，村里从未出过偷盗等事，得益于占槐大爷的实验，是他不惜代价为那些初生和尚长的小子们一年年清斩着不洁的毛发，让他们平安有德地长大，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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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部分，全文载于《山西文学》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