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老师在读《故事会》。那是一本在好多人手上传来传去的杂志，每隔几天，丁老师会从中挑选一些故事，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我每次都竖起耳朵听，一句话都不想漏掉，却没听懂或记住哪怕一个故事。对于我来说，那些故事是一群飞鸟，我只看到它们在地上匆匆掠过的影子。我能够捕捉到的，是丁老师生动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腔调。她的普通话很好听，像村前那条淙淙流淌的小河，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远处荒草丛生的艽野。她读得很投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扫一下她的学生们，同学们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里时而会心地微笑，时而惊呼或者唏嘘，而我，却总是游离于外，对故事里的一切无动于衷。
丁老师是公办教师，也是这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她是在我念三年级的时候调来的，跟着来的还有她上一年级的女儿。她上课时喜欢提问，每堂课必提，几乎把所有的学生都提问一遍，但不知何故从来不提问我。有一次，我恍惚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怯怯地站起来，把她吓了一跳，然后她就说提问的不是我，而是德迎。你坐下吧！丁老师说完又笑着补了一句：以后，我们就叫你“二德迎”吧。我听出来了，她是在玩笑，言下之意，我是第二个德迎，德迎的替补。大家都笑了，我低下头，紧张地思索该不该笑。
二舅回来了，母亲很高兴。二舅自幼聪颖好学，书念得很好，只可惜命运不济，念完高中那年，高考取消了，上大学功亏一篑。二舅很无奈，二舅的老师也替他惋惜，对我的姥姥说：可惜了成斗（二舅名字）那一手好字！为了谋生，二舅穿着向我父亲借来的一件棉大衣闯了东北。那年月，有文化的人很少，二舅在东北，凭着能写会算，很快就当上村书记，后来又当了公社干部，还办起了规模很大的人参种植场。
二舅看见我，说长这么大了。我仰起头看他，感觉嗓子眼里有一句话，被什么东西堵住，就是拱出不来，就低下头，去看他脚上那双锃亮的皮鞋。话题于是转移到我身上。我听见母亲对二舅说：老二腼腆，又笨，什么农活也不会，你快把他带走吧。二舅摇了摇头，郑重其事地说：如果一个孩子，打小干农活就带样，推车、刨地、割麦子，干什么像什么，长大了肯定当一辈子庄户人；不会干农活不要紧，条条大道通罗马，现在国家恢复高考了，好好念书，将来考上学，就能吃上公家饭。母亲说：吃上公家饭，那可能吗？那得多么厚的耳垂啊……那一刻，我感觉脸上有一股热流，迅速涌向两边耳根。
念完三年级，老师公布了三个留级生，其中包括我。那时候留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岁数太小的，一种是脑子太笨不开窍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过年了，父亲给孩子分压岁钱，哥哥姐姐乐滋滋地接受了，唯独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发现他们领的是五角，而我的却是两角，就用噘嘴和沉默表示抗议。父亲笑了，又加了一张，以示让步。我仍不接受，因为增加的一张还是两角。直到父亲板起脸，威胁说再不收起来就全部收回，我才在母亲的劝说下，很不情愿地将它们揣起来。
那两张绿纸钞装在我裤兜里，后来被夹到一本书里。它们在我心里没有位置。因为我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它们更有分量的钞票。等到开春，我去赶集，把它们分别换成了杏和桃，一个人吃不了，剩下的用衣兜装回了家。
第二个三年级，对于我来说依旧是陌生的，像没有月亮的夜晚，满眼是浓稠的黑。
有一天，班里来了个新同学，和我同桌。他叫韩邦军，从城里转学来的，父母在水库管理所工作。水库管理所在北岭山后的后崮，离学校三里路。
韩邦军最让我讶异的，是他有崭新漂亮的书包和铅笔盒。他的书包是军绿色的，中间一个红五星，熠熠生光，很帅气；铅笔盒是乳白色的，是一种软软的塑料，上面印着好看的图案，关的时候咔哒一声，被磁铁牢牢吸住。相比之下，我的铁皮铅笔盒和花布书包就太土气了，和韩邦军的放在一起，连它们自己都气馁，像两块局促不安的破补丁。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类似羞愧的感觉。那种感觉咬噬着我，心里的快乐就像蚕匾里的桑叶，一点一点地被蚕宝宝吃掉。
中午，本村的学生回家吃午饭，韩邦军不回家，他在教室里吃自己带的饭。我看见他拿出一个长方形的饭盒，漫不经心地打开，里面是他的妈妈备好的盒饭。我从没见过那种长方形的饭盒，在那之前，我只见过张着圆口的碗。里面的食物我也没见过，几只蛋饺，整齐地排列在饭盒里，精致得像一窝可爱的雏鸟。
村头岔路口是我和韩邦军分手的地方，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从那里回家，他则拐上一条通向后崮的路。每次我看着他消失在那条小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和失落。
韩邦军秀气得有点像女孩子，鼻梁上有几粒细小的雀斑，说话细声细气，爱笑。他喜欢和我玩，经常用他的见闻跟我做交换。但我总是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什么。他是城里长大的，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不爱搭理我。和他在一起，我感觉我的自信在一点点丢失，像秋天的树叶，一天比一天少一些。
他的午饭每天都在变换花样，也每天都在提醒我和他的不一样。有一次他邀请我一起吃，我摇摇头，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觉得那是有失尊严的事。但我的食欲从此开始疏远我，吃饭磨磨蹭蹭，总是母亲叫了很多遍才去。早晨起床后，我经常以上学要迟到为由空着肚子就往外走，任凭母亲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数落，我头也不回。我的食欲，只在过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的时候才会回来一些。可那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一年后，韩邦军转学走了，跟着他的父母回了城里。那一段时间我怅然若失，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人带走了。
水库管理所定期放露天电影。在那些充满期待的黄昏，哥哥和那些大孩子结伴去后崮看电影，我是他们甩不掉的小尾巴。
夜幕降临，水库管理所前的空地上人头攒动，在放映机咔咔转动的声音里，我仰着头，看见一道亮光飞过头顶，在幕布上变幻出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人物，喜欢得快要喊出来。散场回家的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形象。我想起韩邦军说过，在城里他们也看电影，不过他们不是在室外，而是坐在电影院里，心里的羡慕就在夜色里滋长。
转过年，我又有了新同桌。他叫石磊，也是从城里转来的。爸爸是管区书记，从县里下派驻村，妈妈在村供销社当经理。石磊的妈妈姓严，大人们都叫她“老严”，和蔼近人，平时见人笑嘻嘻的，教育孩子却特别严。她有两个孩子，除了虎头虎脑的石磊，还有个女儿在城里念中学，姐弟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大人们说，看看人家城里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又聪明又洋气——在那个年代，洋气是一个夸人的词，和漂亮基本同义；洋气的反义词是土气，这两个词的区别，就是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的区别。
石磊经常找我玩，我们一起去山上，去河里，去野外。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一块皱巴巴的卫生纸，上面沾染的血迹让我惊慌失措，连忙叫石磊来看。石磊却很镇静，轻蔑地一笑，说你真笨啊，这是女人用的。见我还愣怔，他也懒得解释，叹了口气说，其实当女人挺没意思的。
我羡慕石磊脑瓜里装了许多知识，他比韩邦军懂的更多。比《十万个为什么》还多。从他们身上，我隐约感到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差别——好比两种鸟，一种会飞，一种不会飞。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和他们在一起，心情像是在天上的云彩里飞。
一年之后，石磊也转回城里。我又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失落。失去了最好的玩伴，我从此变得郁郁寡欢。
我从此变得更不爱说话，也不愿看到家里的一切。放学回到家里，我不再急着出去玩或剜菜拾草。我觉得那些事情已变得没有意义，毫无乐趣。我常常孤自呆坐，陷入遐想。这时候总有一两只鸡歪着头，好奇地看我，似乎要看穿我的心事。我有时被看得心烦，就顺手抄起手边的什么东西气急败坏地扔过去。还有猪圈里的猪，动不动哼哼唧唧，叫得我心烦意乱。
这些身边的物事总是让我厌烦。我开始特立独行，并且渐渐萌生了一个隐秘的意念。
母亲数落我，嫌我懒，她总是说，看看人家孩子多勤快，都能帮家里做事了。父亲训斥我，说我把眼皮当成了大褂子，都快包住脚了。但他越说，我的眼皮耷拉得越长，几乎包住了我自己。这让我隔开了外界的嘈杂，也保护心里的意念不被干扰。
我和哥哥姐姐之间也生了嫌隙，常常为一两句话而大动干戈。我像一个炮仗，一点就着。有一次，我和姐姐口角，我一气之下就动了手，姐姐哭了，哥哥把我拉开，结果我更来气了，歇斯底里地哭喊，指责他拉偏架。我被自己的怒气彻底点燃，火冒三丈，从锅屋烧到堂屋，翻出哥哥的初中毕业证，当场就撕成两半。哥哥用委屈的眼神看向父亲，埋怨父亲惯着我。父亲也生气了，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两脚。一脚比一脚重，每一脚都踹得我心碎。我心里的火仍在烧，像失控的火车头。我决定用离家出走抗议。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他们懊悔，而懊悔就是最好的惩罚。
我走出村子时，天色已经黑透。一些恐怖的事物开始出动。我害怕夜里的黑，害怕村里大口井的深，害怕那些狗的狂吠，害怕那些风一吹就动的暗影。路过管区的围墙时，我突然想起那里两年前停过尸，死者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死于某种不治之症（按照本地风俗，未成年去世后不能进家门，要在外停尸数日），不由心惊胆战，汗毛奓开。我被粗犷的夜色裹挟着，战战兢兢，进退两难。委屈怂恿我到远处去，越远越好；怨恨也鼓动我大胆往前走，不要回头；而越来越沉的恐惧，却死死地拖住我的脚步。我在一个草垛旁蹲下来，后悔也跟着我蹲下来。我一直蹲着，听着自己的心跳和喘息，听着周边似有若无的响动，黑夜里出动的事物越来越多，许多关于鬼和狼的故事也开始浮现。最后，直到腿脚发麻，心里的火熄灭，我被内心深处那个意念劝回了家。夜深了，我偷偷踅回家，在大门口遇见焦急的母亲，她担心我出事，已经出去找了好几趟。
从那以后，父母不再怎么管我，哥哥姐姐也都让着我。在他们眼里，我变得更沉默了，似乎也变得乖巧懂事了。
孤独让我变得忧伤。我有时想起韩邦军，想起他漂亮的书包和铅笔盒，想起他装着蛋饺的长方形饭盒。我有时想起石磊，好奇他脑子里何以装了那么多新奇的东西，而且，他每次都考第一，他的妈妈还那么严格地管束他。入夜，繁星满天，东面的夜空总是有一团熹微的光，那是几十里外的城市之光。我有时对着那团亮光，想象韩邦军和石磊他们正在做什么，经常在心里想，我们拥有相同的白天和夜晚，却彼此经历着不同的生活。这种想象的过程是一种自由的飞翔，着地之后，我总是想起二舅的话，那些像蒲公英一样飘在风里的话，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内心的意念更坚定了：我要好好念书。我捧起了书，像捧起一对洁白的翅膀，也捧起翅膀上的一片灯光或月光。
我屏气凝神，用心辨认那些黑压压的蚂蚁爪子，辨别它们的指向、区别和含义。课堂上，我全神贯注地听讲，意念屏蔽了窗外的蛙声、蝉鸣和鸟鸣。农忙时节，我手握农具，心思却沉浸在书的世界里。读不懂的地方，我用笔反复标注；记不住的地方，我把书页折叠起来。我用心地读着，直到把板正的课本翻成“烂狗肉”，直到把每天的时间读得越来越短，直到从那些黑蚂蚁的阵列里读出美景和诗意。
那时候，老师们总是用诸如“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励志故事激励学生，我没有古人那般发奋，却也用行动赋予这些成语以新解：悬梁刺股——上课瞌睡的时候使劲掐自己大腿；囊萤映雪——在皎洁如雪的月光下捧书夜读；凿壁偷光——深夜等家人都睡下后，偷偷点上煤油灯看书；闻鸡起舞——听到鸡叫，先不起床，捂着被子再看会儿书……
我在漆黑的夜里走路，一道光透了进来。我隐隐约约觉得，前方还有更大的光亮等着我。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再在意书包和铅笔盒的土和旧，也不再挑剔一日三餐可口与否。
丁老师的故事还在继续。我的想象力开始在那些故事里翱翔。
放寒假，我居然捧回一张“三好学生”奖状，父亲很高兴，亲手把它贴到了墙上。我感觉所有人都对我刮目相看，包括一些我不认识的人。
念完五年级，我以第四名的成绩升入了初中。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不简单，七个村子、五十多个学生呢。
中考，我以高分考进了县一中。再后来，我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人到中年，回望来路，我从农村进城上学、工作、生活，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三十多年来，我像一只鸟，在陌生的城市筑巢、栖居，成就自己并哺育后代，是飞翔让我拥有了更其辽阔的天空。
而我扇动翅膀的最初的力量，正源于童年时代对那些城市之光的向往。
【作者简介：张行方，山东日照人，现居烟台。作品见于《散文》《中国校园文学》《山东文学》《鸭绿江》《北方文学》《胶东文学》《青岛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曾获第五届刘勰散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