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仍令我时时忆念。不仅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更由于它留存着历史转折关头特殊的印痕。
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家，次年当了民办教师。1975年，我曾有过一次接近大学校门的机会。当时招生采取组织推荐的方式，我们公社有6个人被推荐到县里，后来3人上了大学或中专，我和另外两人落选了。公社特地召集我们开会，一位领导先讲了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正确对待组织决定，然后宣布录取名单。因为推荐名额多于录取名额，总要有人被刷下来，没有录取也属正常。但不久便有一些传言，说我被淘汰的原因是祖父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曾做过保长。于是从年少气盛一下子到失望加上自卑，落差太大。有一段时间，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当然，对上大学是不敢再有什么奢望了。1976年，继续实行推荐制，自然与我不再有缘(大队和公社对我不薄，上一年已经给过我机会)。
转眼之间到了1977年。整个暑假期间，没有大学招生信息。——明知自己无望，毕竟还是关心这件事的。若干年后才知道，当年7月教育部已经开过高校招生会议，仍实行推荐制，文件也已经发到省一级;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立即召开教育科技工作座谈会，听取意见，果断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终于到了秋天，来自县城里的下乡知青开始传内部消息，说大学招生要统一考试了，对此我是将信将疑;10月2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决定以“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此时我心中重新燃起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有一天，公社广播中传来了报名通知。我觉得报中专如果考不上，太没面子，索性就报考大学;因为当时任民办教师教的主要是语文，所以报了文科的中文专业。鉴于报名的人实在太多，所以采取预选办法。预选由县里组织，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作文题目是《祖国处处有雷锋》。11月底，听到广播中反复播报初试入围考生名单，于是赶紧到公社办理复试报名手续，记得交了五毛钱报名费、一张照片。
距12月中旬考试还有十多天，海宁中学免费组织考生复习。我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假，每天早出晚归，骑自行车往返十多公里去长安听课，中午在海中一位亲戚处用餐。为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很认真，有语文的陆秉仁、高善骥老师，政治的徐凤楼老师和历史的江升阶老师等人。听课人数最多的是宦沂老师上的数学课，教室里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有一次我迟到了，只得与一群人站在教室外的一根横放着的大木头上踮起脚尖旁听。
复试由省里统一命题，考试时间安排两天，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四门。我在西片海宁中学考点参加考试(东片还有海宁一中等考点)，考试时紧张而兴奋，大多数题目都答了，但没有把握。语文试卷内容包括成语解释、病句修改、修辞手法运用、毛主席诗词赏析、文言文寓言故事阅读等，作文题目是《路》，这门科目自我感觉好一些。
考试成绩没有公布，只通知入围者参加体检和填写政审表。得益于还算不错的高中阶段语文、数学基础，还有三年半任教初中语文“教学相长”的积累，再加临考前的复习提高，我有幸入围，进入体检、政审环节。
正式入学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2月底，接到了浙江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按照规定，需要办理粮油关系、户口迁移及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我先从家里挑了几十斤稻谷上缴粮站，粮站出具了证明(因为生产队里已经把口粮发至5月份，而报到学校后将吃“皇粮”，由国家发给粮票，所以须把两个多月的口粮交回);然后到供销社办理购货证注销手续(购货证用于购买肥皂、火柴等各种日用品，按人头核定数量，现在需要减去本人份额);最后凭粮站和供销社的相关证明和入学通知书到公社办理行政户口迁移手续。另外，团组织关系转出需经过大队团支部、公社团委逐级开具证明，然后到团县委开具介绍信。3月7日、8日两天为报到时间，6号下午父亲帮我把箱子等行李挑到长安镇，我在录取在同校同中文专业的一位新同学家里借住一宿，7日早上结伴从长安镇火车站出发，经过八个小时左右的一路西行，下午到达金华，与来自各地的同学们一起，登上学校前来迎接的大卡车，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
这一年，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浙江省有5346名考生被高校录取。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包括1966年至1977年前后11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少量初中毕业生)，27.3万人被录取。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毕业以后，我不忘初心，直至退休始终坚守在中学教学教育岗位上，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用心尽力。虽未能像同届的许多杰出人才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但也算回报了时代和社会赐予的厚爱。因此，几十年来，我对高考常怀感恩之心，使我的人生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