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幼读书时成绩较好，但有点清高、自傲，初二时反感有人打小报告、觉得班主任老师偏听偏信，与之闹别扭，被免掉学习委员;高中时因与数学老师顶撞，赌气专攻文科。由此对教师这个职业不理解，没兴趣。
可是，一个偶然机会，把我“逼上梁山”，当了“孩子王”。后来，又碰到一次、再次巧合，或曰机遇，使我一生中三次涉足教育领域。
01
我高中毕业那年，恰遇“文革”爆发，大学停招，学校停摆，于是回乡当了农民。
大约在1970年，我的母校——萧县中学，有两位老师Zh和L，奉命下到我家所在的小集镇上，在小学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初中班，称为“伸腿办学”，一个负责教所有的文科课程，另一个负责教所有的理科即数理化。但当时的政策说变就变，到了1971年，他们两个又被上级召回原来的学校，而吴庄初中则由当地政府负责继续办，称为“戴帽中学”。老师走了，剩下一个班的学生像无头的蚂蚱，不知如何是好，这可急坏了公社干部和学校校长，于是校长、及曾经教过我的项老师(时任教导主任)登门做工作，让我接下这个摊子，在许多人的好说歹劝下，我走上了讲台，成了一名“戴帽初中”的民办教师。
我承担的是初中班的语文、音乐、英语三门课程，当时还有劳动课。语文是我的强项，六六届的高中生教教初中的语文，当不在话下，熟悉一下教学大纲，向其他老师请教一下程序、注意事项之类，就上了讲台，除了第一节课略有些紧张外，慢慢就适应和得心应手了。农村学校的音乐课，学校期望值和学生的要求都不高，凭我当时的那点乐理知识也能应付下来。但是，对于英语，我自己仅仅在高中学过两年多“哑巴英语”(会写、口语差，不大敢开口)，更莫谈“伦敦音”，确实担心教不好。可在当时那个农村学校里，已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教好教坏甚至教对教错，无人知晓，无人评价。但既然身为人师，就决不能误人子弟，因此，我对于英语备课最为认真，生怕出任何差错。幸好，我教了一个学期就因故离开了学校，这是后话。要不然，真不知道这门英语课该如何继续应对下去。
我当老师不喜欢那种整天扒在桌子上、貌似用功，但实际上不怎么开窍的学生，却不怕那些有些顽皮、但头脑聪颖的孩子，这样的学生大都接受能力强，一旦知道用功，就会是颗好苗子，用这一标准观察人，往往应验的多。
当时的民办教师，除了记工分以外，每月仅有10多元钱的补助算是工资。但随着教学实践，我从不太喜欢当教师，到慢慢喜欢上教书育人的生涯，体会到了教师职业的重要与神圣。
站上三尺讲台，手持粉笔，给莘莘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确实是一种乐趣，想到“那块黑板上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是足以令人陶醉的。教师如同园丁，能给树苗修枝打杈，能给花儿施肥浇水，能看到学生们健康成长，就会忘却一切辛苦与疲劳，感到无比慰藉和满足。所以有较长一段时间，离开三尺讲台还真是很有些留恋的。(注1)
而且，从事过教师工作，再干别的事情，会时时想到正身端行，为人表率，想到勤奋向上，永不懈怠，这是终身受益之处。所以，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那支歌中所唱的，“才知道那支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我总会怦然心动，感慨系之。
02
1972年初(注2)，又一个偶然机会我被推荐到宿县地区去上了大学。号称大学，却既不是“文革”期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学制二年或三年，后称大普)，也不是1977年后全国恢复高考的正式大学本科生(大本)。而是“文革”期间，安徽省军管会领导提议创办的“五七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明确是社来社去，还通知要自带“毛选”四卷和优良品种、劳动工具。这让我当年很是纠结，去还是不去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抱着“多学点知识总没坏处”的想法，我克服家庭困难，第一次离开家乡，进入该校的教育系中文专业。毕业分配时，分配方案并没有像招生时所说的一律“社来社去”，但也不是全部分配，而是以县为单位，按照学生40%的比例择优分配，去向是回本县担任中、小学教师。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又有担任过初中教师的实践“垫底”，实习期间也表现得很出色，而且在学校入了党(300名学生发展了两名)，因此分配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去向，却有着一番颇有趣味的波折。一开始，学校工宣队长(注3)说，准备把我分配到宿县地区泗州戏剧团，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让我去剧团?到剧团去干什么?去了又能干点什么?百思不得其解。但同时又觉得到剧团去倒也新鲜有趣，心中既兴奋又不乏担心。但到最终分配时，事情又有反转。校党委决定让我留校，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字工作，这倒颇有点戏剧性。
我留校之后，形势大变，学校由“五七大学”改为了农校，教育系、卫生系不再招生，学校领导层、政工干部及教育系、卫生系的教师，被大量疏散和调离，该校设在固镇县任桥分校的涉农诸系科，如农学、植保、果林、牧医等系的老师调回了校本部。
我先是在政工组，后来定在党委办公室。几年之中，因为是年轻教师，所以经常被派去参加一些临时性工作、中心工作，如参加过两次招生;到泗县长沟搞了一年社教;还参加过地区组织的评《水浒》研讨班等。当时尚未到而立之年，朝气蓬勃，每天都有着旺盛的精力，但却无一项专业可供钻研，仅给学生开过一次有关《水浒传》的讲座，空叹大好时光白白流逝。
1974年暑期，上级给我们学校50名指标，招收一个畜牧兽医班，生源来自宿县、阜阳、滁县、六安四个地区，我当时负责在宿县地区招生。学生有的是毕业多年的农村青年，有的是刚刚毕业的应届高中生，其突出特点是，50人中有18位上海下放到安徽的知识青年。可见，当时的乡村干部和贫下中农，还是很同情这些远离家乡和父母的“上海蛮子”，推荐他们上学，以便其早点跳出农门，有个好的归宿。当时学校虽然萎缩了，但教职工尚有二三百人，而学生仅有一个班，所以在他们两年的读书生涯中，不一定能把老师们认全，但教职工们却几乎能够认识他们班每一个学生。
1975年暑期，学校全面恢复招生，农学、植保、牧医、果林均有招生指标，不过仍然是“社来社去”，与上一年招收的学生比，属于“一校两制”。这一年，我负责到濉溪县招生(该县当时属宿县地区，尚未划给淮北市)，不过，这届学生毕业后，随着政策的松动与变化，他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了正式工作，这倒是始料不及的，值得庆贺。
我本人因参加地区的一些中心工作，被认为文章写得不错，地委办公室秘书倪漫江(原名倪要修)向组织推荐，我于1976年调到地委组织部，一年后又因上级部门需要充实文字秘书，被调到省级部门，离开了教育系统。
03
调到省城后，我先后从事过组织、监察、纪检工作，还曾到县里挂职、到省辖市任职。
转眼二十多年，弹指一挥。到了本世纪初年，我从黄山市又调回省城，在省委的一个部委担任副职，该单位受省委委托，代管省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据悉解放初，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呼吁成立毛泽东思想学院，是毛泽东同志力主称社会主义学院为好。全国的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文革”时期均被迫撤销。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与全国各地的社院一样，于20世纪90年代恢复重建，系安徽统战系统的一个正厅级事业单位，负责培训我省民主党派干部、无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全省统战系统的干部。因当时安徽社院恢复不久，领导班子尚未正式成立，仅有一位省级领导兼任院长，部里分工由我直接分管。其时，该学院面临的突出任务，是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我与五个处室的负责同志，带领全体教职员工于2001年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突出重点抓培训。二是以教学为中心抓师资队伍建设。三是围绕教学搞好科研。四是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五是搞好对外经营接待工作。六是制定制度强化内部管理。这里不想多花笔墨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五月，中央统战部在我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全国第三期民主党派骨干培训班”，这是安徽省社院成立以来接待的级别最高的一次培训班，中央统战部、省委及省委统战部对这期班都非常重视，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刘延东同志，亲自来做动员讲话。承办这样一次高规格的培训班是中央统战部对安徽社院的信任，也是对社院工作和接待能力的一次检验。针对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的61名学员职务层次高、文化素质高、影响面大的特点，除了按照中央统战部的要求安排课程外，我在秦德文部长的领导和指导下亲自组织在皖考察，并就学习期间的日常生活、娱乐等都做了精心细致的安排。从而较好地完成了这次培训班的保障任务。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及培训班学员都非常满意，专门写来感谢信，并对社院教职工爱岗敬业、高度负责的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肯定，多次表扬和鼓励。中央社院还专门发了一期通讯予以赞扬 。
另一件重要事宜，就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同志，到安徽社院视察，看望社院全体教职员工。并要求提高社院内部的文化氛围。根据他的指示，我请来了我省著名画家郭公达、李碧霞、薛志耘等，为社院作画若干幅，将大小会议室布置一新。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社院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一批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一定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年后，我调任到其他岗位。回想自己分管社院的这一年，既是尝试性的，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一年中，和广大教职员工一道，一手抓教学培训，一手抓完善制度和硬件设施，内容丰富多彩，实践证明卓有成效。而且在工作中，与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此生三次从教经历，第一次担任的是中学教师，但身份是民办的;第二次留校当“大学”教师，且号称“新生事物”，但并非正规大学，我本人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第三次是分管省社会主义学院，因学院党组、行政领导班子均未组建好，由省级领导兼任院长，我既不是党组书记，也不是院长或副院长，无名无分，但却由我实际负责，向全院负责，向部长负责。尽管如此，一年之中，我至始至终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为的是“不辱使命”。
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能亲身做过“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此生足矣。
不过，至今为止，“人可以改变命运”和“人受命运主宰”，这两个命题，常常在我脑子里打架，让我很是恍惚。
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三次“机遇”，无不是组织上给予的。
仅以此文献给教师节，并向各级各类学校的园丁们致敬。
(注1)这段经历，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半载为师也堪豪》，发表在1999年11月27日的《黄山日报》上，以表达当时的心情。
(注2)当时是春季招生。
(注3)当时提倡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学校有产业工人进驻，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