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到大填籍贯，总是会写“四川成都”。其实我的出生地是贵阳，而我父亲籍贯是四川富顺，那我应该填富顺才对，但是为什么从小父亲就告诉我“籍贯一定要填成都”？难道他嫌弃自己的出生地富顺么？这其中的道理，他从来没有跟我讲清楚，是我自己慢慢地琢磨出来的。有时候父亲对儿子的要求，不经意之间，就打上了时代的某种印记。而做儿子的，要很多年之后，才会明白过来。
正是由于父亲的误导，我总以为自己是成都人，有一年，还与系上的一位老师一起去寻访成都九眼桥外沙河堡老宅，竟是一片垃圾瓦砾废物成堆之地，像一个梦，其实一直未能踏上真正的故土。老家人说，目前只剩一个老人可以认得吾家祖坟，再不回去，就没有人引路了。我难以想象祖坟渐湮灭于茫茫野草荒荒丛林之中的情景，于是，这回借着《诗刊》在四川举办了一次颁奖活动，顺便约了表弟开车，与太太一起成全了返乡之愿。从成都到富顺，高速公路三个小时不到，两边绵延起伏的青山碧坡深林，新雨之后，阳光下浓绿如泼、苍翠如裙，如巨幅无尽的青绿山水图卷。从富顺县城往老家赵化镇一路上，也是绿茵茵碧油油的坳田、丘陵、陂塘、河滩……这么好的山水，这么好的老家，我有相见恨晚的甚深悔意。父亲难道没有回来看过？
中餐找了一家老牌的豆花饭店。富顺号称豆花之乡，一吃果然不一样。第一，它的蘸料好，香辣豆瓣很特别。其次，豆花的口感，表弟称为“绵扎”，一种又嫩又紧致、又清甜又回味的感觉，他说只有这里才有的品质，不仅豆好，而且水好。在富顺找餐馆不需要看美团的评分，你就看他的餐馆，如有延伸在外面的座位，露天或搭棚子，一定是最好吃的。有一天表弟带我们吃一家餐馆，坐在棚子里，香辣火锅清炖肚肠配香煎馄饨，吃着吃着大雨滂沱，四周棚水如注，我们仿佛在水帘洞里享受供品。当然也不一定，某一回朋友带我们去一家特别的厨房，一天只做四桌，从来不做多，其野笋羊排、香菇猪蹄、红烧活兔，均极美味。有人说每个人的胃才是最后拂不去的乡愁盘踞之地，然而家乡的美食太晚才征服我那衰老的胃，这些年在上海如何吃东西的，以及我的那些四川学生如何在上海生存下来的，不免令人怀疑人生。
下午表弟就带我们去文庙，富顺一中校史馆的胡云昌老师，早就等在门口了。富顺一中原是富顺女中，我的祖母胡佩玖曾在该校任校长。一个导游，领我们参观这座全国保存得最好之一的文庙。富顺又号称“巴蜀才子之乡”，文风很盛，人才极夥。如明代的晏铎、熊过，近代的刘光第、宋育仁、陈铨、李宗吾等。文庙高大的红墙上有“数仞宫墙”四个擘窠大字，这个成语源自《论语·子张》中的“夫子之墙数仞”，后来被用来形容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尽管其他地方的文庙也有此语，但富顺文庙的解说员正解为：“皇宫的墙高一仞，孔门比皇门更为高大”，还是令人精神一振。参观时，有一种不仅来自乡缘而且来自学缘的自豪感——毕竟令人联想到乡贤刘光第灵柩归乡，乡人不顾清廷严令，几乎家家披麻戴孝，举行浩大悼念活动数日；也令人联想到，甲午战后，乡贤宋育仁利用其暂代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机会，曾假以朝廷密诏，与外人密谋筹款购买五艘英制军舰，组织一支由两千澳大利亚水兵组成的海上突击雇佣军，试图万里奔袭日本（其有《借筹记》述其事），——“道高于势”的古义落实为近代英雄的血性与奇计。然而颇令人费解的是，在文庙的崇圣殿顶上的亭塔式宝鼎内，前些年居然发现一尊阳具毕现的裸体人像，十分诡异，莫非体现了蜀学的现代性？即：一方面有身心性命经世致用之人物，另一方面也有如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这样的反儒学？甚至吴虞这样“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学术界把这样的现象看作是儒学传统的自我清洗，中国传统思想显示了自己新新不已的活力，蜀学其实最具特色。
校史馆的胡老师带我们参观富顺一中。明年，一中将迎来建校百年的校庆。校史馆的墙上把奶奶的名字写错了，在任年代也不清楚，我此番来访恰也作了一回订正。我是从父亲的传记和三叔的口述才知道奶奶的故事的。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病过世，1942年至1945年，奶奶为了躲避霍乱与日本军机轰炸，孤身携带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从成都来到富顺，一开始教国文，原校长病故后，1944年奶奶接任校长。一开始甚有阻力，但她聘用了当年四川大学一些年轻有为的毕业生，端正校风，力学向上，治校颇见真章。在任期间最大的事情，就是带领全体师生员工，完成了从千佛岩到西湖边的迁校大工程。我有诗句云：“千佛岩边罗汉在，应知学子诵琅琅？”
然而奶奶其实只是我父亲的继母。她是四川大学的校花，我祖父是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在学生活动中经族人介绍，与奶奶相互结识而自由恋爱，英雄爱美人，遂一纸休书，结束原先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的发妻王氏回到乡下。可怜我父亲当时才是个懵懂的小学生，一开始他记恨这个赶走了生母的继母，事事躲避着她。然而，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磨合，费了不少心血，赔了不少眼泪，渐渐地，我父亲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终于被这个“秀外慧中，气质不凡，光彩照人的女大学生”继母所彻底俘虏了。他在传记中写道：
如果我妈像一般的后娘，也可以不管我，让我成为一个无人过问的孤儿，因为11岁的人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或者返乡务农，贫贱一生，在此决定人生命运的关头，我妈表现出确非平常女子之所为，她学的是中国文学系，是四川大学第一季毕业生，由于饱读诗书，满怀传统美德，决心把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儿女都抚育成人，以慰父亲在天之灵。后来听说有的人劝过她改嫁，有的人追求过她，但她都不屑一顾，顾的是这一堆儿女。总之在整个学生时代我都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而她越来越是我崇拜的偶像。她是一个充满精神魅力的人，我一生都敬重她。她可以算是一个奇女子，在现实中很少见，只在古代的传奇小说中见过这样理想化的可敬可爱的女奇人。
那么，我的那位可怜的亲奶奶呢，小时候对她稍有印象，瘦瘦小小，永远戴着一个黑头巾，说话小声小气的。我父亲虽然也十分想念他这个生母，但五十年代阶级斗争的时代氛围下，王氏奶奶出身不好（因为服侍婆婆而被顶替戴上“地主”帽子），父亲在省委机关工作，彼时运动不断，非但不敢把她接到身边，连王氏奶奶短期来住，也要遭清理回乡。富顺老家，成为一个要摆脱的不光彩印记。七十年代的某一年，忽然一个电话打给我母亲的单位，来自贵阳火车站派出所，说有一个老人病亡于车上，身上找到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牛皮信封，信封下角有父亲的签名。我父亲那时在黔东南修铁路。母亲在火车站站台的一个角落里，看见躺在木板上的王氏奶奶。她是孤身一人来看儿子。母亲将她火化后安葬于贵阳郊区的一座山上。
在八十九岁的易家表叔引领下，穿松林、绕坳塘，走田埂，竟然在河沟子山腰一片粗壮高大的竹林渐渐半包围半侵占之中，终于找到了易家老祖的坟。看这个样子，再不整治，可能几年后坟墓不保。我电话里问得三叔的意见，却是“顺其自然”。理由是，后代们都不一定会去了。
是的，现在提倡树葬，跟竹林融成一片，也未尝不好。后代已经没有风水的观念，包括可怜的王氏奶奶那座坟，后代都不一定会去看了。
暮色中的河沟子山脚，看得见一段缓缓流动的沱江。岁月流波，流不去的是关于亲人的记忆。好在，对于老家的土地，我毕竟看见了，到过了，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