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几个领袖人物的姓氏和一支人民军队紧紧连在一起，非常响亮：朱毛红军，刘邓大军，贺关一体。他们成为一支军队的独特标识和耀眼旗帜，是一个武装集团的灵魂人物和精神象征。“贺关一体”是指贺龙和关向应，从1932年春天开始，贺龙当军长，关向应当军政委，贺龙当方面军司令，关向应当方面军政委，贺龙当120师师长，关向应就当120师政委，亲密合作，团结共事，长达15年，是“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
壹
1932年初，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乌云密布，寒风刺骨。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正在洪湖瞿家湾举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政治报告中说，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引起绝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批评，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会议进行到第4天，30来岁、刚从监狱出来、虚弱瘦削的党中央代表关向应，长途奔波来到瞿家湾。下船伊始，他就匆忙走进会场，照本宣科的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迅速扭偏了大会的方向，无疑是对夏曦错误路线的有力支持。这种结局，使军事指挥权受到限制的贺龙处境更加艰难。夏曦还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的前途蒙上浓重的阴云。
很快，关向应感觉到“左”的那一套不切合苏区实际，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自己初来乍到，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主观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深感痛心疾首。面对严峻复杂的军事形势，他不得不在贺龙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此时的贺龙，内心也相当纠结痛苦，他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闷烟，心潮翻滚，难以平静。
一天傍晚，朔风怒号，天上飘着雪花。关向应在贺龙的屋子前徘徊了一会，敲响了门。贺龙开门，发现是关向应，忙把他让进屋。关向应刚喊声“贺军长!”就被屋里浓烈的烟味呛得咳嗽起来。
贺龙带着歉意地说：“党代表，下雪了，你还来看我。”
关向应边咳边说：“贺军长，你屋里太闷了，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要得!”
两人踏着薄薄的积雪缓缓地走着。这是两个参加南昌起义的无产阶级战士第一次并肩同行。
两人都不说话。好一会儿，关向应首先打破沉闷：“贺军长，我这几天心里很沉重，也不敢来见你。我不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党代表，你别这么说，我是信任你的。”
“这就好，这就好。”
“你才来，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对党中央的指示，也只是原原本本宣读。那里面没有你的话，我听得出来。”
关向应被贺龙直爽的性格和豁达的胸怀感动了，于是敞开心扉和贺龙边走边谈。他们谈对时局的分析，谈改变现状的想法。原来他俩的想法如此接近。
贺龙兴奋地说：“党代表，我完全赞同你的想法，我们不能总这样拖下去了。你的意见事关重大。”
“贺军长，正因为事关重大，我才要这么做。只要有你和指战员们的支持，我是什么也不怕的。”
在漫天飞雪中，出身南方的孔武将军和来自北方的文弱书生，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由此开启了他们辉煌壮丽的军事生涯和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
第3天，关向应主持已经解散了的红3军军直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会上，关向应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并代表党中央宣布恢复红3军领导机构，贺龙同志继续担任军长。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关向应的发言得到了红军将士的热烈拥护，稳定了红3军的军心，战斗热情高涨。两个多月时间，红3军连战连捷，共歼敌2个旅、2个团、3个营，根据地扩大到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县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师，结束了长达11个月的长征。贺龙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今后我们就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2月初，关向应出任红二方面军政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立即着手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红二方面军也移驻陕西富平地区开展整训。
整训期间，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对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享有崇高威望，这场斗争遭到广大将士的抵制，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贺龙嘴上不说，可心里憋屈。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消极影响，关向应在1937年7月5日写下《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从六个方面说明“二方面军是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成分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他十年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斗争中，留下了光荣的伟大的战绩。”“和其他红军一样，经过历史的判定，是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关向应在文章的结尾，饱含深情地写道：“二方面军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了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的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的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贰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各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苏区的就有10万多人。在湘鄂西苏区，虽然贺龙担任红3军军长，关向应担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兼红3军政委，但夏曦仍把持着湘鄂西中央分局，最后的决定权还在他手里。贺龙、关向应主张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寻找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正确决策遭到夏曦的拒绝。会上争论的结果，夏曦只让贺龙、关向应率5个团出击襄北，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由他掌握。夏曦这一错误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丢失了洪湖根据地，红3军转战7000里，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县境内，人数从出发时的1.5万人减少到9000人左右。
1933年初，在贺龙提议下，夏曦主持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关向应、夏曦参加。贺龙和关向应提出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3军;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停止“肃反”。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苏区的丢失，主要是由于肃反运动搞得不彻底、“改组派”捣乱导致的结果。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但夏曦指责贺龙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夏曦坚决不同意。
肃反早在洪湖苏区就开始了。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了，红3军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在湘鄂边，红军生存面临巨大困难，夏曦却无视这些实际，主要精力仍然用于“肃反”。
一天，贺龙和关向应看到一个奇怪的“犯人”，头蒙青布，脚带镣铐，黑洞洞的一双眼睛怒气冲天，十分恐怖。经过他们面前时，那人声泪俱下地叫道：“军长!政委!”原来是红3军赫赫有名的战将贺炳炎。眼看这个从小就跟自己出生入死的人都被当作“肃反”对象抓起来，贺龙、关向应气冲冲找到夏曦，质问为什么?
夏曦说：“有个改组派说曾请他下馆子吃过一次饭，其实那是开黑会，搞阴谋。”
贺龙怒不可遏，拍着桌子说：“别人怎么说你都相信，如果贺炳炎是反革命，洪湖突围时，他干嘛冒着生命危险率队去救你和3000多名同志?”
关向应也十分激动地说：“夏曦同志，像贺炳炎这样的同志，贺军长是知根知底的，你问问贺军长不就妥了嘛。”
贺龙接着说：“贺炳炎必须放掉，还有红8师政委谷志标，他是我从洪家关带出来的，不是反革命，我打得包票。他们如果是反革命，连我贺龙也一起捆。”
夏曦只得放了贺炳炎和谷志标。
尽管贺龙、关向应多次反对“肃反”扩大化，夏曦还是悍然捕杀了红9师师长段德昌、师参谋长王炳南，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均和一批团营干部，逮捕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
1933年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巴东金果坪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夏曦不顾其他成员的强烈反对，一人拍板，强行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错误决定。从此，红3军中就没有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3个党员。
到了1934年4月，由于红3军已濒临绝境，也由于贺龙、关向应等人不断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红3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变化。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坚决要求结束不停顿的游荡，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经过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人共同努力，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德江县枫香溪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关向应主持，贺龙、夏曦、卢冬生等参加。会议对夏曦“左”倾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了停止肃反、整顿红3军、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创建黔东南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枫香溪会议后，贺龙、关向应迅速恢复了红3军政治部，人民新政权、黔东革命委员会建立，黔东南根据地初具规模，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未能实施，红3军度过了建军以来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全体将士一扫心头的阴霾，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和希望。
1936年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蒲玉隆、7月1日红二军团进抵甘孜甘海子时，朱德分别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会面谈话，把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告诉了他们。
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积极活动，企图拉拢红二、六军团，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对他的用意心知肚明，与张国焘展开了针锋相对地斗争。张国焘向红二、六军团派出工作组，煽动对中央的不满。任弼时、贺龙要求下属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张国焘想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则以“谁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张国焘还准备换掉关向应等几名军团、师政委，遭到坚决抵制未能如愿。贺龙为防止张国焘脸色一变下狠手，便让任弼时、关向应和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藏民楼的二楼，警卫工作由贺龙亲自安排，每位警卫员两支驳壳枪。贺龙后来想起这事，幽默地说：“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在庆祝会师大会上，张国焘准备讲话时，贺龙悄悄对他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果然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关向应得知张国焘搞分裂的阴谋后，旗帜鲜明地说：“朱毛不能分，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关向应在任弼时、贺龙的支持下，下令把张国焘派人散发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小册子收回，当即烧毁。对前来游说的人，关向应亲自出面，跟他们约法三章，只准介绍当地情况，不准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演说，不许说党中央一句坏话。
经过几天的说服和斗争，1936年7月11日，张国焘终于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叁
无论是根据地建设时期、长征路上，还是抗日战场，贺龙和关向应都十分重视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贺龙曾多次说：“我是个大老粗，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什么用?关政委、甘(泗淇)主任，都是知识分子嘛，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呀!”
红三军军、师一级都设有宣传队，经常深入群众中做宣传工作。主要是印刷文告，刷写标语，散发传单，绘制漫画，表演节目，改编民歌等。为适应革命斗争的开展，红军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和用地方小曲演唱的歌谣，深受百姓欢迎。当时流行的有《马桑树儿搭灯台》《红军纪律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发展苏维埃》《门口挂盏灯》《送郎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妇女歌》等。老红军石邦智后来回忆,当年贺龙、关向应带领红3军到了龙山里耶，他听红军宣传员在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才下决心去当红军。
长征路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有针对性地对干部、战士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必胜的信心，向干部战士讲述全国的政治形势，讲党和红军的光荣使命，讲革命征途上有利条件和困难，用部队中英雄模范和革命先烈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增强战胜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在藏族聚居地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对部队及时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有人说，八路军120师有三好：仗打得好，戏演得好，球打得好。贺龙、关向应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一年时间里，收复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首创了在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陈庄歼灭战以“模范歼灭战”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
120师有两支文艺轻骑兵非常受人关注。一支是战斗剧社。这支文艺队伍由红军时期的宣传队演变发展而来。剧社随军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平西、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演了《丰收》《水灾》《黄河三部曲》等一批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1939年9月，贺龙、关向应与聂荣臻共同指挥的陈庄战斗刚在山前打响，120师战斗剧社就在后山搭建简易平台进行演出。仗打了5天，戏也演了5天。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1941年夏，剧社分成战斗话剧队、战斗儿童演剧队、战斗平剧队，独立进行演出活动。同年秋，剧社组成一个战斗游击剧团，自带武器，轻装简从，深入晋中平原敌占区进行“麻雀战”式的文艺宣传活动，受到敌占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一支是战斗篮球队。这是我军成立最早的一支篮球队，镌刻着红色的印记。战斗篮球队在频繁的战斗间隙艰苦锻炼，迅速成长，不但打遍晋西北边区无对手，而且还两次战胜抗日根据地的另一支篮球劲旅——东干队。1942年10月，战斗篮球队应邀到延安进行比赛，获得全胜，朱德授予其上书“球场健儿，沙场勇士”的锦旗一面。毛泽东还接见了战斗篮球队全体队员。
贺龙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你们要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服务，为抗日服务，变敌人后方为抗日前线。我欢迎你们到120师去。我们的战士需要文化人。”当贺龙离开延安时，鲁艺文学系第一期毕业生中，有20多人自愿跟他一起到前线去，其中就有作家何其芳和沙汀。
关向应不但通晓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而且熟知党的文艺方针，有精湛的文艺修养，十分关心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文艺工作，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1940年3月26日至28日，在临县窑头村召开了一次晋西北戏剧工作座谈会，关向应作了讲话，开宗明义地说：我“现在是站在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的立场，发表一点意见。”他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运动要为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我们这里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民和部队战士”“反映现实就得深入现实，不这样很难产生好东西”“共产主义作家应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修养”“在文化建设上好好搞，这是建设晋西北的重要一环”“我们如不能保证团结，就不能顺利成功”等观点，指出当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敌后的总任务是：“大家团结一致拿起艺术武器，动员民众，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他的讲话，解决了晋西北根据地戏剧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和模糊认识，引导晋西北戏剧运动健康发展。座谈会后，战斗剧社改编了《叛变之前》《汾离公路》《一万元》等反映反顽斗争和“四大动员”情况的剧目，反响很好，演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肆
关向应对贺龙非常尊重。他每次谈到贺龙，总是称赞贺老总的高尚品德、豪爽性格、乐观精神。一次，关向应对干部说：“贺老总有四大特点：坚定的阶级立场，对党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和无坚不摧的气概。”关向应还多次对干部说：“贺老总这个人不简单，用一个字可以概括他，那就是一个‘大’字。贺老总看问题从大处着眼，处理问题很大度，大是大非问题，从来不含糊，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贺龙遇事总要征求关向应的意见。他一向认为关向应是部队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支柱。贺龙在谈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的时候，没有一次不强调关向应的作用。1962年，贺龙在跟作家沙汀谈话时，还念念不忘，“关政委在120师整个工作中，作用最大。”
贺龙夫人薛明曾回忆说：“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贺龙总说小关如何如何好;关向应则总说老贺如何如何好，言语几乎一模一样，从来没听到他们说对方一个不字。”
1940年6月，作家萧三随军采访共同指挥晋西北反“扫荡”战斗的贺龙、关向应。采访稿中这样描述：夜深了，值日参谋向贺龙报告某部电话请示。贺龙步出房门大声喊：“向应，来谈谈!”他们走进电话室，商量了几句，贺龙拿起话筒与对方说话。也许听电话人不太懂贺龙的湖南话，关向应接过话筒说下去。关向应向部队吩咐得仔细、具体，如何行动，什么时候行动，在什么地方应注意什么。在旁边的贺龙没有异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贺关配合默契，亲密无间。
关向应在延安养病时，贺龙每次到延安，都要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就给他留下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
贺龙的儿子即将出生，关向应在病床上琢磨着给孩子取名字。他从贺龙和自己都喜欢的一个人——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字，叫作鹏飞。贺龙的儿子出生那天大雨倾盆。得知消息后，贺炳炎等人前去祝贺，心直口快的贺炳炎说，我的儿子是打雷天出生的，叫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天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其他人跟着起哄，说老总的儿子应该有个龙字，小名就叫贺小龙。但关向应总觉得应该叫鹏飞。关向应病逝后，贺龙悲不自胜，对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取得名。”
贺龙儿子出生的当天，关向应便拒绝再吃党中央特供的奶粉，无论护士怎么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他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时年44岁。毛泽东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当天，贺龙正在主持晋绥高级干部会议，噩耗传来，会场一片肃穆。他一个人走出会场，在院子里徘徊，脸色异常阴沉，这样一位战友的离去，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追悼会上，贺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介绍关向应生平事迹的讲话再也讲不下去。为悼念关向应，贺龙写下了血泪交融的祭文《哭向应》：
“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亲手抚养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芸青’。
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你的革命的一生——出身于纯正的无产阶级，参加团参加党，直到成为团、党最完备的一个领导人。你在牢狱中，战场上，艰苦备尝、顽强对敌，从没有计较过个人，你掌握着毛主席的思想与作风，高度的原则，诚挚的精神，严己宽人。
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成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贺龙、关向应是一面旗帜上两个闪亮的名字，如同锤头和镰刀。
注：(本文参考了《贺龙传》《关向应文集》《中华英烈人物故事会——关向应》《中共党史人物传》《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等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