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村里就以产茶为生，九几年到零几年那会儿有一部分年轻人奔往大城市，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到村子里采茶挣生活费，还总有那么两三个外乡男人来村里做临时工。姑娘们上山采茶，做临时工的男人则留在雇佣他们的主人家里炒茶叶。
有两个经常在我们院子里做临时工的男人，一个经常是蓬头垢面，总是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裤子上也是补满了补疤。圆的、方的、正方形的、梯形的各种形状的补疤占据了整条裤子，颜色也是有灰的、深蓝的、浅蓝的几种颜色的布块拼接。脚上永远一双破洞黄胶鞋。看起来和乞丐没什么区别。平时挣的钱都买了酒喝，也没想过买一身像样的衣服。喝点酒就精神恍惚，神经兮兮的。听说是以前处对象，感情受了伤，精神受了刺激。大家都叫他“张娃儿。”
另外一个则和他截然相反，在我记忆中，他总是一身西装革履。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一尘不染，衬衫也板正得扎进裤腰带里。乌黑的偏分头打着定型的摩丝。他身材瘦高地像一枝修长的竹子。这样的装扮一点儿也不像在农村里给别人干杂活儿的，好像是城市里坐在办公室的主管级别的人物。但平时干起活儿来力气却一点也不小。大人们都叫他“李娃儿。”我们几个小孩则礼貌的叫他李叔叔。“李娃儿”和“张娃儿”简直形成鲜明对比。
小时候懵懵懂懂，也曾问过家里人，李叔叔来自哪里，听口音好像离这里有点远。大人们也没细问过，只听到他自己说过来自四川的某个乡里，因家境贫寒，出来讨生活。九几年的时候一路摸索就到了我们这里。爷爷奶奶热心肠，那时见他干活又勤快，人也仗义。于是长期在家里住下，一来二去就和我们一大家子关系越来越亲近。那会儿我只有几岁，他也时常逗我玩，他总是一脸和善的笑容。在采茶繁忙季一过，他就出门打工，每年冬天过年又返回到这里，和我们一大家子吃团年饭。还不忘给我们几个小孩红包。先礼貌性的拒绝，等他硬塞到我包里内心一阵窃喜。
我也疑惑过，他怎么总是过年回到这里，而不回自己的老家，这里也和他没有亲缘关系，那他们老家就没有亲人了吗?又想着，或许是觉得我们这里的年味儿更浓才来的吧!
采茶繁忙季，有时候我家忙不过来，父母上山采茶，雇他在我家炒茶。他会偶尔掏出一块钱，让我去隔壁小卖部买零食吃，我每次都爱买五角钱一袋的五香豆皮，买两袋，自己一袋，再给他一袋。五香豆皮那个香啊，两口就吃完，还得把手指头的油嘬干净。他见我爱吃，就把另外一袋也给我。总是希望他天天在我家炒茶叶，这样就有小费，就可以经常买到爱吃的五香豆皮。我觉得他体面的打扮，一点小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一次无意中见他乌黑的头发里，生出一根雪白的头发，如同漆黑的夜空，突然划过一抹流星。小孩的语言总是天真烂漫，我说，“李叔叔，你头上有白头发了。”他有点惊讶，对于他这样注重外表的人来说，平时头发一丝不苟，更不允许有白头发存在。可他却没有恼。蹲下来，让我帮他把白头发扯掉。我扯下一根他的白头发，却见他眼角有些湿润了，不知是不是我扯疼了的缘故，我也没敢问。
随着时间推移，大量年轻人涌入大城市，李叔叔来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渐渐的，隔两年来过个年、隔五年来过个年，最后一次还是在六年前，那次不是过年而是中秋节来的，大人中他和大伯要好，让大伯去县城接他了，带回一条养殖的娃娃鱼，让我们一大家子尝尝鲜。他说现在在一个工地干活，收入还行。饭桌上又回忆起当年往事，又说起了我给他扯白头发，他说他一直记得。原来，我童年时一个小小的行为让他记了这么久，大概是我小小的手让他感受到了善意的温度。他待了两三天便又走了。
直到去年李叔叔的电话号码给大伯打来。是中秋节那天，电话里是一口说着普通话的中年女人，那女人哭诉着问：“你和姓‘柴’的是什么关系?他到底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原来李叔叔，他不姓李，真名姓，柴。在中秋节的头一天，已经被执行了死刑。三十年前，他在老家因为过失杀人而潜逃。隐匿了这么多年，他是一个杀人犯!我们一大家得知这个消息久久不能平复心情。电话里的女人是他在打工的过程中认识的，两人组建家庭三年了。直到突然有一天公安机关逮捕了李叔叔，她也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体面的一个人，居然是一个杀人犯。谁曾想有时候冲动的举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法不容情!我想，如果当初他选择自首，会不会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