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乡下人：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上下班竟然没有坐过地铁。一个没有地铁的城市是算不上现代城市的，一个不搭乘地铁的上班族，肯定是在“乡下”漂的，领导例外。
退休后被联合会返骋，家在城南，上班在城西，穿城而过。因此面谈时跟会长说了困难和顾虑。第一个星期上下班，因为从富阳区来西湖区，有会员部陈主任的自驾搭便，来回跟着他一并熟悉环境，办公室童主任笑话待遇有点高，居然是卡宴专车上下班。这段时间岳母恰好住在山庄，看我搭车，她却替我不自在，为此从乡下搬回城里。
城里的家在南星桥，一个历史上有点繁华的老码头，紧挨着杭州第一代江景豪宅“春江花月”。其实我们与春江花月的差距不是一点点，但是喜欢跟的士司机或朋友们说，在春江花月隔壁，以此满足一点虚荣心。现在楼下就是地铁南星桥站，5号线与4号线在这里交会，出行相当的便利。从这里去联合会的黄龙万科中心，2号线与5号线换乘就行，早上搭5号线至建国北路站换2号线到学院路站，下午反方向。一个星期下来似乎就习惯了，并且还有那么点轻喜欢。我一般不用赶时间，错过一趟就等下一趟，在上下扶梯时会站在一侧，让赶时间的年青人穿梭越过。到站台喜欢找到车头位置，悠悠然候车，上车也不用找座位，站到扶手边上一手拉着装置，一手刷头条，也不关心上下客，两趟车各5站路，不担心过站或者是搁站。不刷手机的话就眯着眼睛歇着。事实上也不会歇着，在一站又一站的电子报站声里，浮想着东南西北，却也津津有味。
这就想到了曾经的上下班经历。刚参加工作时在椒北的前所，开始住集体宿舍，工作与生活都在一个空间里。成家后搬进电厂新村生活区，是前厂后宅型的，上班与下班还是一体的。那时候最向往的，是什么时候可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上下班时间从厂区到大门口一路浩浩荡荡，是蔚为壮观的自行车流。出厂大门，车流分成两个方向，即生活区和轮渡码头，依然是浩浩荡荡、叮叮当当，有时会有年轻的工友突然间来个双放手骑行，引来前前后后倾慕的目光。上班领了几个月工资以后，开始计划着要买一辆自行车。但并不那么容易，五金商店里的凤凰、永久、飞花，一时还买不起，并且也弄不到票证。记得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学会骑自行车后，科里有同事悄悄跟我说，厂里给科室配了一辆自行车公务用的，钥匙在科长手里。他们的意思周日可以去问科长借一借。我听了以为是真的，到周六就理直气壮地问科长，他到没多说什么，笑咪咪地把钥匙给了我。后来再问他借，就再也没有笑容了。再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也算是入职的第一课就这样被懵懵懂懂地上过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路桥的小商品市场买的，一辆天蓝色26吋的装配车，花了半年的工资节余。
几年后调去新厂，在平湖黄山乡，当时还是一片油菜地。生活区在乍浦，就是孙中山《建国方略》里规划东方大港的地方。乍浦也是《红楼梦》漂洋出海的港湾。乍浦去黄山的金门，有十几公里路。那时建电厂规划生活基地时，思路开始宽阔起来，不再强调前厂后家了。新厂从进驻工地以后，上下班有专门大客车负责通勤。一段时间下来，谁乘哪一辆车便相对固定了下来，甚至连座位也相应固定，于是每一天上下班的路上，就成了同事们相互打趣放松的黄金时节，时事新闻、工程进度、家长里短、嬉笑怒骂，总是满车箱的欢歌笑语，日子过得格外欢乐。工程前期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是每一天的里程碑进度，带给大家的快乐总是多于付出，所谓的踏平坎坷成坦途!
驾校结业拿到c类驾照那一年，正是公司发生剧变的年份。上级公司人事变动后，它直属的公司又被重组。重组后公司希望我去总部上班。无奈之余还跟当时的公司领导提了自己的一个要求，等驾照一年实习期满再去宁波。后来听说有人心里不畅，编了顺口溜讽刺：坐办公室的开车，开车的坐办公室!那个年代开车的与坐办公室的隔着长江黄河，我大概属于开风气之先的，自然会有横切风摧之，幸亏事前履行了请假备案，暂且任由他们说去，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么。
地铁出行的好处是时间精准，不用急燥，躁了也没有意义。第一次坐地铁是到电力学会工作以后，从山东泰安出差回到杭州火车东站，跟着人流转到地铁站，一时找不到北：售票处在哪儿呢?买票的零花钱又在哪儿呢?支付宝扫码怎么扫呢?一系列的问题，犹如是初入大观园的姥姥，但是我的心理素质肯定没有姥姥扎实。那一趟地铁行，出了一身大汗，但是学会了支付宝付款，也找到了全流程自我管理的乐趣。夫人曾调侃她老公，真诚感谢电力学会，居然让你学会了生活基本技能。之后出差去车站、机场，以及市内行走，因为地铁的可控可依赖，因此成了首选的出行方式。新冠疫情后，已经三年没有搭乘过地铁，重新开始与地铁为伴，不仅仅是出行方式调整，也是对疫情下公共交通安全的一种心理突破，健康码行程码码码必备，预防针加强针针针相对!
在地铁上我找回了本我……
(2022，9，20于黄龙万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