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邮政局门口和街道繁华地段静静伫立的绿色邮筒时，心里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虽然已经很多年未向绿色邮筒里投掷过邮件了，但过去曾经与绿色邮筒打交道的情形，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依然是那样清晰。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里，通过绿色邮筒传递的来来往往的一封封信件，带着无限的真情关爱，走向天南海北，送达千家万户，唯系着人们的联络与交流，积聚着最迫切的牵挂与期盼，盛满着最浓烈的亲情与友情，承载了我们难忘的成长故事和珍贵的人生经历。绿色邮筒的每一封信，都是一声问候，一回祝福，一次勉励，一种默契，一份友谊，一个梦想，一段时光。
01
信件,是古代中国远游在外的游子与家人互通来往的主要沟通方式,它不只是一张纸,它是一份乡愁,是维系亲情的重要纽带。所以在在古人诗词作品中,有许多描写家书的佳作。比如唐代杜甫在《春望》中写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代张籍在《秋思》中写道：“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唐代李白在《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中写道：“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这些都说明书信在当时是何等珍贵。在现代社会，信件的重要性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互联网不发达、手机还没有普及之前，人们与远方亲朋好友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邮政局寄发和接收信件。中国邮政在全国所有城市市区和农村乡镇都设有大大小小的邮政局，邮政局门口都会伫立着一个半人多高的绿色邮筒，用来传递来来往往的一封封信件。对邮政标志的颜色，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比如：美国用灰色，英国用红色，法国用黄色。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上，决定用绿色作为邮政的专用标志。绿色象征和平、青春、茂盛和繁荣。由于有了这个规定，所以我国的邮局、邮筒、邮递员的衣服以及邮包、邮政车都采用绿色。寄信时先在邮政局屋内柜台买上邮票，在信封上贴好，尔后将信件投入绿色邮筒里。邮政局工作人员每天一次或上午、下午各一次定时开启邮筒，取出信件分类后寄发各个地区。由外地寄来的信件，则由邮政局投递员亲自送到收信人家里，或送到收信人的单位，如城市企事业单位或街道办公室，农村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队部，再由单位、街道或队部通知收信人来取。我的家乡在安徽省肥东县山区,离我们家10多里的桥头集镇就有一个小邮政局，局长老温在邮政局工作到退休，之后由他儿子温跃斌接班(我们曾经是初中同学)。
02
20世纪50年代末,东南沿海事端频发，解放军进入备战状态。为了保卫国家，我18岁的三哥傅书锦参军入伍，在安徽省蚌埠地区炮兵部队服役。三哥入伍前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务农，入伍后参加部队普及文化学习，学到了高小毕业。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三哥经常给家里写信，向父母和家人汇报在部队学习、锻炼的情况。那时，我刚上小学，还写不了信，给三哥的回信主要由大哥来写，我负责跑到桥头集邮局去寄信。信写好后，找一张包装纸叠成信封，家里没有浆糊和胶水，就用米饭粒将信封粘贴好，在邮局买张邮票贴在信封上，那时还没有规定邮票必须贴在什么位置，我大多是将邮票贴在信封背面的封口处，尔后小心翼翼地将信投进邮局门口的绿色邮筒，便高高兴兴地回家，盼着、等着三哥的回信。我从小就向往解放军，从三哥的来信中我更多地了解了部队。
有一次三哥患脂溢性皮炎，住进了南京军区合肥105医院，接到三哥的来信全家都很惦念，派我前去探望。我们家离合肥虽然只有60多里地，但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进合肥城。三哥见到我很高兴，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除了问家里的情况和我的学习情况，更多的是讲他在部队的感受。三哥还领着我游览了美丽规范的105医院院区，带着我在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我感觉格外美味。这次探望三哥，使我对部队有了真实的感知，对解放军105医院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个世纪70年代我由部队回乡探亲期间突发眼疾，还专门在合肥105医院眼科住院治疗了半个多月，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专业水平都非常好。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三哥退伍后，我的一位堂姐的儿子葛圣本(年龄比我大)，又参军入伍到了江苏省镇江地区的陆军部队，那时我上初中，与他经常通过绿色邮筒保持通信交流，经常分享他当兵的成功与感受。这位亲戚提了干部后来转业在合肥市安排了工作。我入伍的前一年即1968年，我的堂弟傅书善又参军入伍到了浙江省舟山的海军部队，我们俩也通过绿色邮筒保持了经常性的通信联系。先后十几年，绿色邮筒为我传递军营信息，军人亲友的来信，使我了解了部队的方方面面，不断坚定了我参军入伍、献身国防的信念。
03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北疆局势不稳，战备工作紧张。征兵工作开始后，我积极报名参军入伍，离开安徽家乡远赴1400多公里外的北疆。当时我母亲已经69岁高龄(父亲已在60年代初去世)，对老母亲的牵挂时时在我心头，由于思乡心切，那时打不了电话，与家里的联系只能靠写信，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给家里写信，军队的使命、军人的责任、团队的历史、当兵的感受、连队的温暖、战友的情谊、训练的成绩、思乡的深情等等，都是书信的内容，每封信的内容都不一样，也盼望家里及时回信，收到家里回信的时候，感觉家人就在身边。
我们入伍时，部队执行临战训练和未来防御作战任务，刚从大城市移防到燕山深处，藏兵于千家万户，与老百姓朝夕相处，打成一片，全团几十个连队分散在数十个村庄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那时只有团部所在地的南关公社有一个小邮局，因战备工作紧，人员不得外出，距离又比较远，而且驻地保密，所以只由团部通信股收发室与邮局打交道，各营、连分别设立“XXX信箱”，我们将信装入信封封好后，由连队通讯员集中起来送到团部收发室，由收发员加盖军人免费邮戳，交给邮局寄出。连队通讯员去团部送信时，也同时将官兵家中的来信取回来。由于地处偏僻深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来往信件往返周转很慢，加上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是常事，要靠连队通讯员隔段时间步行十几里或几十里去送交和取回，所以官兵们与家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即使收到了回信，看到的也已经是以前的“旧闻”了。但即使是“旧闻”，也是亲人的信息，也是最大的安慰。母亲让哥哥给我的来信中，每次都是说“母亲和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你在部队安心工作”，许多年一直如此。家里的难事急事从来不告诉我，免得我分心走神，使我能够全心全意好好工作。母亲在信中常嘱咐，你在部队能有进步、做出成绩，就是对我和哥哥嫂嫂们的最大安慰，家里的事情哥哥嫂嫂们会做好的，他们也会照顾好我的，你不要挂念。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部队的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了让我安心服役，母亲和哥哥的来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比如，兄弟们分家单立门户，大哥阑尾炎穿孔引发腹膜炎做大手术，母亲摔伤大腿骨折等都瞒着我，没有告诉我。
我和爱人是一个生产大队的，我们在1969年确定关系不久，我就参军入伍离开了家乡，1969年12月至1976年2月，我们一个在河北丰宁部队，一个在安徽肥东农村，通过绿色邮筒鸿雁传书恋爱了6年多。1976年至1981年，我们结婚后分居两地，又通过绿色邮筒书信联系了6年。结婚后，除了短暂的探亲休假，更多的是通信，遇到特别急事时，偶尔打个电报，不像现在有固定电话、无线通讯、微信留言、视频聊天。那时仅有的绿色邮筒书信联系，为我们维持了联系、密切了亲情。在之后的几十年军旅岁月里，主要还是通过写信和家里及亲友保持联系，绿色邮筒长久地传递着往来的书信，储存着亲人、爱人、好友的思念。我的两个女儿长大上大学时，也是通过写信与家里保持联系。那时候，往往会买上一些4分和8分的邮票放在家里，需要时就撕下一枚，封好信封后用浆糊贴上，投进附近的绿色邮筒里。如果里面夹带有照片，还要在信封的背面写上“内有照片，请勿折叠”8个字。绿色邮筒里的信件，承载着希冀和期盼，成为精神的寄托，成为每天惦记的事情。
04
1971年9月，我当兵的第二年，被调到团部报道组担任报道员，那时写好稿子后都是通过绿色邮筒寄发出去的，特别是我们新报道员，因为刚起步写作水平差，在军内外媒体也没有熟人，写出的新闻稿件能否刊发，毫无把握，完全是通过绿色邮筒到处邮寄，既是投石问路碰碰运气，也是疏通投稿渠道打开局面。一般都是写好每一篇稿件后，都要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抄写到正规的稿纸上，一笔一画来不得半点马虎，然后才邮寄给报刊。如果要多处邮寄，则要在每张稿纸下垫上复印蜡纸，在第一页上用圆珠笔重重地下笔抄写，这样一次就能复印出好几份，最下面的不清楚，就放在火上烤一烤，稍微熔化蜡墨，就显现些了。
把刚刚写好的稿件，投进绿色邮筒，心中就有了一份期盼，迫切期望报刊回复或在报刊上看到发表的文章或听到广播电台播发自己的稿件，但更多的是激发自己重新去调查、采访、研究、提炼，不断写出新的更多更好的稿件，不停地通过绿色邮筒寄发出去。那时最兴奋的是见到媒体邮寄的用稿通知或来稿修改意见。1971年10月，我到团报道组不久，根据当时的战备形势和部队任务部署，及时采写了一篇部队在执行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学习运用科学理论观察分析形势，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时刻牢记军队使命，强化战斗队思想的新闻报道稿件，通过绿色邮筒寄出去后，不几天就被《解放军报》刊登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我做好新闻报道工作的信心大增。我体会到，虽然不认识报刊的编辑，也不是直接去送稿，但只要稿件有质量，通过绿色邮筒寄出去，照样会被报刊采用。1972年8月，我根据某连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坚持用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传统教育引导部队的情况和经验，写作了讲传统、忆连史、学路线、见行动的稿件，通过绿色邮筒寄出不几天，解放军报编辑部就寄来了修改意见的信函。我在高兴之余立即赶赴在外执行任务的该连，进一步了解充实内容，抓紧修改稿件。修改稿重新邮寄给报社后，很快就在《解放军报》头版上刊发了。
像这样的情况还很多，除了与媒体编辑人员熟悉了之后，有重要约稿需要及时去报社、广播电台直接送稿外，绝大多数稿件都是通过绿色邮筒寄出去的。当报道员期间，每年都有200多份投稿信件是通过绿色邮筒邮寄的。不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结合内部工作写报道的投稿信件，也是通过绿色邮筒邮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些绿色邮筒引领我一步步走上新闻写作之路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了传真机、电子邮箱，但因为没有报刊媒体传真机号，没有他们的电子邮箱网址，特别是在无线网络不普及、不畅通的情况下，加上部队地处大山深处通讯信号差等情况，还是经常要通过邮政局的绿色邮筒寄发稿件和收获报刊编辑的信息。
近些年来，互联网迅猛发展，智能手机普及，寄发稿件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微信快捷方便处理了，通过邮政局寄发稿件和收获报刊编辑信息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但是绿色邮筒曾经为我们经常带来媒体用稿的喜讯却永远铭记在心。
05
绿色邮筒，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变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各种通讯手段日益丰富，特快专递、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各式各样的信息传达方式让人们渐渐淡忘了街头的绿色邮筒。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通讯工具的便捷，为我们拓展了广阔的交流空间。现在人们与家庭的联系，与亲朋好友的交流，可以通过短信、微信、语音、视频等进行，渐渐远离了用笔墨纸张写信;需要传递的文件、材料、稿件，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微信、快递、闪送等途径快捷处理。
时过境迁，现代通讯工具日新月异，虽然很少有人通过绿色邮筒写信、寄信了，让绿色邮筒日益落寞，但一个个身高约1米6左右，直径约50厘米，表面印有“中国邮政”字样及邮政标识的绿色邮筒，仍然静静伫立在城镇邮政局门前、繁华街道和人口主要聚集区。虽然往绿色邮筒里投掷信件不多了，但绿色邮筒上仍以醒目的黄底字写着开箱时间，周一至周日，每天一次或两次。无论刮风下雨、信件多少，邮政工作人员都会准时准点开箱取件。虽然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在普通信件逐渐减少的同时，各种商业信函却接踵而来，如话费对账单、信用函、汇款单等信件数量连年上升，节假日的信件也会多些，但里面大多数是明信片;学生、军人等群体仍然是信件的主要投寄者;一些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发短信，不会发电子邮件，与友人的联系依旧习惯于用书信往来，写信依然是他们对外沟的主要方式。遍布城市、乡镇的绿色邮筒，仍在耐心、热情地等待着那些习惯于亲笔写信、并通过邮政局绿色邮筒寄信的人们。不管经济多么发达、科技如何进步，通过绿色邮筒邮寄信件的需求依然存在，绿色邮筒如今虽然看上去比较沉默，里面也许不再有着最迫切的交流需求，但却依旧承载着最美好的情感维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名片标记，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对青春、理想、奋斗、亲情的一种永远的记忆。
绿色邮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规定的邮政设施之一，在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虽然使用率不高，却依然是城市建设的需要，仍有相当的存在价值，而且还是国人享有通信自由的象征。作为曾经的情感交流、工作交往的“绿色使者”，承载着许多人的故事，读到许多人内心的声音，现在仍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驻守在城市与乡镇的某个角落，安静地注视来来往往的人群，守住纸质时代的最后一份情怀，而且正被开发出全新功能。
虽然现在电子邮件满天飞，早已不用绿色邮筒寄信了，可我依然怀念往绿色邮筒里投信，然后等待和期盼回复的时光。虽然我也学习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交往沟通、处理文字，但陪伴我几十年、对我有极大帮助的那些绿色邮筒，仍然在我心中，恒久地萦绕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始终难忘绿色邮筒!永远感谢中国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