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是我外婆的小儿子。我老家那里把小舅叫老舅。
我老舅的身材、面相长得酷似赵某阳;就连说话的声音、声调都极像似。生人见到他，都无不惊讶。他若当赵某阳的替身，或出演其人之角色无需化妆。
老舅曾说在1989年他离休前，一次随团去上海参观访问，在外滩、在南京路，曾两次遇到围观。围观的人群误以为是“微服私访”。
他十多岁的时候，离开颍上县河抱弯汤庄，跟随学校，去徽州临中就读高中。
他离家的那一天，出了村庄，刚走到菜园地边，我的姥姥站在村前，大声喊：“别忘了，抓一把园地里土带着!”我看见姥姥的眼里噙着泪。
姥姥的话刚落音，舅舅弯腰在园地边抓了一把土，头也没回，顺着菜园地边的小路，向南面，竟自走了。庄村边送行的人们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才回屋。
在我老家，凡是出远门的人，都要带一把家乡的土备用：如遇水土不服，就在饭碗里放一点家乡的土;如果身体有小恙，就用一点家乡的土泡在开水里喝，小病就会好了。
家乡解放时，老舅立马朝家赶。那时候车船不通，他的一切东西能卖的都卖了，一件衣服可换一块馍充饥。他只留下一本地图。按照地图一路讨饭、风餐露宿终于回到家。
他刚到家，家乡正好开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正缺人手，他先积极去帮助搞土改工作，后成了正式土改工作队员。从此，他就参加了工作。因此，享受离休待遇。
土改工作结束后，被安排在亳县(亳州市)第一中学担任团委书记;兼任校长秘书。后又兼任教导主任。不断被提拔重用。并结婚生子。
舅妈读过中学，在亳州市妇女联合会担任秘书，直到离休。妇联主任是山东老革命、南下工农干部。
老舅夫妻二人性格属于典型的互补类型，夫妇恩爱甚笃。舅舅温文尔雅，舅妈外向泼辣。舅舅如吕端---大事拿主意，一般在幕后。出头露面的事都由舅妈去完成。
老舅曾亲口告诉我：在家庭生活方面，舅妈对舅舅关怀备至、尽心尽力、有求必应，毫不亏待他。在物资匮乏生活极其困难的时候，想方设法弄点好吃的食品，舅妈会逼着舅舅先吃，再让孩子们吃。她自己几乎顿顿吃剩下的饭菜，美其名曰“打扫战场”。
老舅长期处在戴着“反革命分子”紧箍咒的生活中，舅妈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舅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土改时，舅舅、舅妈正在热恋。舅妈在颍上县工作，舅舅被派往临泉县工作。舅妈若一个星期收不到舅的来信，就会哭得像刘备一样。土改工作结束后，舅舅与舅妈结婚。
我清楚记得，舅舅把他未婚妻的2寸黑白照片寄回汤庄，庄上人争先恐后地传着看。外公外婆喜得合不拢嘴。舅妈二刀毛短发，喜笑颜开。她的两颗上门牙特别显眼。东院二堂舅妈心直口快，边看边邪邪乎乎：“乖乖!新娘子的门牙过劲……啃西瓜好!”我妈赶忙伸手拍了她一下，截断了她的话头。我的外婆立即耷拉下脸色。我外公说：“不管你们咋看，只要毛孩(小舅的昵称)看着好看就是好看!”大家顺水推舟附和：“对!好看!”
不久，舅舅提拔、舅妈生子，双喜临门。后来又生一女，一男一女一枝花。庄上人开玩笑对我外婆说：“你的老儿子，明个(以后)在亳县生一窝小侉子带来家。”外婆外公天天都高兴。当时他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正当堇色年华，但是好景不长，紧接着肃反、三反五反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老舅和他的同学们，一个一个都成了挨整的对象。老舅的同学、堂哥拒不承认自己有错，组织上认定顽固抗拒，被判刑坐牢。
老舅在我舅妈的劝说下，先违心地把什么“莫须有”都应承下来，落得个态度较好，免于牢狱之灾。
老舅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还不准上讲台。后来又从亳县二中发配到亳县双沟中学去教数学课。以后又让他回二中任出纳会计。文革时又让他到传达室搞收发工作。1948毕业的高中生，充当了多年的“万金油”。
粉碎四人帮后，老舅到蚌埠看我妈妈。我们对他说：你的冤案，应该申诉。现在中央有政策了。他含着泪说：“不想提那些事了。一想起，心如刀绞。”
不堪回首的当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舅舅挨整，经济紧张，物质匮乏……这些都还不算什么。“屋漏偏逢连阴雨。”使全家如坠冰窖、如坠火海的事情是1966年，12岁的长子被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当时的经济力量、医疗技术，成了不治之症;精神压力，蚀骨钻心。七年后这个非常懂事、漂亮的孩子突然去世。虽然早有预料，但是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
有些“历史反革命分子”，气候稍松便念念不忘“翻案”。可我老舅一想到自己的冤假错案，万箭穿心，欲哭无泪;不愿提起痛苦的旧事。
老舅的“反革命罪行”只有一件事是真实存在的：他在阜阳读初中时，游击队攻打阜阳城。深夜在密集的机关枪、手榴弹声中，学校把在学校的学生集中在教室里，把教职员工集中的大礼堂里，要他们在一张慰问守城军队的“慰问信”上签名。全校师生员工都签了名。
关于三青团，肃反时说他拒不交代自己是三青团员。后来才清楚很多与老舅一样的“三青团员”，自己根本不知道有其事，如何无中生有乱交代。其实是“老蒋离开大陆前的抹黑政策”。
另有一些“隐瞒的罪行”，在平反时才知道是有的同学受不了“审讯”的罪，在被逼迫无奈情况下为了过关、“立功赎罪”而乱咬的。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几年之后，老舅仍不敢提出洗雪申诉，生怕罪加一等。他是很晚才被平反的。
直到胡耀邦当政时代，舅舅的同学及周围的一些人的冤假错案统统都得到了纠正、雪昭。舅舅的冤案，在此情况下，才得以昭雪。
比较起来，老舅还算是幸运的，与他差不多的前后届同学，有离婚的、坐牢的、自杀的……
老舅被平反后，当了多年“反革命家属”的舅妈，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们：“你老舅的党籍、职务、级别、工资，四恢复啦!”这时他们已年奔花甲。老舅和舅妈，30年的青壮年时期在抬不起头的压力下度过的。
老舅于1989年办了离休手续。他离休后经常去钓鱼，想方设法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亲自下厨炒菜、烧饭，做出可口的荤菜、素菜，如红烧肉和白丸子汤等，还会做面食包子、饺子，给妻儿子女们吃。
在2003年10月5日，老舅与单位退离休人员来合肥旅游，我到宾馆看他，他非常开朗地说：“多活一年就是一个万元户。”当时他离休金每月1千多元。
老舅在我的眼里，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风清气正，蔼然可亲，令人佩服!
他在头扣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期间，除了读书，就是尽心为家人生活服务。舅妈对他关怀更是无微不至;是家庭的温暖，让他熬过艰难困苦岁月。
在他的长子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后，他和舅妈停止了节育，连育两子。一女二子均事业有成。
老舅多才多艺。他无师自通，会做各种衣服。裁剪、缝制较复杂的中山装，同事称赞达到专业水平。
他还会人工孵鸡：他用纱布口罩缝制一个挂兜，包住挑出的受精鸡蛋，挂在自己的肩上，把鸡蛋夹在腋窝里焐出小鸡。曾孵出一只品种芦花鸡。把孵出小鸡养大生蛋，改善家人生活。
老舅在那种境遇下，向命运不低头、向真相不灰心，终究苦尽甘来!熬回最后的清白和晚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