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新闻岗位十年有余，老友聚歺。一友说，“还记得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斜挎着军绿色书包在机关大院匆匆行走的你，开会时你总坐在礼堂前排的一个角落，第二天就在纸媒上见着你飘着墨香的文字。”
他的话勾起我情感的波澜，我想起我和那些年轻的兄弟一起趟过的河，求索的路，那是永远荡漾在我们心中的青春之歌。
我的第一位老师姓严。 1976年春末，我从部队转业分到济南铁道报社(前身铁道工人)，圆了我少年时做的记者梦。
这家报纸资格老，她伴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为支援大军南下和物资运输，于新中国诞生前的1949年2月7日岀生。
我入报社的时候，老报人居多。五分之四是中老年。我属于少有的几位年轻人。他们勤勉敬业，办报经验丰富，与你交流一板一眼。
夏天喘息而至，唐山发生大地震。
午后一上班，报社老总编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啪哒、啪哒、啪哒……。
他轻轻叩了叩半掩着的记者部的门，径直朝我的位置走来。
“小于，济南列车段一趟列车在接近唐山站遇险，把他们抗震救灾的报道交给你，尽快完成!”
“我，”我刚想说“我刚来，……”这位头发花白谢了半个顶的老人，郑重其事地交待完任务，踱着方步离开了。
他只对我习惯性的行个军礼“是”，笑笑。
我一屁股坐回椅子上，一手搓着椅背，一手掏着桌子洞里的采访本。兴奋?徨恐?
一记者走过来，趴在我耳边，“你刚来，总编想试试你的笔力，是骡，是马，拉岀来遛遛!”
“嗯。”我点了点头，一股血液冲上脑门。
晚年的严介生老师
我提醒自己静下来。把手头一篇小稿收了尾，交到部主任手里。采访本掖到军绿挎包里，便匆匆赶往列车段。
段办公室一圈坐满了人。估计是总编与他们通了电话。我简单客套一下，便依着刚才在路上打的腹稿提纲开始采访。
座谈会从下午2点半持续到晚上8点多。
散会前，我通知火车司机、列车长、值乘民警和3号8号等车厢的列车员，第二天上午继续。并请他们设法找到协调组织他们疏散救护的那位军人。
采访持续三个白天，有两个白天还拐了弯。
“铛、铛、铛……”客厅的挂钟响了五下，母亲推门进来了，“你都几夜沒睡了?”她的脸向我的脸凑过来，“啊，这么烫!”我伸岀写字的手挡着她的脸，“你给我找片药，我这就写完了”，她把平日里只给爸爸早餐做的溏心荷包蛋分一只给我，放下碗离开了，嘴里咕念着，“写稿，是你的魂么，嫁给它了!”
上午一上班，我把7000多字的长篇通讯稿放到经济部(当时是生产组)主任严介生的办公桌上。总编说，交给严介生。
“严老师，请您审阅”。
他轻轻地“哦”了声。这位报社仅有的复旦大学高材生，文字严谨才华横溢。他个头高高的，脸面清瘦，宽大的额头，浓黑的八字眉，鼻子头有点红。
此时，他把鼻梁上的浅色眼镜架往上推了推，“好，我先看看。”
约摸三十多分钟过去，我从记者部走过两个办公室，轻轻地站在他办公室门口，侧过身往里瞧，他正好起身，“我以为，……”正要走进去。
他把外面的马甲脱下来，一只袖笼挂在旁边简易的衣服架上，又坐下了，洁白的的确良衬衫映衬着他的脸泛着光。
机关课间操响铃的时候，我悄悄站在他的身后。他沒像往常那样在走廊里伸伸腰，来回地走上几圈，再回到办公室捏捏鼻子，揉揉眼。而是又坐到办公桌前，手里捏着那只蘸了红墨水的毛笔落下又抬起，想着什么。
青年时期的作者
我偷偷往桌面上的稿子瞄了眼，“嚇，红笔划掉了许多!”我的脸刷地红了，蹑手蹑脚从他办公室退了岀来。
大约上午11点左右，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第一次接了个大任务，写得不错。形容词太多了，写新闻，把典型情节和细节写好，你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就在其中了。”
我一个劲点头，脸上火辣辣的。“是”，我羞涩却又尊敬地行了军礼。
第二天，我的开山作《英雄列车》以5000字的篇幅在济南铁道报头条刊登了。几天后，山东省第一纸媒《大众日报》以本报记者本报通讯员的名义转载。
1985年，严老师在铁道部丁关根部长任上，调到复刊的《人民铁道》报任副总编。我几次到部里参加宣传部长和报社总编培训都会去人民铁道报看他。
他很少向我提起我入职不久的开山篇，是他给我浇灌的。却偶尔说起，在济南工作间，他一次请我们报社几位年轻人去家里吃饭。他漂亮贤惠的胶东媳妇给我们做手擀面。沒有肴做卤，是老师炸了盘花生米用蒜臼捣碎，又切了点小葱、倒点酱油浇上做卤。那时的日子比现在清苦，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谈新闻，说写作，憧景着报社的未来。
……
严老师是我记者生涯的第一位老师。多年后，当海潮退去，我在大海边散步，摩挲着落在海滩上的一堆彩色贝壳，我想那其中的一颗，它后来能翻山越岭，最初是严老师给熏陶和洗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