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文化底蕴深厚，大家聚在一起，要是说起那些幽默风趣的方言俚语来，不待重乏（不重复）地、轻轻快快地就能说出“一辽车（一大车）”。
食物匮乏的年代，做出的煎饼里很少掺杂粮食，吃起来“花花撒”，只能“上把捧”。逢年过节吃顿好的，比方说吃卤水热豆腐，吃软糯的“荞麦角子（荞麦面包子）”等，有人贪吃蛇似的留不住量，吃的出奇的多，人们就说此人是“斜量”，甚至会把斜量这个词，冠以他的外号。实际上哪有什么斜量之说，只是饿急了，“秤砣板凳腿也能啃两口”，“好土喽也能往嘴里按（填、塞）三把”。在那“吃清子（清晨）不问晚上事”、“吃鸡毛找不到避风湾”的年月，这种现象实属正常。
肚子里没有油水，吃什么都香。“懒老婆盼闲，馋老婆盼年”。只所以盼年，是因为过新年有好东西吃。我就如同那个盼年的“馋老婆”。馋虫上来了，只要有好吃的，我是不分什么过年不过年的。逮着了，就大吃一顿。去掉翅膀的“瞎碰（金龟子）”，玉米秸秆上黢黑的粉末里，包裹着剥了皮的洋蒜（洋葱）般颜色的“乌蒙（玉米黑粉菌）”，大豆地里黄黄的、春蚕般的豆豆虫，以及土行孙般在地底下行走的粪猪子（鼹鼠）等，烧熟了、炒烂了，对我来说，都是美味佳肴。因为没有油水，遇上了好东西，也就特别能吃。记得验了一次兵，没验上。验兵的地方，给每人发了一个一斤干面蒸的馒头。在没有菜肴的情况下，我轻轻松松地吃进了肚里。都说“乍吃馒头三口生”，我可没这感觉。生什么生啊？有什么可生的？被馒头那白胖胖、香喷喷的形状和气味诱惑的不能自持，可顾不了那么多。我张口对着馒头，就“贼扒牢食（狼吞虎咽）”地往下吞。还有，去东海（沭河）扒了一次河。一天三顿饭，或者米饭，或者馒头，每顿饭定量都折算成一斤干米、干面。因为身体缺乏营养啊，所以，饭就吃的多，从来都没有剩余过。难怪扒了一次河，我脸色变白了，并且成了“大肚老腰（大腹便便）”的人。
那时候，布匹是凭票供应的，棉花也是凭票供应的。庄户人走里时外（里里外外），没有几个穿着板板正正（体面）的衣服的。夏天上身“精巴留赤（光膀子）”，下身穿裤头（短裤）；冬天怪（穿）个破袄头，穿着活活飒飒（打颤状）的“灯花裤（薄裤子）”；春秋天的衣服“窟窿朝天”，或补丁攞补丁。这系列装束，是人们寻处可见的事。
我的童年和少年，短裤和长裤是分开穿的。穿短裤就不再穿长裤，而穿了长裤，里面就不会穿短裤，更不会穿软绵绵的衬裤。我最害怕的是小伙伴，或半大小子们，躲在身后，猛然拽掉我的裤子。那场景，实在是太尴尬了。你是小孩子，人家和你开玩笑，总不至于和人家哭哭闹闹吧。更有甚者，为惩罚那些贱嘴的“小流氓”，花花绿绿的嫂子们，会“齐不对手（合伙一起）”地把小流氓的裤子半脱下来，并把小流氓的头塞进裤裆里，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这个玩笑，叫做“扒狗腿裤裆”。当然，被惩罚的小流氓，长裤子里面也不会穿短裤的。那个年头穷困，玩笑也开的粗狂，开的让人笑的肚子疼。
乡下人的住房分三六九等。有人住宽大的草房子，墙是用“杨菊（谐音，麦糠、干草等）”掺杂在土里和好的泥，一叉子一叉子跺的。有人住逼仄的草房子，墙是用榔头伴随着“哼哼哈哈”的号子声，一点一点地打的。用榔头打的土墙，省时省工，但质量比泥垛的墙差了不少。穷将就吧，不得不如此。另外，还有居住在“附头屋（附在大屋旁的小屋）”，“芦蒙帐子屋（谐音，用芦苇或秫秸搭建的如同帐篷般的屋子），或“地屋子（在地上挖坑建造的屋子）”里的，也是逼不得已的事。
芦蒙帐子屋四面透风。刮起风来，里面哗啦啦地响。心思重，或失眠的人，绝然是睡不好觉的。此外，芦蒙帐子屋夏天潮湿，蚊虫肆虐，长期居住，容易得病。老家防震抗震的那几年，我和弟弟就住在芦蒙帐子里，美其名曰“防震棚”。因打的是地铺，整天潮乎烂酱的，我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被哥哥知道后，他非常心疼地说：“怎么会得这样的残乎（病）呢？桂芬（邻居，我的晚辈）是个医生，人家什么都懂，自己得了这样的残乎，十几年过去了，走南闯北也没治利落（治好）。这可怎么弄（办）？”我说：“不怕的，这是急性关节炎。是传染的，过两天自动就好了，很多人都得了呢！”哥哥说：“白（甭）胡扯了，关节炎还有传染的？你还是好好找医生看看吧，可不能撂大腔（放任不管）啊！”或许是桂芬得关节炎的缘故，他对于治疗这个病非常在行。我在他的小诊所里，只打了三天针，药水是红色的，打进皮肤里一点也不疼。说来很稀奇的，三天以后，我膝关节里的积水就没有了，走起路来，节骨眼也不疼了。随后，桂芬又给我配了一些西药片子，我吃着吃着，病就像一把扑（谐音，清除）喽似的，彻彻底底地痊愈了。桂芬如今已到了耄耋之年，一家人都在城里生活。多年不见，怪想他的。
家前园后，村与村之间，村子到附近的乡镇，到周圈的集市，铺上了水泥或柏油路面，是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以前，乡村绝大多数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干天旱地，还能将就着行走。下雨的日子，在“薄泥烂嚓（谐音，踏）”的路上，是寸步难行的。
邻居陈老汉家，院落面向朝西的大门，正对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大水汪，而大水汪隔着一条两三米宽的土路的北面，是一个“三角汪”，和一个南北走向的“长汪”。按理说，大门前有汪有水是吉利的事，可这样的地理环境，却给陈老汉带来了灾难。秋天，生产队分山芋的季节，陈老汉颤巍巍地推着满满一胶车（独轮车）山芋，眼看着要到家门口的时候，因从前面跑来一条疯狗，他一惊一吓，一扭头，车子里的山芋便“叽里轱辘”地滚落到了水汪里。还有一次，他去枣庄推碳。枣庄离老家二百多华里，一个来回要走四五天的时间。好不容易用木头子换了一车煤炭回来，推到了家门前的汪沿边上，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心里一激动，身子失去了平衡。竟连人带车，神差鬼领般地摔进了路北边的长汪里。陈老汉从水汪里湿漉漉地爬上岸，恼怒地跑到家里就要上吊。好在众人好说歹说，他才没能死成。可是，为了一车碳，一家人拿着“扒钩子（逮鱼的网兜子）”在水里捞了“一长蒙天（谐音，大半天）”，才捞上来大半车，很大一部分的煤粉末子，都没能捞上来。
到处都是羊肠小道，到处都是坷郎洼巴（坷垃，高低不平）的土路，无法通行像样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也很难见到诸如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所以，庄户人出行，基本上都是靠“步撵（徒步行走）”。因了步撵，庄户人就练出了一副铁脚板。庄东头，有叫孙省久的人。年轻时，他早晨从家里启程，晚上太阳似落似不落山时，他就能从徐州返回到老家。徐州离家一百五十华里，一天徒步行走那么多的路，堪称《林海雪原》里的长腿孙达德，与马拉松运动员也有得一比。
王楼、运河（邳县）、艾山离我们老家分别是六十华里，四十五华里，和五十华里。去王楼卖大蒜，去运河卖辣椒，去艾山拉石头，我和噶伙（谐音，结伴出行）的人，都是步撵，都是一天打来回。赶四集头，贩卖火纸，黑天模窟的，一天走几十里路，赚个块儿八角的钱，还要提防着市场管理员的围追堵截，艰辛程度难以想象。
苦尽甘来，在全民奔小康的日子里，人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天一个样地步步登高。于是，带有“洋眼”、“标”、“甩财”、“拽”等一类的方言，便时常挂在了人们的嘴上。
新压陈，陈压新的一些东西，常把冰箱塞的满满的。可是在超市里，或市场上看到好吃的东西，还要买一大嘟噜放进冰箱里。放不下，就把原来放时间长的东西拿出来扔掉。炒的菜刚戳了两筷子，或饭刚吃了几口，不想吃了，就倒进了垃圾桶。老婆瞪着我说，你这是吃饱了撑的，是洋眼。
同样的，新衣服还没来得及洗两水子，就要换新的，换时髦的。老婆说，你都到几了（老了），还像小标子（小伙子）似的，标什么标啊？有什么可标的？也不嫌冒失人（穿新衣，使人感到羞涩）。
老家的房子像铁桶似的，本就好好的，只因不是楼房，我就在老婆面前，没完没了地嘟囔着要推倒旧房建楼房。老婆被唠叨极了，就会说，好好的房子拆了，孩子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咱能蹬能蹦地在外面做生意，一时回不了家，建好了新房没人住，人家不说咱甩财吗？过日子要把眼光放长一点，不能只图一时面子好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老婆像个“守财奴”，在过日子的精打细算上，从来都不漏馊（谨小慎微）。现在时兴旅游，庄户人在农闲季节，也纷纷加入旅游的行列。每每我有了到外面走一走的想法，她都要从中“打格挡棒（作梗）”。她说，旅什么游啊？想出去拽一拽（炫耀）的吧！人山人海的，花钱买罪受。想看景的话，还不如在家看电视。你说，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拽的啊？
都什么年代了，老婆还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端着银碗讨饭吃”，你说值吗？唉，摊上了，咱只能认命。
食物匮乏的年代，做出的煎饼里很少掺杂粮食，吃起来“花花撒”，只能“上把捧”。逢年过节吃顿好的，比方说吃卤水热豆腐，吃软糯的“荞麦角子（荞麦面包子）”等，有人贪吃蛇似的留不住量，吃的出奇的多，人们就说此人是“斜量”，甚至会把斜量这个词，冠以他的外号。实际上哪有什么斜量之说，只是饿急了，“秤砣板凳腿也能啃两口”，“好土喽也能往嘴里按（填、塞）三把”。在那“吃清子（清晨）不问晚上事”、“吃鸡毛找不到避风湾”的年月，这种现象实属正常。
肚子里没有油水，吃什么都香。“懒老婆盼闲，馋老婆盼年”。只所以盼年，是因为过新年有好东西吃。我就如同那个盼年的“馋老婆”。馋虫上来了，只要有好吃的，我是不分什么过年不过年的。逮着了，就大吃一顿。去掉翅膀的“瞎碰（金龟子）”，玉米秸秆上黢黑的粉末里，包裹着剥了皮的洋蒜（洋葱）般颜色的“乌蒙（玉米黑粉菌）”，大豆地里黄黄的、春蚕般的豆豆虫，以及土行孙般在地底下行走的粪猪子（鼹鼠）等，烧熟了、炒烂了，对我来说，都是美味佳肴。因为没有油水，遇上了好东西，也就特别能吃。记得验了一次兵，没验上。验兵的地方，给每人发了一个一斤干面蒸的馒头。在没有菜肴的情况下，我轻轻松松地吃进了肚里。都说“乍吃馒头三口生”，我可没这感觉。生什么生啊？有什么可生的？被馒头那白胖胖、香喷喷的形状和气味诱惑的不能自持，可顾不了那么多。我张口对着馒头，就“贼扒牢食（狼吞虎咽）”地往下吞。还有，去东海（沭河）扒了一次河。一天三顿饭，或者米饭，或者馒头，每顿饭定量都折算成一斤干米、干面。因为身体缺乏营养啊，所以，饭就吃的多，从来都没有剩余过。难怪扒了一次河，我脸色变白了，并且成了“大肚老腰（大腹便便）”的人。
那时候，布匹是凭票供应的，棉花也是凭票供应的。庄户人走里时外（里里外外），没有几个穿着板板正正（体面）的衣服的。夏天上身“精巴留赤（光膀子）”，下身穿裤头（短裤）；冬天怪（穿）个破袄头，穿着活活飒飒（打颤状）的“灯花裤（薄裤子）”；春秋天的衣服“窟窿朝天”，或补丁攞补丁。这系列装束，是人们寻处可见的事。
我的童年和少年，短裤和长裤是分开穿的。穿短裤就不再穿长裤，而穿了长裤，里面就不会穿短裤，更不会穿软绵绵的衬裤。我最害怕的是小伙伴，或半大小子们，躲在身后，猛然拽掉我的裤子。那场景，实在是太尴尬了。你是小孩子，人家和你开玩笑，总不至于和人家哭哭闹闹吧。更有甚者，为惩罚那些贱嘴的“小流氓”，花花绿绿的嫂子们，会“齐不对手（合伙一起）”地把小流氓的裤子半脱下来，并把小流氓的头塞进裤裆里，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这个玩笑，叫做“扒狗腿裤裆”。当然，被惩罚的小流氓，长裤子里面也不会穿短裤的。那个年头穷困，玩笑也开的粗狂，开的让人笑的肚子疼。
乡下人的住房分三六九等。有人住宽大的草房子，墙是用“杨菊（谐音，麦糠、干草等）”掺杂在土里和好的泥，一叉子一叉子跺的。有人住逼仄的草房子，墙是用榔头伴随着“哼哼哈哈”的号子声，一点一点地打的。用榔头打的土墙，省时省工，但质量比泥垛的墙差了不少。穷将就吧，不得不如此。另外，还有居住在“附头屋（附在大屋旁的小屋）”，“芦蒙帐子屋（谐音，用芦苇或秫秸搭建的如同帐篷般的屋子），或“地屋子（在地上挖坑建造的屋子）”里的，也是逼不得已的事。
芦蒙帐子屋四面透风。刮起风来，里面哗啦啦地响。心思重，或失眠的人，绝然是睡不好觉的。此外，芦蒙帐子屋夏天潮湿，蚊虫肆虐，长期居住，容易得病。老家防震抗震的那几年，我和弟弟就住在芦蒙帐子里，美其名曰“防震棚”。因打的是地铺，整天潮乎烂酱的，我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被哥哥知道后，他非常心疼地说：“怎么会得这样的残乎（病）呢？桂芬（邻居，我的晚辈）是个医生，人家什么都懂，自己得了这样的残乎，十几年过去了，走南闯北也没治利落（治好）。这可怎么弄（办）？”我说：“不怕的，这是急性关节炎。是传染的，过两天自动就好了，很多人都得了呢！”哥哥说：“白（甭）胡扯了，关节炎还有传染的？你还是好好找医生看看吧，可不能撂大腔（放任不管）啊！”或许是桂芬得关节炎的缘故，他对于治疗这个病非常在行。我在他的小诊所里，只打了三天针，药水是红色的，打进皮肤里一点也不疼。说来很稀奇的，三天以后，我膝关节里的积水就没有了，走起路来，节骨眼也不疼了。随后，桂芬又给我配了一些西药片子，我吃着吃着，病就像一把扑（谐音，清除）喽似的，彻彻底底地痊愈了。桂芬如今已到了耄耋之年，一家人都在城里生活。多年不见，怪想他的。
家前园后，村与村之间，村子到附近的乡镇，到周圈的集市，铺上了水泥或柏油路面，是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以前，乡村绝大多数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干天旱地，还能将就着行走。下雨的日子，在“薄泥烂嚓（谐音，踏）”的路上，是寸步难行的。
邻居陈老汉家，院落面向朝西的大门，正对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大水汪，而大水汪隔着一条两三米宽的土路的北面，是一个“三角汪”，和一个南北走向的“长汪”。按理说，大门前有汪有水是吉利的事，可这样的地理环境，却给陈老汉带来了灾难。秋天，生产队分山芋的季节，陈老汉颤巍巍地推着满满一胶车（独轮车）山芋，眼看着要到家门口的时候，因从前面跑来一条疯狗，他一惊一吓，一扭头，车子里的山芋便“叽里轱辘”地滚落到了水汪里。还有一次，他去枣庄推碳。枣庄离老家二百多华里，一个来回要走四五天的时间。好不容易用木头子换了一车煤炭回来，推到了家门前的汪沿边上，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心里一激动，身子失去了平衡。竟连人带车，神差鬼领般地摔进了路北边的长汪里。陈老汉从水汪里湿漉漉地爬上岸，恼怒地跑到家里就要上吊。好在众人好说歹说，他才没能死成。可是，为了一车碳，一家人拿着“扒钩子（逮鱼的网兜子）”在水里捞了“一长蒙天（谐音，大半天）”，才捞上来大半车，很大一部分的煤粉末子，都没能捞上来。
到处都是羊肠小道，到处都是坷郎洼巴（坷垃，高低不平）的土路，无法通行像样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也很难见到诸如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所以，庄户人出行，基本上都是靠“步撵（徒步行走）”。因了步撵，庄户人就练出了一副铁脚板。庄东头，有叫孙省久的人。年轻时，他早晨从家里启程，晚上太阳似落似不落山时，他就能从徐州返回到老家。徐州离家一百五十华里，一天徒步行走那么多的路，堪称《林海雪原》里的长腿孙达德，与马拉松运动员也有得一比。
王楼、运河（邳县）、艾山离我们老家分别是六十华里，四十五华里，和五十华里。去王楼卖大蒜，去运河卖辣椒，去艾山拉石头，我和噶伙（谐音，结伴出行）的人，都是步撵，都是一天打来回。赶四集头，贩卖火纸，黑天模窟的，一天走几十里路，赚个块儿八角的钱，还要提防着市场管理员的围追堵截，艰辛程度难以想象。
苦尽甘来，在全民奔小康的日子里，人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天一个样地步步登高。于是，带有“洋眼”、“标”、“甩财”、“拽”等一类的方言，便时常挂在了人们的嘴上。
新压陈，陈压新的一些东西，常把冰箱塞的满满的。可是在超市里，或市场上看到好吃的东西，还要买一大嘟噜放进冰箱里。放不下，就把原来放时间长的东西拿出来扔掉。炒的菜刚戳了两筷子，或饭刚吃了几口，不想吃了，就倒进了垃圾桶。老婆瞪着我说，你这是吃饱了撑的，是洋眼。
同样的，新衣服还没来得及洗两水子，就要换新的，换时髦的。老婆说，你都到几了（老了），还像小标子（小伙子）似的，标什么标啊？有什么可标的？也不嫌冒失人（穿新衣，使人感到羞涩）。
老家的房子像铁桶似的，本就好好的，只因不是楼房，我就在老婆面前，没完没了地嘟囔着要推倒旧房建楼房。老婆被唠叨极了，就会说，好好的房子拆了，孩子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咱能蹬能蹦地在外面做生意，一时回不了家，建好了新房没人住，人家不说咱甩财吗？过日子要把眼光放长一点，不能只图一时面子好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老婆像个“守财奴”，在过日子的精打细算上，从来都不漏馊（谨小慎微）。现在时兴旅游，庄户人在农闲季节，也纷纷加入旅游的行列。每每我有了到外面走一走的想法，她都要从中“打格挡棒（作梗）”。她说，旅什么游啊？想出去拽一拽（炫耀）的吧！人山人海的，花钱买罪受。想看景的话，还不如在家看电视。你说，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拽的啊？
都什么年代了，老婆还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端着银碗讨饭吃”，你说值吗？唉，摊上了，咱只能认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