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岁
这一年，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六岁识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简直是不屑一提的事；然而，在七十年前那个普遍文盲的时代，还是值得一书的。不客气说，在我的玩伴中，还没有一个能比上我的，包括出生于知书达礼之家的小毛子和小虎子。
大概是夏天的一天吧，父亲找来一张汉语拼音字母表，他踩着板凳，用粉笔抄在屋内的东大山墙上，并把每个字母用他那冀北土语的口音给我念了一遍，又告诉我两个字母可以拼出一个汉字的发音。如果一个生字旁边标着字母，你一拼，就知道这个字念什么了，这样，靠拼音字母就能认识生字。最后他说：“我也不大明白，你‘个人’（就是‘自己’的意思）琢磨去吧。”从此，我就成了自修生了。由于我父亲的发音不准确，给我造成了误导，有些字母到底应该念什么，让我“琢磨”了好久好久，才完全“认识”了。你想，若把字母念错了，还能正确地拼出汉字来吗？随后，我又发现，并不是绝对的两个字母拼一个字，有的字只用一个字母就行，比如：“啊”字，只用“ㄚ”一个字母就可以拼出来，还有，ㄞ、ㄢ、ㄤ、ㄠ，都是一个字母就能拼一个字；它们与另外一个字母还能拼出另一个字来，比如，“包”字，用ㄅ和ㄠ拼在一起，“发”字用ㄈ和ㄚ拼在一起；而有的字却需要三个字母连在一起才能拼出一个字来，比如：“刷”，需要ㄕㄨㄚ三个字母，等等；但是大多数的字是用两个字母拼出来的。发现了这个“密码”以后，很快，我就将拼音的规律熟练掌握了，于是，父亲又给我弄来了一本半旧的字典，等于给我送来了一个文字宝库，我的“识字量”突飞猛进起来。我的这一“聪慧”，博得了我父亲那一圈朋友（都是区村干部）的盛赞，并得到了几位“父友”的联合奖励──用报纸包着的一个邮包。里面是一只自来水笔、几个笔记本和一个本夹子。这是他们当着我的面许了愿之后，让我盼了好久，最后由村通信员给我送来的。
1955年8岁
夏天过后，我上了小学。八岁上学，在那时也是年龄最小的。我报名上学的经历，在2010年写了《报名》一文，里面情景，都是真的。我的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叫苏玉芝，是从外地调来的单身姑娘，借住在和她一起调来的同事魏永义老师家里，很不容易。苏老师对我挺好，让我当了第一批少先队员。和我一起上学的同院玩伴刘觐墀（小虎子）也入队了，而刘赞墀（小毛子）却没入上，其实小毛子也挺好的，就是太“蔫吧”了。我的性格也很懦弱，但是我特别听老师的话，自然就博得了老师的好感。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苏老师就转走了，并在新的工作地结了婚，后来听说她不幸病死了，只有三十岁左右。
1958年，11岁
新中国建立以后，每年都有重大的决策出台。但是，直接关联到我这个小孩子的，应该从这一年的“除四害”运动起始。这年的2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央在指示的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专区都必须在今年上半年定出本区的除四害、讲卫生、消灭重要疾病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并且必须按月按季对所属单位的工作状况加以检查评比通报，以便表扬先进，督促落后。”共产党的号召历来是全民动员雷厉风行，而除四害这种活动我们小孩子也完全能够参与，好么，我们小学生立刻就成了一支最活跃的力量。2005年我写了《捉麻雀》一篇小文，记述了那场运动的一个小镜头，就算没扔下一个空白吧。
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的各项大跃进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激动之下，写了一篇《在大跃进的年月里》，记录了秋翻、抢收、吃食堂等几个镜头。后来自己都感觉水平太一小般了，只好忍痛淘汰了，从中摘出来《抗旱》《送粮》两个片段，留存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梦亦非烟》里。在这值得我一显的是：从废品中拔出来的这两篇小作文，后来竟然在贵州名刊《山花》杂志上得以原样照发。
1961年，14岁
暑假之后，我小学毕业。9月7日，到坐落在榆树台镇南端的梨树县第三中学报到。我在《为了那张毕业相》那篇文章里讲述了告别小学时代的最后一次艰辛经历和能考入中学的不易。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说：“我们新发堡小学四十八名毕业生，考上了七个，七比一，这还是我们全公社各小学校考上最多的。”给我送这个喜讯通知的，是住在我家后院的刘志贤老师，我朝她叫大姐。刘老师是我的玩伴小虎子和小毛子的本家，并且还是他俩的晚辈。那天晚上，她来到我家，开口就问我：“书杰，你考得咋样啊？”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乖乖地说：“有的答上了，有的没答上。”突然，刘大姐两手抱着我的双肩说：“大兄弟，我给你报喜来了，你考上了！”我虽没像范进那么激动，但是，那夜我也失眠了。
那个晚上，刘大姐在我家坐了很久，和我的父母谈起了她和她弟弟刘志国在榆树台镇梨树三中艰苦的求学历程。我在旁边听着，时而流着眼泪。
那时候，我虽然很小，所谓少不更事，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维想象空间。那年，我们6月25日就离校了，到9月5日接到升学通知，那七十多天的等待是那么漫长，它不像以往的暑假，还没呆够就开学了，而这一次，还能不能再开学谁知道啊？那时候，我的家里正穷得掉底，没吃没烧，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二弟三弟挖野菜，打青柴。我们的活动范围基本是我们生产队的地盘或稍扩大一点儿。东长垄子、高家房框子、山东坟、老林家房后、大碹坟、大弯垄、南大坑沿……这些用各种特征和标记命名的地方，都是我们征战的战场。在那寂静的田野里，和那荒凉的壕埂上，一筐筐的野菜、一背背的青蒿，一天也不能停歇地运往家里。手里不停地忙活的时候，脑子里也在不停地信马由缰。那也许，是我这一生中思想最放开的一个时期吧。我参加农社以后，我又重新在那些地方挥汗的时候，那些经过学大寨运动已经抹平了旧迹并更换了名字的地块，总是还能勾起我对童年旧事的回想。
中学的环境是我那小学母校无法相比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教室（母校是破旧土房）、油漆木板的桌椅（母校的桌椅缺腿少橕，并且不够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榆树墙（母校没有围墙，只有一棵挂着下课钟的榆树）、齐备的教具（母校只给老师发粉笔）、还有素质极高的老师（大多是因在城里消费不起，而自愿下放到小镇的县高中老师）。当然，中学的费用也是小学不能相比的。
我家距学校足有二十里，开始是住宿在学校，粮食关系转到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是固定统一标准12元。就我们家的条件，根本就拿不起。班主任老师给我报请了困难补助，学校给批了第三等级，每月补助5元。但自己需付的7元钱仍然拿不起，正一筹莫展的时候，雪上加霜的变故又来了。正在榆树台镇砖厂上班的父亲，因对抗领导自以为是，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在这个年底，经榆树台法庭（代表梨树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劳动管制四年，勒令卷铺盖回家。我的困难补助待遇随即被取消，指标改批给滕景才同学。侥幸的是，我已经得到的三个月的补助不用退回。无奈，我从住宿生改为走读生。
走读也很难。离学校那么远，连跑带颠也得两个小时，一天就得有将近四个小时搭在路上，本来肚里就没食，能抗住这么消耗吗？变走读是在这年的年底，与我父亲几乎同时，他卷铺盖回家，我也卷铺盖回家。正值天短，刚亮天就到了应该到校的时间了，得起多大的早啊？最让我不忍心的是，母亲每天都得半夜起来给我做早饭！走了不多日子，我就又改招了。仍回学校住宿（学校的大通铺宿舍不收费），不在学校食堂用餐。
学校食堂从1962年初起，也改制了，学生的粮食关系全部退回给本人本地，学生自己拿成品粮到食堂兑换餐券，然后，每顿吃多少自己掌握，另外再花钱买菜票。我也兑换了一点餐券，但是很少去食堂消费。
娘给我缝了一个布袋子，每个周日返校的时候，就装上一周的干粮──18个菜团子，每顿一个。一直坚持到毕业，也没“改制”。
虽然是一周的量，但是堆并不大，我也没处存放，只能塞进我的课桌堂里。冬天无处蒸热，夏天无处冷藏。冬天啃得浑身筛糠（教室里虽有火炉，每天早上生一会儿，但同学们都用来烤鞋垫，我无法用）；夏天一夜便馊，内起粘弦外长白毛，嚼得直恶心倒胃。如果现在拿来喂猪，猪都不会吃。这种生活，扣除寒暑假，我熬炼了足有二年，还挺好，竟然没得胃病。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只有三篇作品追忆。《我偷了同学一张饼》，写了同学；《老师留下了那把烟》，写了老师；《最后一次离校》，写了学校。中心旨意是讲述我的苦难，文字虽然不多，也记录下了一个大貌。这三篇文章，都是我在泉眼岭乡电管站贡献青春的时候写的，随后都在《吉林电力报》副刊上发表了。
1962年，15岁
我们这一届学生共招收了四个班，比以上两届还少了两个班。我是一年四班37号。我们班的同学最多，最多时达58名。我们班主任是张巨有老师，他在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跟大家说：“中学的老师跟小学不一样，小学老师教你语文又教你算术的，就是你的班主任；而中学老师是各教一科，班主任也是只教一科。我教大家政治课。”我听了还觉得挺遗憾的，可笑地想：怎么不教我们语文呢？──我太偏爱文科了。
班级的“班子”初建之前，我代理了一阶段小队长，后来“完善机构”，我改任俄语课代表。虽然我的俄语成绩全班数一，但我认为，课代表不一定非得用擅长本科的人不可，它的职责就是该科老师的联系人，很简单的。如果能让我自己选择，我倒愿意当语文课代表，因为我还是学校的板报通讯员，而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就是板报的编委，这不正好是一体吗？
上面的两个角色并不值得我炫耀，其实，最使我怀恋的是学校图书阅览室的管理员这个差事。三年的校园时光，有两年半五个学期我是在倾心地照看这个摊。主管这项工作的是总务处的陈信老师。在我之前，陈老师总是在二年级的女生中挑选一或两位担当此任，时长两个学期。他这么挑选的道理是：第一，女生心细，比用男生放心；第二，二年级的学生处在中间，比一年级的熟悉情况，比三年级的学习压力轻。这般考虑真是太对了，可是，这一年的那一天，陈老师偏偏发现了我，随即就改变了他的用人取向。
我在毕业离校八年以后，曾给陈老师写过两封“诗信”，都收录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梦亦非烟》里。在第一封信里我回顾了当管理员的一些情景，我写道：“当我第一次走到那里，望着里面不敢进去。‘来吧，来看书吧！’您热情地向我招呼。”这一节应该是发生在我最初住校的那三个月的时段里。自由活动的期间内我到处走，我要熟悉环境，这样，我就撞到了阅览室的门前。“从此就在阅览室里，消磨我的课余时间，可惜我读书无有计划，不求甚解只有贪婪。”这大概就引起了陈老师对我的注意了吧？“这真是我梦中盼想的事，我当上了图书管理员，您亲手交给我一把钥匙，接过来我把它掂了又掂。”这就是一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1962年3月份起始的事了。
阅览室的开放时间是午饭后和晚饭后自由活动的那段时间，各约一小时。管理员的职责就是“看摊守摊”。吃过饭提前一点儿来开开门，闭馆时把图书整理一下，并且打扫一下卫生。整完了，锁上门，你还不能耽误去教室上课上自习。干上这个，在自由活动时间内你就没有机会做其他的自由活动了。
为了不让我因为吃饭而耽误开门，陈老师给我签发了一张“特条”：我凭它在餐厅打饭时可以不用排队。当年在校生16个班六百多人，除去家住镇里可以回家吃饭的，走读生自己带饭的，需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学生有四百多人，曾经有一次拥挤，把付饭口的灯泡子碰碎在饭锅里。那可是“三年灾害”时期呀，粮食极其珍贵，但是负责后勤的王化龙老师在犹豫片刻之后，果断命令：把那一锅饭挖坑埋掉！并且规定：以后开饭时由学生会的干部轮流维持秩序。
可以想见，当我手持特条，大摇大摆地从那长长的买饭大队旁边走过去，直达打饭口，不管是谁维持秩序，都得给我放行，那个神气，谁能比了？
万般可悲可叹的是，我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特条。我在前面说过了：我是自带着野菜团子来求学的，虽然兜里也有几张餐券，那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的。因为自带菜团，我从来没耽误过给阅览室开门，我是把菜团子拿到阅览室，边啃边看书，边等着同学们的到来的。
1964年，17岁
这年夏天，我初中毕业，7月25日，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从此告别校门，我回乡入社当了农民。在典礼的前三天，学校安排，照了全校和各班毕业生的合影，五十年后的2014年，我曾写过一篇《我的一张毕业合影》的小文，追忆当年照相的情景。我的追忆，自然也是充满了寒酸的意味。
这一年，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六岁识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简直是不屑一提的事；然而，在七十年前那个普遍文盲的时代，还是值得一书的。不客气说，在我的玩伴中，还没有一个能比上我的，包括出生于知书达礼之家的小毛子和小虎子。
大概是夏天的一天吧，父亲找来一张汉语拼音字母表，他踩着板凳，用粉笔抄在屋内的东大山墙上，并把每个字母用他那冀北土语的口音给我念了一遍，又告诉我两个字母可以拼出一个汉字的发音。如果一个生字旁边标着字母，你一拼，就知道这个字念什么了，这样，靠拼音字母就能认识生字。最后他说：“我也不大明白，你‘个人’（就是‘自己’的意思）琢磨去吧。”从此，我就成了自修生了。由于我父亲的发音不准确，给我造成了误导，有些字母到底应该念什么，让我“琢磨”了好久好久，才完全“认识”了。你想，若把字母念错了，还能正确地拼出汉字来吗？随后，我又发现，并不是绝对的两个字母拼一个字，有的字只用一个字母就行，比如：“啊”字，只用“ㄚ”一个字母就可以拼出来，还有，ㄞ、ㄢ、ㄤ、ㄠ，都是一个字母就能拼一个字；它们与另外一个字母还能拼出另一个字来，比如，“包”字，用ㄅ和ㄠ拼在一起，“发”字用ㄈ和ㄚ拼在一起；而有的字却需要三个字母连在一起才能拼出一个字来，比如：“刷”，需要ㄕㄨㄚ三个字母，等等；但是大多数的字是用两个字母拼出来的。发现了这个“密码”以后，很快，我就将拼音的规律熟练掌握了，于是，父亲又给我弄来了一本半旧的字典，等于给我送来了一个文字宝库，我的“识字量”突飞猛进起来。我的这一“聪慧”，博得了我父亲那一圈朋友（都是区村干部）的盛赞，并得到了几位“父友”的联合奖励──用报纸包着的一个邮包。里面是一只自来水笔、几个笔记本和一个本夹子。这是他们当着我的面许了愿之后，让我盼了好久，最后由村通信员给我送来的。
1955年8岁
夏天过后，我上了小学。八岁上学，在那时也是年龄最小的。我报名上学的经历，在2010年写了《报名》一文，里面情景，都是真的。我的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叫苏玉芝，是从外地调来的单身姑娘，借住在和她一起调来的同事魏永义老师家里，很不容易。苏老师对我挺好，让我当了第一批少先队员。和我一起上学的同院玩伴刘觐墀（小虎子）也入队了，而刘赞墀（小毛子）却没入上，其实小毛子也挺好的，就是太“蔫吧”了。我的性格也很懦弱，但是我特别听老师的话，自然就博得了老师的好感。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苏老师就转走了，并在新的工作地结了婚，后来听说她不幸病死了，只有三十岁左右。
1958年，11岁
新中国建立以后，每年都有重大的决策出台。但是，直接关联到我这个小孩子的，应该从这一年的“除四害”运动起始。这年的2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央在指示的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专区都必须在今年上半年定出本区的除四害、讲卫生、消灭重要疾病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并且必须按月按季对所属单位的工作状况加以检查评比通报，以便表扬先进，督促落后。”共产党的号召历来是全民动员雷厉风行，而除四害这种活动我们小孩子也完全能够参与，好么，我们小学生立刻就成了一支最活跃的力量。2005年我写了《捉麻雀》一篇小文，记述了那场运动的一个小镜头，就算没扔下一个空白吧。
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的各项大跃进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激动之下，写了一篇《在大跃进的年月里》，记录了秋翻、抢收、吃食堂等几个镜头。后来自己都感觉水平太一小般了，只好忍痛淘汰了，从中摘出来《抗旱》《送粮》两个片段，留存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梦亦非烟》里。在这值得我一显的是：从废品中拔出来的这两篇小作文，后来竟然在贵州名刊《山花》杂志上得以原样照发。
1961年，14岁
暑假之后，我小学毕业。9月7日，到坐落在榆树台镇南端的梨树县第三中学报到。我在《为了那张毕业相》那篇文章里讲述了告别小学时代的最后一次艰辛经历和能考入中学的不易。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说：“我们新发堡小学四十八名毕业生，考上了七个，七比一，这还是我们全公社各小学校考上最多的。”给我送这个喜讯通知的，是住在我家后院的刘志贤老师，我朝她叫大姐。刘老师是我的玩伴小虎子和小毛子的本家，并且还是他俩的晚辈。那天晚上，她来到我家，开口就问我：“书杰，你考得咋样啊？”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乖乖地说：“有的答上了，有的没答上。”突然，刘大姐两手抱着我的双肩说：“大兄弟，我给你报喜来了，你考上了！”我虽没像范进那么激动，但是，那夜我也失眠了。
那个晚上，刘大姐在我家坐了很久，和我的父母谈起了她和她弟弟刘志国在榆树台镇梨树三中艰苦的求学历程。我在旁边听着，时而流着眼泪。
那时候，我虽然很小，所谓少不更事，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维想象空间。那年，我们6月25日就离校了，到9月5日接到升学通知，那七十多天的等待是那么漫长，它不像以往的暑假，还没呆够就开学了，而这一次，还能不能再开学谁知道啊？那时候，我的家里正穷得掉底，没吃没烧，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二弟三弟挖野菜，打青柴。我们的活动范围基本是我们生产队的地盘或稍扩大一点儿。东长垄子、高家房框子、山东坟、老林家房后、大碹坟、大弯垄、南大坑沿……这些用各种特征和标记命名的地方，都是我们征战的战场。在那寂静的田野里，和那荒凉的壕埂上，一筐筐的野菜、一背背的青蒿，一天也不能停歇地运往家里。手里不停地忙活的时候，脑子里也在不停地信马由缰。那也许，是我这一生中思想最放开的一个时期吧。我参加农社以后，我又重新在那些地方挥汗的时候，那些经过学大寨运动已经抹平了旧迹并更换了名字的地块，总是还能勾起我对童年旧事的回想。
中学的环境是我那小学母校无法相比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教室（母校是破旧土房）、油漆木板的桌椅（母校的桌椅缺腿少橕，并且不够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榆树墙（母校没有围墙，只有一棵挂着下课钟的榆树）、齐备的教具（母校只给老师发粉笔）、还有素质极高的老师（大多是因在城里消费不起，而自愿下放到小镇的县高中老师）。当然，中学的费用也是小学不能相比的。
我家距学校足有二十里，开始是住宿在学校，粮食关系转到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是固定统一标准12元。就我们家的条件，根本就拿不起。班主任老师给我报请了困难补助，学校给批了第三等级，每月补助5元。但自己需付的7元钱仍然拿不起，正一筹莫展的时候，雪上加霜的变故又来了。正在榆树台镇砖厂上班的父亲，因对抗领导自以为是，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在这个年底，经榆树台法庭（代表梨树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劳动管制四年，勒令卷铺盖回家。我的困难补助待遇随即被取消，指标改批给滕景才同学。侥幸的是，我已经得到的三个月的补助不用退回。无奈，我从住宿生改为走读生。
走读也很难。离学校那么远，连跑带颠也得两个小时，一天就得有将近四个小时搭在路上，本来肚里就没食，能抗住这么消耗吗？变走读是在这年的年底，与我父亲几乎同时，他卷铺盖回家，我也卷铺盖回家。正值天短，刚亮天就到了应该到校的时间了，得起多大的早啊？最让我不忍心的是，母亲每天都得半夜起来给我做早饭！走了不多日子，我就又改招了。仍回学校住宿（学校的大通铺宿舍不收费），不在学校食堂用餐。
学校食堂从1962年初起，也改制了，学生的粮食关系全部退回给本人本地，学生自己拿成品粮到食堂兑换餐券，然后，每顿吃多少自己掌握，另外再花钱买菜票。我也兑换了一点餐券，但是很少去食堂消费。
娘给我缝了一个布袋子，每个周日返校的时候，就装上一周的干粮──18个菜团子，每顿一个。一直坚持到毕业，也没“改制”。
虽然是一周的量，但是堆并不大，我也没处存放，只能塞进我的课桌堂里。冬天无处蒸热，夏天无处冷藏。冬天啃得浑身筛糠（教室里虽有火炉，每天早上生一会儿，但同学们都用来烤鞋垫，我无法用）；夏天一夜便馊，内起粘弦外长白毛，嚼得直恶心倒胃。如果现在拿来喂猪，猪都不会吃。这种生活，扣除寒暑假，我熬炼了足有二年，还挺好，竟然没得胃病。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只有三篇作品追忆。《我偷了同学一张饼》，写了同学；《老师留下了那把烟》，写了老师；《最后一次离校》，写了学校。中心旨意是讲述我的苦难，文字虽然不多，也记录下了一个大貌。这三篇文章，都是我在泉眼岭乡电管站贡献青春的时候写的，随后都在《吉林电力报》副刊上发表了。
1962年，15岁
我们这一届学生共招收了四个班，比以上两届还少了两个班。我是一年四班37号。我们班的同学最多，最多时达58名。我们班主任是张巨有老师，他在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跟大家说：“中学的老师跟小学不一样，小学老师教你语文又教你算术的，就是你的班主任；而中学老师是各教一科，班主任也是只教一科。我教大家政治课。”我听了还觉得挺遗憾的，可笑地想：怎么不教我们语文呢？──我太偏爱文科了。
班级的“班子”初建之前，我代理了一阶段小队长，后来“完善机构”，我改任俄语课代表。虽然我的俄语成绩全班数一，但我认为，课代表不一定非得用擅长本科的人不可，它的职责就是该科老师的联系人，很简单的。如果能让我自己选择，我倒愿意当语文课代表，因为我还是学校的板报通讯员，而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就是板报的编委，这不正好是一体吗？
上面的两个角色并不值得我炫耀，其实，最使我怀恋的是学校图书阅览室的管理员这个差事。三年的校园时光，有两年半五个学期我是在倾心地照看这个摊。主管这项工作的是总务处的陈信老师。在我之前，陈老师总是在二年级的女生中挑选一或两位担当此任，时长两个学期。他这么挑选的道理是：第一，女生心细，比用男生放心；第二，二年级的学生处在中间，比一年级的熟悉情况，比三年级的学习压力轻。这般考虑真是太对了，可是，这一年的那一天，陈老师偏偏发现了我，随即就改变了他的用人取向。
我在毕业离校八年以后，曾给陈老师写过两封“诗信”，都收录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梦亦非烟》里。在第一封信里我回顾了当管理员的一些情景，我写道：“当我第一次走到那里，望着里面不敢进去。‘来吧，来看书吧！’您热情地向我招呼。”这一节应该是发生在我最初住校的那三个月的时段里。自由活动的期间内我到处走，我要熟悉环境，这样，我就撞到了阅览室的门前。“从此就在阅览室里，消磨我的课余时间，可惜我读书无有计划，不求甚解只有贪婪。”这大概就引起了陈老师对我的注意了吧？“这真是我梦中盼想的事，我当上了图书管理员，您亲手交给我一把钥匙，接过来我把它掂了又掂。”这就是一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1962年3月份起始的事了。
阅览室的开放时间是午饭后和晚饭后自由活动的那段时间，各约一小时。管理员的职责就是“看摊守摊”。吃过饭提前一点儿来开开门，闭馆时把图书整理一下，并且打扫一下卫生。整完了，锁上门，你还不能耽误去教室上课上自习。干上这个，在自由活动时间内你就没有机会做其他的自由活动了。
为了不让我因为吃饭而耽误开门，陈老师给我签发了一张“特条”：我凭它在餐厅打饭时可以不用排队。当年在校生16个班六百多人，除去家住镇里可以回家吃饭的，走读生自己带饭的，需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学生有四百多人，曾经有一次拥挤，把付饭口的灯泡子碰碎在饭锅里。那可是“三年灾害”时期呀，粮食极其珍贵，但是负责后勤的王化龙老师在犹豫片刻之后，果断命令：把那一锅饭挖坑埋掉！并且规定：以后开饭时由学生会的干部轮流维持秩序。
可以想见，当我手持特条，大摇大摆地从那长长的买饭大队旁边走过去，直达打饭口，不管是谁维持秩序，都得给我放行，那个神气，谁能比了？
万般可悲可叹的是，我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特条。我在前面说过了：我是自带着野菜团子来求学的，虽然兜里也有几张餐券，那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的。因为自带菜团，我从来没耽误过给阅览室开门，我是把菜团子拿到阅览室，边啃边看书，边等着同学们的到来的。
1964年，17岁
这年夏天，我初中毕业，7月25日，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从此告别校门，我回乡入社当了农民。在典礼的前三天，学校安排，照了全校和各班毕业生的合影，五十年后的2014年，我曾写过一篇《我的一张毕业合影》的小文，追忆当年照相的情景。我的追忆，自然也是充满了寒酸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