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捧着手机看微信时，无意中看见一副讣告，而且还是孙文斌的讣告。开始我还有点不相信：一时不清楚究竟是孙文斌不再了，还是他的父亲故去呢？
随着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建三江的文友们有的患病，还有几名文友故去，几年前先是勤得利写诗的李吉忠，随后是建三江的赵春雷，几个月前曲洪智老师病故，难道他也紧随其后，和建三江的几名作者也离开了？
几天前，仅仅在几天之前，孙文斌还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有一个朋友想和我说说话。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绥化的一名朋友，当孙文斌说道那人是绥化的，我当时已经知道了那名朋友了。我和那名朋友认识在《黑龙江经济报(副刊)》俞主编组织的一次活动上。只是已经二十余年没和那名朋友联系了，自然也想不起那人姓何名谁了？至今我还没想起他个朋友的名字。好在最近建三江将组织一次活动，不仅邀请了哈尔滨的几个文友，可能也有绥化的一名作家，到了那时自然能问到那名朋友的姓名了。如果真的是孙文斌先生故去了，再多知道一名老朋友，能弥补孙文斌先生的病故吗？
记得那时，我离开勤得利不久。当时，我主要给报纸副刊写散文，当时投稿的报纸，不仅有《佳木斯日报（副刊）》《三江晚报》，还有《农垦日报（副刊）》《黑河日报（副刊）》《牡丹江日报（副刊）》当然也包括《黑龙江经济报（副刊）》还有《黑龙江晨报》《生活报》等等。当时《黑龙江经济报（副刊）》每周有二到三个版面，一名编辑忙不过来，于是从绥化邀请一名朋友在《黑龙江经济报（副刊）》当编辑。当时，我也往《黑龙江经济报》投稿，这名朋友编辑过我的几篇散文，再见面也就认识了。当时，我俩谈了很多，当时我正在整理短篇小说《冰湖》，他希望我能把这篇小说投到《北方文学》杂志。他当时对我说：“尽管《北方文学》杂志稿费很少，但毕竟是黑龙江作协主办的杂志，能在这家杂志发表一篇稿子，往往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最后我也接受了那个朋友的建议，把稿子修改后投到《北方文学》杂志编辑部。
尽管，我的《冰湖》没在《北方文学》杂志上发表，最后发表在《章回小说》杂志上。《冰湖》是篇不足一万字的短篇小说，《章回小说》给了900余元钱的稿费，也是我投稿得到最多的一笔稿费，也是从那以后我的小说才走出垦区，先发表在吉林市的《短篇小说》，随后发表在沈阳的《芒种》杂志上，再往后，我的小说发表在山东的《新聊斋》《当代小说》，还有河北、河南的杂志上，再往后，我的作品出现在江西、湖北的《中华传奇》《中国故事》的，还有深圳的《新故事》杂志上。而这些，全是绥化那名朋友的点拨。没有那朋友的指点，可能也像黑龙江垦区很多作者一样，其作品多发表在黑龙江垦区的一报一刊上。
认识孙文斌已经很久了，我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工作第二年一天，当时还在学生科管理学生宿舍——那是一个很苦的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查寝，而且还在晚上十点以后，主要查男学生抽烟的问题，每次学生科长都参加的活动。后来我才调到教务科，管理图书馆——当时学校没有独立的图书馆，只是有四五间比较大的教室藏书，只能算图书室，当时图书室有四名管理员，外加我新的调入，图书馆一共有五名工作人员。这期间，其中一名管理员敲我的办公室，原来有两个人来找我，开门才知道其中一名是当时《北大荒文学》的主编刘戈，另外一名不认识，而那个当时不认识的人，就是孙文斌。
当时他俩到学校做什么，如今我已经忘记了。当时黑龙江垦区有一报一刊两家纸刊，而当时两家都在创资，也就是融资，扩资等等，当时农垦十几家农场为了扩大本农场的影响力，农场宣传部也想尽办法，在报纸上发稿。这样《北大荒文学》杂志也不可能束手待擒，于是开始有了所谓的“报告文学”，而所谓的“报告文学”主要是那些文人们来歌颂农场场长，为其歌功颂德，而获得到那些人扔点“嗟来之食”的资金。当时孙文斌和刘戈可能就是做这种工作吧？因为当时孙文斌的文笔在黑龙江垦区已经有一定的名气，所以主编刘戈才把他邀请到佳木斯，来为他们杂志摇旗呐喊。尽管这样，当时他们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文人那么大的勇气，绝对没有莫言那样的勇气和文学修养，否则他就不可能光明正大署名孙文斌了，可能也成了“哑口”等笔名了。就像我后来的笔名一样，因为当时主编已经明令不能发表我的署名的稿子，最后只好起了一个笔名。
孙文斌出生于1960年，20余岁开始文学创作，起步很早，二十多数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先后出版四本中短篇小说集，那是他一生中最厚重的作品，也可以当他最后的就寝的“枕头”。这样让我想起2004年到河南郑州领2003——2004年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的事。
郑州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两年评奖一次，每次只有10名，想不到我第一次创作小小说竟被评上了。在此之前，我也订过河南的《小小说选刊》，河北的《小小说月刊》杂志，还有江西的《微型小说》，也知道有一个写过很多小小说的作者叫刘国芳。
而那次在郑州一家度假村，我合刘国芳同住一房间。刘国芳身材大约1.70左右，典型的黑而瘦的江西人。
同住一间宾馆，闲聊时才知道刘国芳因为创作小小说，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他所在的那家城市还给他安排了工作，是一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刘国芳也有了工资。尽管如此，他仍旧坚持每周创作两篇小小说，而且以杂志发表于杂志或报纸为准，也是当时和有关部门的签约。
提到刘国芳，不能不提2004年在郑州认识的相裕亭了。
相裕亭是我到郑州报到时认识的，早在《小小说月刊》和《小小说选刊》杂志上认识了相裕亭，和他谈起我的一篇小小说的情节，他听了后说，情节不错，处理好了，应该能发，后来他知道其中一个情节，才知道了这篇小说没发表的的原因。后来，这篇小说变成了一部中篇，就是在武汉的《中华传奇》杂志上发表的《白月亮》。
相裕亭的《盐河旧事》一书，收入了他的五十二篇盐与河的小小说。在此期间，在网上无意中看见了征稿的动物小说。最早发表在《北大荒文学》的小说，是一篇写黑龙江渔民的小说，发表时，编辑将那篇小说改为“鱼王”，第二篇小说是一篇讲狼的故事。编辑把那篇的题目改写为《爱之旅》。后来，我又写几篇动物的小说，均分别发表在武汉的《中国故事》和深圳的《新故事》杂志上，我把其中几篇发往征稿编辑部，很快发表了四篇动物小说。拿到四本样书才知道，那是上海一家叫“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也就是借助这个平台挣点钱的公司。这样一来，那家公司挣到了钱，也成全了几个像我一样的作者。
这家公司从安徽少儿出版社买的书号，以上海的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为基础，每年推出一组动物小说，总题目为《中外动物小说精品》，连续出版了几年，而这样的作品很受十几岁男孩子的欢迎。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卖的书，没有再版，因为这样的书太挣钱了，最后每年再推出“升级版”，黑龙江垦区王风麟的闻名小说《野狼出没的山谷》在2019年的也不收入其中，题目改为《野狼谷》。此外曾经轰动一时的小说《狼行成双》也在其中。我也趁此机会在这组书里发表了二十余中、短篇动物小说。
后来我还写了几篇动物题材小说，有了我在“中外动物小说精品”的基础，最后这二十余篇小说，也成了最后能在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我的四本动物小说的蓝本。在这一点上，则比很多作家和作者更聪明，更捷径，简直是抄近道。
几个月前，患肾病的曲洪智老师走了，如今孙文斌也离开了，短短几个月里，黑龙江垦区先后离开了两名优秀作家。曲老师的离开还好说，毕竟当时他已经年余八旬了，而且身体也不好，几年前走路已经受限了，不得不买一轮电动车代路。尽管如此。曲老师还是没有放下手里的笔，在生活的路上艰难跋涉，直到最后。而孙文斌才六十余岁，正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年龄，想不到他竟也突然撒手离开了，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黑龙江垦区也少了一名优秀作家。
呜呼哀哉，孙文斌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