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委员张小丰从木桶中舀洗碗水，端着碗退到井台一边指着女生宿舍东侧倒塌的围墙，对正在洗碗的班长说：“这段围墙倒塌都快一个星期了，现在天也晴稳了，一些同学贪图路近，进校园也不走大门了，这个豁口子要不尽快打起来，显得校园秩序有点乱，也不安全。”张小丰边说，边朝女生宿舍瞄了几眼，从他的眼神里，表现出他是为女生的安全考虑。要搁在平时，不说打墙头一事，这样的眼神就有些萎琐和不安分了。自从墙头倒塌后，来井边洗碗的同学都感到视野豁然开朗，从这个豁口向外可以看到附近的村庄以及农户院子里跑着自由觅食的鸡鸭，还有墙头外一大片棉花地，棉桃吐絮，宛若吐露着一团又一团纠结的心事。
倒塌一段围墙，掀起一段风波，也产生一段故事。这几天班里总能听到几个女生在一起窃窃私语，看上去是贴着耳朵在说话，还边说边笑，大有故意传播之意。被男同学称为“小喇叭”的那个喜欢扎着“小车把”辫子的女同学，可会传播新闻了，没有的事她都能给你说的绘声绘色，像真的一样。她笑着说，围墙这一倒，女生们晚上睡觉前都会把宿舍的门顶得死死的，蒙着头睡觉都有些害怕。说害怕，到底害怕到啥程度，这样跟你说吧，有个女生有屁憋着不敢放出来(这女生有名有姓，还在我们班里)，她使劲儿地憋，我估计就跟老母鸡下蛋差不多。“小喇叭”耸一下肩，又缩了一下头，一双小辫像极了母鸡的尾巴搭在鸡窝上。这时，大家都被逗笑了，唯独她不笑，故意板着脸继续说，哎哟，我的个她呀，实在憋不住了，“嘭”的一声，跟打爆车内胎一样响，被子都能掀起来，门像突然打开，胆小的女生都差点吓哭。拉开电灯，见门还顶得紧紧的。讲笑话的“小喇叭”一脸严肃，而听笑话的人却前仰后合。“小喇叭”接着又讲，门没有人开，但门外有人走动的脚步声，一宿舍的人都紧张的要命，大气儿都不敢出。
“都半夜了，怎么还不睡，开灯干什么?”原来，管女生宿舍的英语老师过来了。毕竟紧靠女生宿舍的围墙倒塌了，她有些不放心，夜里多查了一次铺。老师查铺倒是真的，笑话是“小喇叭”以真人真姓名杜撰出来的。如果墙头不倒，“小喇叭”再能编也讲不出这样的笑话来。把墙头打起来，文艺班的劳动委员张小丰两天前就已经开始谋划这事了。学校是公社办的一所两年制高中，课程开设有数学、语文、化学和物理以及英语，再就是政治课和劳动课。虽然课程有这么多，那时候的主科语文、数学和物理等几乎都成了副科，而政治课和劳动课这两门副科却成了我们的主科。新生入学第一年分为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到了第二年，根据办学需要，分为文艺班、机电班和农化班。第二年分班时，因为会唱几段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我分到了文艺班，成为班里的一名文艺骨干。我唱得最拿手的戏是《沙家浜》中指导员郭建光一段唱腔：“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香……”虽然是文艺班，但劳动课不能少，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就要能文能武。那是一个大力办学的年代，大队有初中，公社有高中，我所在的学校是原来公社的拖拉机站改建的。学生已经毕业好几届了，我们应该是建校后的第三届高中学生。拖拉机站以前没有围墙，建校后打了围墙。学校的围墙砖砌根基，砖以上都用黄泥掺麦草拌成湿泥团堆成，厚厚的墙体晾干后坚硬牢固。为不让雨天墙体受潮，人们在打围墙的时候，顶部用麦杆切成段铺在上面，麦糠和泥堆成一道长长的拱形土领子，这样不会积水，即使有水也都顺坡流向地面。学校四周打一圈围墙算是大工程，而打围墙的单位也只有公社的粮站和机关学校，像粮站的围墙和公社机关的围墙都是砖砌的，而新成立的公社高中学校的围墙是泥巴打起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围墙不用砖砌而是用泥巴。在温带季风气候的阜阳，春秋两季多遇连阴雨，而夏季又是梅雨时节，碰上这样的天气，洗提再干净的衣物因天气潮湿都会生长霉菌点，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就连存储在泥巴囤子里的粮食弄不好都可能霉变，可见，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天气里，土坯墙受潮后从根基到顶部能湿大半截，再坚固的泥巴墙如果不进行加固防护，时间长了都会倒塌。那个时候，不少农户的土坯墙都长着“腿”，即用木棍支撑，以现在的情况看，那才真叫危房呢。
秋风飒飒，落叶纷纷。校园里的小树林被着上秋色后枯叶开始飘落，而连绵的秋雨下个不停，不仅空气潮湿，路也泥泞。连阴雨天天下，细雨裹着小秋风淅淅沥沥下了半个多月。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怎么会有太多的雨水，下的沟满河平，积水难退。学校的围墙从下到上大半截都被雨水浸湿了，雨如果再继续下，说不准什么时候墙体就会倒塌。那天夜晚，风刮的很厉害，雨渐下渐大，听女生宿舍旁扑通一声，像是一个大胖子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被什么给绊着了栽个大斤斗。正在睡意中的女生听到响声后，吓得裹紧被子缩在被窝里，也没有人敢开门看发生了什么。第二早晨，男生宿舍就传来女生宿舍东边一段围墙倒塌的消息。有男生得意洋洋还有些欣喜若狂地说，这下好了，我们都不受老夏约束了，女生宿舍那边敞开门随便进出，老夏管不了那地方。老夏是看门的，平时大门看的死，有同学手里攥着老师的请假条，他都盘问半天才放行，因此，喜欢外出的同学都有些恨他。有一次，几位男生外出很晚才回来，他们先是很尊重地喊，夏师傅，开门。老夏拉开门岗的窗户瞄了一眼，对他们说，都几点了才回来。几个人解释说，有事情了，没能及时赶回来，请夏师傅开一下门。老夏有点“轴”，几个人在门外解释了半天，老夏还是不开门。于是，几个人就晃动大门，让老夏不安生。几个人跟老夏玩起了声东击西，一个人故意把门晃的咣当咣当响，其他人从一边翻墙头进了校园。老夏听不到大门响了，他以为人进不了校园，都走了。便去厕所小解，在厕所与围墙相接的地方，老夏看到有一个人趴在墙头上，正准备往下跳。老夏警惕起来，他贴着墙根弯腰来到那人攀墙处。墙上人哪注意解手的老夏，见四下无人就纵身一跳，脚刚落到地上，就让老夏摁住了。
夏师傅，我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叫不开门，我才跳墙头的。老夏闻到了酒味，原来，这几个学生到外面喝酒去了。老夏憋着尿拽着那个学生的胳膊说，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学生，只有把你交给你们班主任，我才知道。第二天，校长在全校师生早操会上表扬了老夏，点名批评了那几个学生，并让他们写出检查。所以，老夏的威严在学生心里一直不倒。本来老夏与墙头倒塌毫无关连，因为他门把的严，学生出校门难，同学们便有了延伸性的想象。为啥大家都关注女生宿舍倒塌的一段围墙，因为女生宿舍里似乎有太多不为男生知道的秘密。一所农村高中学校，来自二十多个生产大队的学生，男女生比例和城市学校恰恰相反，农村学校男生多，女生则少之又少，一个班人数最多时七十人左右，然而女生不到十人，甚至更少。处于荷尔蒙旺盛期的男生，巴比胺增长过快的一群人，女生宿舍对他们往往具有很大吸引力。记得有一次我们打过篮球，没有回宿舍就到井边洗脸冲凉。我手里捧着篮球，被身边的一个同学故意往女生宿舍方向打落，结果篮球毫无顾忌地欢蹦乱跳地直直地滚进女生宿舍。宿舍里的女生被滚进来的篮球吓了一跳，看到我们都楞在井台边，也不给我们踢出来，一个女生还故意把门半掩，意思很明显，想要球就来拿。我要那个男生去拿，那男生要我去拿，结果，谁都没有去女生宿舍把篮球拿回来，我们一路坏笑着走了。后来，还是女生“小喇叭”把篮球带到教室，她白了我们一眼，说：“看着你们都挺逞能，连个球都不敢去拿。”说的我们几个爱打篮球的人脸有点发热。我们那一届的高中学生，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封建，男女同学走对面都很少打招呼，也不说话，如同路人。平时谁要是提及“恋爱”一词，都被指责不正经。因此，看似纯净又纯真的校园生活，男女生心里像隔着一道无形的“墙”。然而，在教室里就不一样了，男女生说话都很随便。女生问近桌的男生数学题演算的结果是否一致，还有一位被称为“小辣椒”的女生绕过几排座位，跟一个男生借课堂笔记抄一下，仿佛教室这样的公共场所才适合于男女生在一起说说笑笑。教室真好，教室是男女同学不掩内心饰羞怯又心情释放的空间。教室就像一只笼子，我们是关着的鸟儿，狭小的空间里，你蹭它的羽毛，它啄你的翅膀，叽叽喳喳，无拘无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放飞到无限的天空，好像谁都不理会谁似的，我有时候就感到好笑，那时候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就像那些鸟雀一样。尽管如此，只要班里有集体活动，男女生都报名参加，就连一相只顾读长篇小说，见人腼腆一笑，说话带着娘娘腔的贺喜良，都主动报名参与。学校有两口水井，一口井离食堂近些，而这口离食堂近的井又偏偏位于女生宿舍前，每次吃完饭，男女同学都到近处的井边洗碗。其实，碗没啥好洗的，食堂里的稀饭二分钱一碗，买两个白面馒头才一毛钱。喝稀饭的人多，买馒头的人少。学生们吃着从家里带来的杂面馍就着家制小咸菜，也都吃的津津有味。只用来喝稀饭或者是喝白开水的碗，从里到外没有半点油花，就那也挡不住男生到女生宿舍前的井边把碗洗了一遍又一遍。洗过碗后，还舀上半碗水，喝上一口，含在嘴里，仰起脖子，在嗓子里咕嘟咕嘟漱老半天，然后用力向外吐，弄出很大的响动。女生宿舍前的井，竖着一根吊杆，吊杆的一端绑着大石块，另一端是长长的竹竿下连着一只厚重的木桶。取水时只要用力往下捣竹竿，让木桶沉入水底，桶水就满了。木桶不怕磕碰，青砖砌成的井壁长着青苔，但有一面却是光光的，多是木桶磕碰的结果。女生力气小，要么是吊杆压不下去，要么只取小半桶水，要想提出满桶水，只有两个女生一起协作，把吊杆压到水底，费了好大劲才把桶提上来。洗碗的时候，她们多是趁男生把水提上来，有把碗放在背后，有的把碗捧在胸前，都迈着小碎步，轻轻盈盈地微笑着凑上来轻轻松松把碗洗了。一次，不知是哪年级的一个男生取了半桶水，只顾自己洗碗，见女生来了，不知道是害羞还啥原因，碗在水里淘几下，倒掉桶里的水走人。那男生不知自己遇到了文艺班女生“小辣椒”，她岂能放过那个男生，追上去夺过他手里的碗扔在地上，气昂昂地说，咋这样不近人情，打桶水累死你了?跟我们女生有仇是吧，那好，你以后别到女生宿舍井台这边洗碗，要让我见到你，非把你的碗扔井里去不可。好在小男生手里的碗是带“耳”搪瓷缸，要不然，准给摔成瓣了。那个小男生被“小辣椒”治得服服的，红着脸赔着笑又回到井台打了满满一桶水，让“小辣椒”她们洗碗。这时，“小辣椒”笑着对那个小男生说：“这还差不多，以后别惹姐生气。”腋下喜欢夹一本书名叫《艳阳天》这部小说的贺喜良，他的表现就与这个小男生不同了。来到井边洗碗时，先把书放一边，见有女生过来，十分乐意为女生服务。斯期文文地把水提上来，很有礼貌地让女生先洗碗，虽然多数女生并不喜欢他那谄媚的样子，但他的热情女生们很受用。女生拿着洗好的碗回到宿舍随手关门，也有女生故意不关门或忘记关门，这让在井台洗碗的男生逮住机会往里看。当有人被调侃取笑，那个男生掩饰着自己的尴尬说，你的眼睛也没闲着嘛。一阵起哄后，男生们就一边漱口，一边倒掉碗里的水，心满意足地离开。贺喜良洗碗后习惯把筷子竖起来，然后朝碗底用力捣上几下，边捣还边向女生宿舍看。有人问他，大作家，你捣碗是啥意思?贺喜良以微笑作答，并不解释。被问急了，他又一边捣着碗一边轻声唱着一支老掉牙的歌《手拿碟儿敲起来》，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扭。别看贺喜良有点女人味，野心大着呢，他曾发誓毕业后也要写一部像《艳阳天》这样的长篇小说，并说他已经在心里构思了。但班里的男生都说他读小说得了“相思病”，还是单相思。因为他说过班里的石姓女生特别像《艳阳天》里的女主人翁焦淑红，人长得清秀，显得青春活泼，他太喜欢焦淑红这个人物了。言下之意，他也喜欢那个石姓女生。女同学喜欢在教室里说笑话，男同学宿舍更是生产笑话的“加工厂”。有同学说贺喜良夜里做梦叫那个长得像焦淑红的石姓女生的名字，还看见他的被窝藏着一只野性鹌鹑，正在用头往外撞被子。笑话传到女生宿舍，也传到那个石姓女生耳朵里，贺喜良一次在路上被石姓女生拦头截住，把他臭骂一顿。挨骂后的他弄不明白“焦淑红”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他使用了鲁迅小说的白话语言。挨了女生“焦淑红”骂的贺喜良，洗碗的时候，女生像躲老瘴(即疟疾，上世纪70年代为常发病)一样远远躲着他。自挨骂之后，贺喜良就有些郁郁寡欢了，依然腋下夹着一本砖头厚的大部头，脸上不再有那种清纯男生的笑容。一天晚自习过后，月色朦胧中有人看到一个夹书的背影在学校大门口与老夏发生了争执，最后还是老夏打开大门放人。
第二天早晨，女生“小喇叭”在班里似乎很神秘地传播一条爆炸性新闻：昨天晚自习结束，宿舍里的灯还亮着，有人在女生宿舍的后窗偷窥，糊了几层的报纸都被捅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窗台下的人被发现后，落慌而逃。早操时，有人在女生宿舍窗户下拣到了一本《艳阳天》。头天晚上，贺良喜有些头痛，晚自习没上完回到宿舍就睡了，有人证实他昨晚确实没有外出过。至于和看门的老夏发生争执的人是不是贺喜良，说这话的人有些含糊其辞，不能保证那人就是贺喜良。因为，夹着书本进出校门的也有家住镇子上的代课老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贺喜良没有听到“小喇叭”传播的消息。当有人问他小说搁在哪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说，在枕头下呢。问他的人说，你再看看还在不在枕头下，不在枕头下它还长了翅膀飞走?别人都替他急了，他感觉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同学告诉他，你的书被人从女生宿舍后窗下拣到交给学校政工组肖组长了。什么?你给我胡扯什么。贺喜良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回事，便急忙到被褥下取书。当他掀开被褥，书真的不见了，再掀，还是找不到，把被褥提起来抖了又抖，还是不见那本书。贺喜良急得脸都红了，想骂娘，对看他笑话的同学说，谁拿了我的书，快还给我，要不然，老子要骂他“娘希匹”了。实际上，他已经在骂人了。他骂的并不脏，学着台湾一位党主席的口音，让大家掩嘴而笑。这时，班长走了进来，贺喜良就跟他说，班长，我的书被盗了，我先不说他偷，只是被盗，因为盗又不是偷，对吧?班长。他是鲁迅的小说看多了。班长告诉他，你的书在肖组长那里，让我通知你去他那里把书拿回来。
贺喜良一脸蒙逼的样子，说，我的书怎么会在肖组长那里呢?
就在大家看贺喜良站在大通铺上找书的时候，劳动委员张小丰从外面进来，动员班里的同学说，下午劳动课咱们把女生宿舍那边倒塌的一段墙头打起来，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张小丰还说，早点把围墙打上，保证女生的人身安全，也是正规学校秩序，学校后勤给咱们准备好了劳动工具。
贺喜良积极报名，嘬一下嘴说，我参加打围墙劳动。班长说，等你取回来书再去打围墙吧。
男生从学校后勤仓库领来了铁锨、钉耙以及水桶等劳动工具，然后动手清理残砖断瓦，把倒塌的墙体烂泥给捣碎，地基也要铲平。重活男生干，女生在一旁看，她们能干的活就是用桶把男生从井里取上来的水，再用另一只桶提到劳动地点，然后倒进捣碎的泥堆上。虽然距离很短，也把女生累得娇喘。女生倒水的样子像浇花，性急的男生从女生手里接过水桶，来个底朝天将水倒掉，再把桶交给女生。感觉水和土的比例差不多了，力气大的男生用铁锨翻了几遍泥，脱去鞋子，挽起裤管，然后赤脚在泥上反复踩，直到把泥踩的既不稀，又不散，用锨切成块状，像砌砖墙一样往上码泥块。劳动委员张小丰在家做过制坯打墙的活，他说，泥踩千遍，砖都不换。意思是说把泥踩细踏匀了，等干了之后，比砖结实耐用。他还说，拓坯打墙，累死阎王。也就是说，打墙头是天底下最重最累人的活。张小丰劳动中表现突出，重活干在先，女生“小辣椒”心直口快地说，张委员，休息一下嘛，女生都说你干活最卖力，你是不是讨好谁啊。他暴着板牙一笑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班长一旁取笑道,怪不得你干活恁炯(有劲的意思)，原来心怀“鬼胎”啊。
见人取笑他，张小丰自我解围说，瞎扯个啥，我们男女同学亲如兄妹，谁去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不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咱们这前人打墙，堵住“豺狼”。张小丰这样一幽默，女生笑了，自己也下了台阶。他接着说，咱要把这段围墙砸得结结实实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嘛。也有同学说，等咱们毕业离开学校，谁会知道这一段围墙是我们这一届文艺班的同学打起来的呢?一段围墙倒塌的长度不到两米，是向外倒的，把生产队的棉花地也砸倒一片。好在生产队承包了学校的男女厕所，生产用肥都由学校供给，队里也没人和学校讨说法。我们打墙头时泥巴和砖头都是现成的，不需要从远处搬运。劳动委员一边指挥大家干，因有女生在场，他表现的很卖力，这也足以说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这条歪理。墙往上垒，因为高度增加了，矮个子张小丰骑在墙头上，一边接着从下面递上来的泥团，一边往上把泥团码好，码整齐。他挥汗如雨。为了活跃现场劳动气氛，我说，我来给大家清唱一段京剧选段，让同学们放松一下，如何?立刻有人鼓掌，女同学“小辣椒”把我往前一推说，唱，你要不唱，这活我们都不干了。因有女生在嘛，我也是表现自己，清了清嗓子。大家以为我又要唱《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可我却一人担起两人角色，唱起了《智斗》一场阿庆嫂与刁德一的选段：“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这时，班主任过来了，他对这堂劳动课非常满意，脸上露出笑容，说，劳动课就是社会实践，温室里培养不出花朵，劳动能锻炼人的意志和体魄。班主任是一位上海下放“知青”，我们都称他是“知青”班主任，因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中有一篇小说《高粱棵大学》还入选我们语文课本，他是我们文艺班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偶像。文章他会写，劳动他不懂，他对劳动的赞美却如此精彩。
一班人都围在一起劳动，场面热闹，但好多人插不上手，他们只说不动手，一个个像是指挥官。有些人一会儿走，一会儿又来，这时，有人发现，被贺喜良称为“焦淑红”的石姓女生不在劳动现场，中途，班长说去换一下衣服就过来，一去影无踪。“焦淑红”家住农村集镇上，母亲是供销社主任，班长的父亲是公社武装部长，他们家庭条件都比较优越，当贺喜良想吃“天鹅肉”的时候，男女生就已经为“焦淑红”和班长拉郎配了，甚至有人给他们画像，说这俩人还真长有夫妻相。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知青”班主任刚走，石姓女生“焦淑红”提着一只竹壳水瓶漫不经心地从后勤仓库那边走来，她跟一位化学老师有点拐弯亲戚，常为化学老师去食堂提开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怪的是，不一会儿，班长也从仓库那边走来，两人一前一后，距离很近，看到这情形，同学们心里明白什么。仓库中间还隔着学校的一排图书室，反正从我上高中开始到快毕业，图书室从来都没有开放过，门上的封条都被虫蛀了。据说靠近窗户那一排书架上的图书，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被人从窗户缝隙间被人“偷”光了。后来，窗子还是被人用铁丝加固了。男生宿舍跟仓库是反方向，可班长还是穿着原来的衣服啊。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班长和“焦淑红”，似乎大家逮了他们俩个现行，有点心生忌妒，有点不怀好意，还有人幸灾乐祸。可“焦淑红”和班长两个人平静如水，不躲不闪，有一种心里没悬事，不怕鬼敲门的安定自如。真让人大失所望，琢磨不透他们俩的行踪。这时，骑在墙头上的劳动委员张小丰说，来，来，再有最后一把泥就大功告成了，然后他又来了一句：“齐不齐，一把泥。”
望着新补上的一段墙头，虽然也是泥墙，但新墙和老墙截然不同，就像一边站着女生，一边站着男生，大家排成一道长长的“人墙”，共同守护校园这片培育革命接班人的阵地。
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秋风飒飒，一行大雁飞过。
墙头打好了，大家情绪高涨，我又有一种想唱的冲动。文艺班的学生就是这德性，说唱就唱。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
张小丰从墙头上跳下来，他让大家收拾工具，然后送到后勤仓库里。
倒塌的一段围墙打起来了，豁口被堵上，从这里再也看不到公社的棉田和村庄，大家的兴奋点还都停留在打墙头的热情中，好像这点活干着不过瘾，喟叹墙头倒塌太少，再多倒一段有多好，情绪里大家有点不想离开劳动现场样子，毕竟，有女生参与的劳动，让人热情高涨。送还了工具，大家把自己收拾干净准备学校开晚饭。就在大家准备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贺喜良背着捆成卷的被褥，提着一只网兜，里面装着一只洗脸盆和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缸，还有那本从肖组长处取回来的书。以前他总是把书夹在腋下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此时却像霜打的茄子，很难从他的脸上找出半点喜色，非常的落魄与沮丧。看他这样子，与他名字中“喜、良”二字意义恰恰相反。贺喜良个高，人瘦，走路似弹簧一样弹动着前行，他一边走一边抹眼泪，还回头看着自己住过的男生宿舍，怀着极大委屈与悲愤，与它作最后诀别。大家推测他可能被学校开除了，只是没有在大会上公开除名而已。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写一部长篇小说愿望的贺喜良可怜憷憷像一条被人痛打的丧家犬，就这样灰溜溜地走了。我们望着他离去的身影，心里都为他难过，为他惋惜。如此热爱读书的人，内心怎么会如此的龌龊可恶。一想到这里，我们对他的同情一扫而光，转而有些愤怒和不屑。就在贺喜良快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劳动委员张小丰快步追上去，接过他手中的网兜，非常亲切地把他送出校门。这让贺喜良特别感动，在他遭受不公被迫离开学校之际，心中有怒，又有不甘。患难见真情，而这个时候还有劳动委员张小丰同学为自己送行，贺喜良非常感动，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哭的双肩直抖，泪湿衣襟。俩个人站在学校大门外，相互紧握双手，说了半天的知心话，有安慰，有不平，也有温暖和友谊。
贺喜良离开学校大概不到半个月，我们班又接连发生两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怎么啥事都让我们文艺班摊上呢?第一件事：班里的生活委员与女生“小辣椒”晚上翻墙外出到附近村庄看电影。那是一部叫做《青松岭》的片子，里面的插曲很好听，歌名叫《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那个时候一部新电影里的插曲传播很快，校园里有人哼唱：“长鞭哎(那个)一甩吔，啪啪的响哎，赶起了大车出了庄哎咳哟......”学校很少放电影，文化生活相对枯燥，毕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电影院。平时，附近村庄放电影，声音传到校园里，我们想去看，又怕违反学校纪律。以前学校也有男生翻墙外出看电影的例子，但男生身强体壮，看大门的老夏发现不了。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出去容易，回来麻烦。电影结束，她俩返回学校的途中，因为天黑，被几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盯上，把她俩往路边沟里拖，“小辣椒”大声呼救，被人用手死死地捂住嘴巴喊不出来。这时，正巧被夜巡的治安队员发现，她们两个人才得以脱身，没有受到侮辱。不知道是感激，还是害怕，两女生呜呜地哭了。治安队员很负责，为了两人的安全，要把她俩安全送到学校，她们俩不肯，但又害怕回校的路上再受攻击，最终还是被治安队员送回学校。叫门时，老夏从灯光里看到两个戴着红袖箍的人，有点吃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身边还有两名女生。老夏不知所措抖了半天的手，才摸出挂在裤带上的钥匙打开大门。老夏问清了原由，进行了登记，这事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两位女生私自越墙外出看电影的行为，受到了大家的帮助和批判。第二件事就更离奇了。那是一个深夜，劳动委员张小丰，跟贺喜良眼中的“焦淑红”私奔了。消息还没等到“小喇叭”传播，胖胖的供销社主任“焦淑红”的母亲凶凶地来到学校要人，弄得校长和班主任都很尴尬。校方与供销社主任僵持不下，事情闹得很大，一时很难找到人。后来学校领导深刻反思，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大批判不间断，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腐蚀年轻一代的?劳动委员张小丰，班里的积极分子，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高二上半学期就已经向学校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怎么能把公社供销社主任的女儿玩到手，并且又让她心甘情愿死心踏地与他私奔。两个家庭贫富悬殊和社会背景差别也太大了，他们两个人也太不般配了，都说石姓女生一棵鲜嫩的白菜，硬是被猪拱了。男生张小丰：一米六零的个头，小眼睛，大板牙，家境贫寒;石姓女生“焦淑红”，高挑个儿，扎一条独辫子，瓜子脸上还有一对浅浅的小酒窝，白白的糯米牙，公认校花，真不知道她大脑哪根神经搭错了。但一想村里有上海下放女青年，为了能一辈子扎根农村，和当地青年结为革命伴侣，而她所爱的贫下中农的后代，甚至是瞎了一只眼的男人，女“知青”这都不嫌弃，这种摒弃世俗观念大胆把真爱献给她所爱的人的精神，无疑感染到张小丰和“焦淑红”，这就没有什么可争议和不理解了。
时光飞逝，校园里的杨柳树叶子落尽了，到了我们毕业的时间。我们文艺班六十八人，还没到毕业时间，人数就开始减少了。每个人的离开都是带着自己的故事，给大家留下一段感慨。唯有那一年，部队提前招兵，我们班有两个人当兵走了，成为令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非常光荣地向同学告别。之后，最先离开学校的就是贺喜良，据说肖组长原本要拿他在学校开刀，以警示大家不犯错误。贺喜良不知道自己犯啥错误，他一见到肖组长，感觉肖组长一脸铁青。贺喜良一进门，肖组长严厉地问道，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呢?贺喜良被问傻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啥错误，不是让我来拿书吗?肖组长见贺喜良佯装不知，就逼近一步说道，认识不到错误的严重吗?要给你上纲上线，那就是思想意识问题。闻听此言，贺喜良像突然挨了一枪受到惊吓的兔子，他差点蹦了起来。他抬眼问道，我咋啦?肖组长见他嘴硬，喝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全校造成极坏影响，整理一下材料，足够你坐牢的，知道吗?
开始有点不认输的贺喜良被威风凛凛的肖组长这一顿训，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居然把自己当成犯下严重错误的人，他的“罗圈腿”当时就软了，跪在肖组长面前哭着说他是清白的，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女生宿舍的后窗偷窥，宿舍里的男生都可以为他作证。可小说的扉页上白纸黑字写着“公园1974年3月12日购于太和县新华书店，贺喜良”的一行还算工整的钢笔字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他百口莫辩，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他哭着恳求组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是自己年幼无知，请肖组长高抬贵手放过他。还说家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父亲死的又早，家里生活困难，自己能上高中，全凭大队书记的推荐，他辜负了贫下中农对他的期望，他真没脸见人了。肖组长见他真心悔过，又哭的十分可怜，心软了，不再追究。以长者的口吻教训说：“年纪轻轻，还没有踏入社会，如果把你送到公社治保组，这一辈子算是完了。这样吧，事情到这里为止，如果再有人举报，我也庇护不了你。书呢，你就别读了，自然也不能上学了，今天就卷铺盖走人。有人问你为啥离校，就说你娘病危。贺喜良又要跪下跟肖组长磕头，被肖组长拉起来，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腿可不能软。本来，肖组长准备没收他的书，贺喜良已经跨出门，又返回来说，学我不上了，书还是要读的。肖组长允许他把书拿走。从肖组长那里回来后，心里委屈的不行，他很想跟大家一起参加打墙头，都这样了，他哪还有劳动的心思。
原本没有什么恶意，纯粹是人的本性使然。不去算计人，但小九九还是要打的。那晚，劳动委员张小丰突然心血来潮，趁贺喜良不注意，拿走了他藏在枕头下的书，一个人去了女生宿舍后窗下偷窥。他用舌尖一层层濡湿女生宿舍窗户上的报纸，轻轻捅开一个小洞，就看见一个女生拿着洗好的短裤准备晾晒。女生宿舍别有洞天，墙角里，床头上，挂着胸罩，短裤。因为门是关着的，从窗纸洞里能看见门的绳子上挂着女生洗的干净的月经带。洗了短裤的女生从墙角的钉子上拴根绳子，然后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向后窗。劳动委员张小丰个子不高，脚下垫几块断砖，本来就不牢固，站上去腿都打颤。看见女生拿着内裤像展开一面旗子，扭着腰枝一摇一摆朝后窗走来，样子滑稽，引得坐在通铺上的几个女生指着她的内裤，说她咋不举头顶上呢。这时，突然女生停止扭动，想逗近旁坐着的女生。结果，有点做贼心虚的张小丰，心里一紧张，垫在脚下的砖倒了，他吓得魂不附体，丢下书仓皇而逃。劳动委员太有心计了，太有心理准备了，其实，他不拿贺喜良的书，一个人逃跑也留不下任何蛛丝马迹。即使有人报案，公社治保组的人也只能来现场勘查一下脚印，推断作案动机，定性为流氓作案而已。张小丰饱了眼福，也吓个心惊肉跳，他的不耻行为让贺喜良失去了学业，还背上了“流氓”的罪名。生活委员和女生“小辣椒”翻墙偷看电影事件，也因为她俩受不了同学的冷嘲热讽，没等到毕业就提前离开学校。高中学业结束，学校不搞毕业典礼，我们文艺班自己举行。毕业典礼那天，班长借口生病早早离开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疯狂一次吧。大家不会跳舞，只能唱歌或唱样板戏。说是毕业典礼，却像是一台晚会。大家一支接一支唱歌，或是京剧选段，或是豫剧唱腔，每个人都唱得热血沸腾，激情膨胀，泪流满面。我们的歌声充满整个校园，吸引了机电班和农化班的毕业班同学窗外围看。那两个班的毕业典礼很简单，班主任跟大家见面后，把一张盖有学校印章的纸质毕业证撕给大家后，这一届学生也就毕业了。揣上毕业证没走的人就来到我们教室前，看我们毫无拘束的演唱。我唱的是《红灯记》李玉和被捕前与李奶奶和李铁梅告别时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我唱出了铁血男儿的柔情，我唱出了男子汉的英雄无畏，我唱得泪眼婆娑。
青青校园，青葱岁月。高中毕业也是人生的一次散场戏，未来去哪里，生活什么样，都需要重新登场。
我们走了，我们离开了校园。学校围墙在我们这一届学生读书期间，经风历雨颓然倒塌了一段，而倒塌的一段围墙又被我们文艺班的同学给打上了。但不知为什么?记忆里只要一想起校院那堵轰然倒塌的围墙，就会想起我的同班同学贺喜良：一位有自己理想文艺气息很浓的农村青年，离开校园后，他去了哪里?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他会不会坦然面对再度遇到人设崩塌的那堵墙?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段墙，免不了有风雨剥蚀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