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交车上，我座位前面一对父女的对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小女孩儿看样子只有四、五岁的样子，在兴致勃勃的翻看一本看图识字，她指着画中的小毛驴大叫：爸爸，大马。爸爸说错了，那不是大马是毛驴。小女孩儿固执的说就是大马。爸爸就不厌其烦的给女儿解释着马和驴的区别。这可笑又可爱的一幕，让我想起我在这个女孩的年龄时，是认识毛驴的。
那时我住在乡下的姥姥家。姥姥家有一头黑背、白肚的毛驴。姥姥说是斗地主后政府给分得的。它的毛发油光水滑，矫健英俊，非常的活泼可爱。在那个时代，谁家要是拥有一头小毛驴，那可就是富裕人家，让人羡慕了。全家人都把它视为宝贝，视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它很懂事，清晨，早早的就自己出去溜达，找食吃，等我们吃完早饭它就回来了。姥姥给它套上捂眼，就是黑布眼罩，就把它牵到磨房推磨了，它任劳任怨，在狭窄的磨道里不知疲倦的一圈又一圈的无休止的走下去。坚实的磨道已被他踩出了深深的沟壑。这还只是它劳作的一部分，家里的累活、重活都是由它来干，诸如：耕田、拉车、打碾子……而它从无怨言，从不发火，只要一把草料，别无他求。我俩是好朋友，我喜欢仰视它那双大眼睛：好看的双眼皮，睫毛很长，还有一层眼影。我在看它时，它总是一眨一眨的和我对视。它把世间所有的喧嚣都屏蔽在外，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最疼爱它的是姥姥，在那个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但姥姥每天都要从自己的嘴里省下一口粮食给它吃。小毛驴深知姥姥对它的疼爱，在它不干活的时候，姥姥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姥姥在灶台烧火，它也固执的站在姥姥身后，撵也撵不走。很像是姥姥的贴身警卫。可是好景不长，那时正值“大跃进”时期，牲畜要归公，要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姥姥做了痛苦决绝的抗争，它把小毛驴关在家里不让出门，还找生产队的干部去理论，但最后还是眼睁睁的看着它让人牵走了。至今我仍记得姥姥那无助的悲伤，她时常独自在栓毛驴的小北屋落泪。自从毛驴被拉走之后，姥姥每天都要颠着那双缠裹过的很小的小脚，到生产队给毛驴送口吃的，我时常陪着姥姥一起去。姥姥抚摸着小毛驴，给它说会儿话。姥姥每次回来眼圈都是红的。我从一个孩子的思维中，我理解了姥姥，理解了农民，也开始懵懂的认识人生。
后来我离开了姥姥家，就再也没有见过它。再后来听说它被生产队的干部偷着杀了吃肉了。姥姥到生产队大哭大闹了一场，也大病了一场。从此后，谁也不忍心在姥姥面前提起它。
我再次见到毛驴，是七十年代。
那年我参加了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我所在的生产队是青海东部的脑山地区。那是一个交通闭塞，十分贫困的汉、藏混居，半农半牧的地区。房屋都建在山坡上，出门就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毛驴就成为了当地最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在那个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的村民眼中，谁家拥有一头健壮、毛色漂亮的毛驴，那种自豪和满足绝不亚于如今拥有一辆宝马和奥迪汽车。谁家娶媳妇，如果自家没有毛驴，就要提上礼物去借毛驴。那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区，吃水都是冬季下雪时储存在村民挖出的水坑里的“窖水”。水如油般金贵。可毛驴的主人会很慷慨的用一大盆水把毛驴刷洗的干干净净。接新娘的毛驴，头上扎着大红绸，身上挂着彩带，驮着俏丽的新娘子，被村民前呼后拥，热热闹闹的嫁出去。那乡土，野气，美得让人心动让人醉。我的藏族房东巴卓玛和新郎都是本村的，两家离的很近。但新娘巴卓玛还是骑着毛驴，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走一圈，嫁给汉族小伙尕旺的。我站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突然脑海中涌现出杜甫的诗句“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后来，我一直在城市居住，就再也没有见过毛驴了。我的先生痴迷于画驴，在他的笔下，算不上诗情画意的毛驴，却总会有一种不俗的气质和味道。各种形态的毛驴憨态可掬，栩栩如生。让人感受到毛驴所带来的独特魅力。前来给他索要画的人也越来越多。先生说，他的这些画作还都是在年少在家乡时打下的基础，那时家乡的毛驴很多。他很想去体验生活，再去观察和看看活生生的毛驴。说不然就要“江郎才尽”了。但他去过不少农村都没有找到毛驴。朋友告诉他在皖北有毛驴。他兴致勃勃的去后才知道，那并不是他想找的快乐生活着的农家小毛驴，而是一个肉驴养殖场，圈养的毛驴个个膘肥体壮，是一批批等待进入屠宰场的商品。
著名漫画家吕士民先生送我一幅《农家小院》的画作，画面是一个活泼美丽的乡姑和一头俏皮的小毛驴。引得我的朋友和同事都慕名前来观看，都对画中的小毛驴赞不绝口。我想也只有有着深厚农村生活底蕴的画家，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毛驴现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它离我们越来越远，成为了稀有动物。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机械化和车轮子的时代。已不再需要毛驴那种慢节奏的劳作方式。毛驴和人之间延续了几千年的伙伴关系，还有亲情正在远去和消逝。我不知道这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必然，还是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使然。我想，两者兼而有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