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
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沈从文之子——编者注)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去后，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是沈先生在1961年2月2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12页，估计不下6000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还有1947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近现代文学史中，有两种关系很动人，相濡以沫共度危艰的夫妻，不离不弃风雨与共的师生。他们让我们相信人性始终有光。沈从文和汪曾祺无疑属于后者。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1949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1948年12月7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京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的，还有朱光潜、杨振声。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
“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不幸而言中。
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
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30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直到1961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张兆和，沈从文的妻子——编者注)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没有实现。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