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徽州、宣州、池州，包括繁昌、南陵的一部分山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数十次进入皖南，或培训学习或交流考察、走亲访友。对在平原圩区长大的我来说，皖南就是另一个世界，她新鲜、生动、丰富多彩，犹如天堂般的存在，每次在那里流连，都有着“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感觉。这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山川溪谷、物产气象、人文历史，是如此的瑰丽丰饶与厚重，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方净土，一块风水宝地，让人无论魏晋，不知有汉，击节赞叹，而又掩卷沉思。
初识皖南是从九华山、齐云山和黄山开始的，徒步登山，峰回路转，移步换景，空灵自然。记得爬到黄山玉屏峰时，已近黄昏，清风疏朗，金辉一片，租了两件棉衣，我和爱人及一众同事，蜷缩在玉屏楼的大通铺里过的夜，明月当空照，清泉涧中响，又等着第二天赶早看日出，兴奋得难以入眠，脑子里尽是猴子观太平和梦笔生花的的美妙。那时也不知道九华山、齐云山都在佛道的四大名山之列，对这些道场的来龙去脉，以及地藏肉身、舍利子什么的知之甚少，也无意深究，更不谙信仰的力量，但对他们选择在此寂静清虚之地修禅布道的眼力和耐得住寂寞的功夫心中称奇。在经过一处处洞庵，看到三、二僧尼的葛衣素斋，脑子里就想着，人生倘若不称意，不妨散发弄扁舟，人有多种活法的意识油然而生，虽然还很朦胧。
关注皖南是因胡适而起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喜欢翻阅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读到过一篇关于徽州三胡的探源考证文章，印象深刻。因为一段时间我很推崇胡适，姑且不论学问上获36个博士，仅凭他通晓十几种语言就让我惊诧汗颜，我毕业考试时英语未过，险些拿不到学位。故居在绩溪上庄，“我从山里来，带着兰花草”的胡适，有如此之高的天赋，一定不是偶然，他是龙川湖、金紫胡还是明经胡?(有人说徽州有四胡，还有个遵义胡，又称尚书胡)，我去上庄朝圣过，论风水在皖南并无异象，有人说胡适是胡昌冀的大儿子胡延政的后裔，那他就属明经胡了，也就是李改胡(假胡)。唐昭宗李晔在被朱温裹挟迁都去洛阳的路上，将其十岁的儿子悄悄托付给一胡姓官员，潜回江西婺源考川，为其取名胡昌冀。后唐时期胡昌翼考中明经科进士，知道自己身世后，无意为官，在家开馆讲学，是一代大家鸿儒，这样说来胡适有皇族血统，是经学世家。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倒也中肯贴切。徽州自明之后，文风日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是“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这样的氛围，自然也造就了上庄的胡开文，徽墨芳香陶醉了一代代莘莘学子。上个月辞世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也是徽州人，他在安徽医学院读公共卫生专业，与我同龄同届，师出一门，后来他在美留学多年，出类拔萃，成为顶级专家、行业翘楚，三年防疫使他走向公众，尽管他的某些说辞我很难苟同，但他的学术造诣是我望尘莫及的。徽州人能吃苦，号称徽骆驼，“前世未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半夜收包袱，天光下杭州”。徽州人尚读书，我曾在西递一户人家的中堂看到一幅楹：“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微言大义，一语道破天机。徽州人也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同样有副对联：“读好书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绩溪龙川必须去的，在龙川胡的祠堂里，先祖胡富、胡宗宪赫列其上，一个户部尚书，一个兵部尚书，这里是胡锦涛主席的祖祠。我朝访过旌德江村、还有朱旺，黟县的宏村、南屏，看过一道道不乏巍峨的牌坊，一座座庄重森严的祠堂，一幅幅水墨渲染的画廊，徽剧，徽商，徽菜，徽派建筑，新安医学，在有清一代，一骑绝尘，各领风骚。
走近皖南，你不仅无法逃避其物产的诱惑，甚至会痴迷，它们都是独特的存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符号)，最能代表是的“竹木茶炭，笔墨纸砚和道地药材”，宣纸歙砚、祁红屯绿自不待言，这些都是贡品，很早就获得过国际大奖，是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欧洲人就是在中国的茶香里，发现了春天的芬芳，结识了古老的中国。我正在读王旭烽的长篇《南方有嘉木》，这是一部以杭州一家茶庄几代人的浮沉为线索展开的一幅时代画卷，让我想起曾隐居在苕溪(今湖州)、撰三卷《茶经》的陆羽，于是我确切地以为，徽州人走出大山，徽商名噪一时，都源起于这里产茶，产好茶，他们背起行囊，带着茶叶特产和制作技艺，沿着新安江走向苏杭，或当伙计，或开茶坊，由此敲开中国和世界的大门，登上属于他们的舞台。可以想象，当年他们一手拎着猴坑里的茶叶，肩上背着文房四宝，出入于士族大户官宦人家是很自信，也是很受待见的，文人士大夫对此也是情有独钟的。如果说是贿赂，也是很雅致、很清流的一种，徽商后来能做盐生意、做盐官，风生水起，赚大钱，蛛丝马迹就在这里。名动朝野、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商业版图里，“庆余堂”为他带来的影响和声誉是不可忽略的。“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他发明研制的“百方紫雪丹”等多种名方至今仍流传于世，这要归功于新安医学的兴盛。而新安医学在中医学里自成一派，徽州深厚的文化和盛产多种道地药材是其起跳的两翼，像黄山贡菊、九华黄精、旌德灵芝、宣州木瓜……都是草木精华，灵丹妙药，皖南的名医不可胜数，原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王键和他的父亲王乐匋(也是我的老师)，皖南医学院的国医大师李济仁都是从徽州走出来的杏坛大家。貌似平常且早已过时的栗炭也值得一提，在没有电的年代，取暖御寒，绝不是小事，尤其在长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是生命攸关的。杜甫《卖炭翁》里，“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就是雪中送炭，救人以急。据说唐代的长安，因为人口不断膨胀，取暖御寒，将终南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以至难以为继，才迁都东向的。晚清官场，流行过一首歌《一剪梅》，起头两句是：“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所谓炭敬，就是给京官馈赠冬季取暖的木炭(钱)，常丰就是经常化，不能少。皖南的栗炭，轻薄无烟，耐燃少灰，是上乘之品，极受欢迎的。今天，我们倘佯在皖南大地，那些深井大院、木雕石刻、楼台屏风，都无言地展示着百年前这里的富足和风光，不能不说是这里丰饶且为时所需的物产造就的。
在皖南的数度游历中，去泾县买茶，到郎溪石鼓子山踏春也是记忆深刻的。我单位有位离休的新四军老干部，以买茶为名，带着我和爱人一行在泾县的大山里转悠了好几天。山道崎岖蜿蜒，青山绿水环抱，正是四月光景，桃花、杜鹃和油菜花竞相争艳，所到之处皆有他的亲朋故交，宰鸡剥笋，熬汤煮茶，喝着腊月里酿制的米酒，吹着庭前竹下的清风，听他们讲这里曾经过往的故事：长毛曾在皖南肆虐多年，杀人如麻，十室九空，至今皖南人丁不旺。看到一个资料说2021年时皖南人口还不如道光年间多。新四军在此驻扎三年，蒙千古奇冤，他带我寻看篱墙石院上尚存的弹孔，找寻项英当年遇难的蜜蜂洞，讲项英的革命经历和凶手刘厚总的下落之谜，我都是第一次听闻，刷新了我许多认知。项英是个老革命，在中央苏区位置很高，主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领导游击，九死一生，吃的苦不比长征少，陈毅有《梅岭三章》，形象地表述了那段经历，没想到竟死在自己警卫之手。老人说，皖南事变固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排共的本性使然，但与项英率总部在皖南徘徊日久，又远离延安，避敌自保，举措迟疑，终致覆败;不主动寻机出击，就会授人以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就像有位领导对干部说的：“你不表现，没有贡献，我怎么能将你发现?”记得在南坑的一户溪边人家，主人用砂吊子在柴炉上煮着的溪水，泡着刚从里屋焙烘房里取出的明前汀香茶，感觉整个皖南的春天就浮泛在这一碗碧绿里，至今想起来都口齿生津，清香绕梁。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了几十斤，回来分发给同事，可是同事们大多未品出个所以然来，“当时只道是寻常”。好茶需要好水，好马需要好鞍，此一时，彼一时，心境不同，感觉迥异，正如杜甫所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到郎溪采风是和县长一道的，是个周末的夏初，石鼓山是他当年砍柴的地方，山不高，也都是些斑茅和杂树，但有块不规则且光滑的赭褐色巨石，重有数吨，立在山顶，与山体的接触面不过拳头大小，风一吹似能感觉到石动，虽无根基，但有重(份)量，也能泰然耸立，我当时心里想，我们县长就是家乡这块巨石所化。
上周末和几个老朋友沿着皖南川藏线，在初冬的山里看落羽林最后的辉煌，是夜住在孔雀人家，大半圆的月亮镶在蓝天傍在山顶，仿佛伸手可摘，在皖南来来往往的一幕幕也明月般清爽润泽起来。我曾经深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在皖南，如果把皖南徽州的故事演绎好，绝不逊于山西的《乔家大院》，和《大宅门》《走西口》，可是安徽文艺界从《徽州女人》着笔，多了些辛酸，少了些悲壮与豪放，缺少大家气象，倒是多年前应天齐的版画给皖南勾勒出不凡的境界。在风过叶响的竹海边，我想起正在读的迟子健小说《群山之巅》，大兴安岭里有个龙盏镇，当然是个绝美的地方，镇长醉心于这方水土的静谧和神奇，对到这里搞勘探的、投资开发的，甚至无意中发现了有无烟煤的村民，绞尽脑汁地盘算如何驱离打发或让其闭口不言，在越来越无奈中，他选择在群山之巅建一座土地庙让人供奉祭祀，祈求护佑这方土地免遭涂鸦，当然这也就是迟子健的想法。
皖南这块钟灵毓秀的版图，应该整体打包申遗，作为人类后工业化时代最后的精神家园，恢复刀耕火种，迁移所有工厂，实施最严厉的保护，让时光在这里凝结，让岁月永远静好。
